本期嘉宾：潘络绎
潘络绎
潘络绎，潘光旦孙女、大陆女歌手。低调的女主音，充满天马行空的丰富想像力，擅长书写诡异奇幻的文字。潘络绎自幼学习音乐，曾获卡西欧电视大赛金奖、中国网球公开赛活力新星最佳原创作品奖等奖项，1995年至2003年期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各国乐坛活跃，曾作为特邀歌手参加凤凰卫视举办的圆明园300周年演出。她是乐队的实力主唱，有一把清澈动人的嗓音，演绎出作品中的丰厚文化底蕴。
潘络绎女士介绍：民国北平以文化城著称，犹如旗下公主，虽然落魄，但底蕴深厚。1935年，《世界日报》决定采访北平学者，连载于该报的“教育界”版，是为“学人访问记”。所访69位学者，文理兼顾，既有文史学家顾颉刚、周作人、沈从文等，也有自然科学家胡先骕、曾昭抡、秉志等，皆为一时之选。
“北平学人访问记”均为访问实录，从学者身世背景到学术研究、社会时事，再至将来计划，恰似一篇学者的口述小传。由于“学人访问记”散见于《世界日报》的故纸堆中，鲜为人知，不仅学界少有提及，即使后世为学人立传，也罕有引用者。近年由香港岭南大学张雷整理、编辑，近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北平学人访问记》，本文即69篇学人访问记之一。
《北平学人访问记》，贺逸文等著，张雷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出版
一、他住在清净幽雅的清华新南院；因为坏了腿，肋下撑着两根拐杖
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再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所以造成这种败落情形的原故，自然又是“公婆各有其理”。不过，我们从事实上追求这种原因，也不是很简单的，更不是因为某一种事故。如果依据优生学的理论讲，重要的原因，还是人的关系。因为没有优良的国民性质，同良善的环境，结果就造成了目前畸形的状态。这个原因，我想是重要的。
潘光旦氏研究优生学及社会学多年，著论甚丰，历年在上海光华、暨南、复旦、大夏等大学任教很久。去年北来，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社会思想史、家庭演化、优生学、家庭问题及人才论等学科，对学术界的贡献甚多。我在阳光和煦的初冬，和同事旦问乘着备一般贵族乘用的汽车，到清华园去访问他。我们都是久居市廛的人，郊外山峰峦叠，阡陌杂布，松柏成行，倒觉得另是一番风味，不禁地沿途欣赏。到清华大学后传达处的人，翻开簿子，告诉我们潘氏是住在新南院十一号。因为新南院这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生疏一点，多问了两句，引起了他的问话，仿佛觉得我们是“老憨”。于是又重出清华的校门，找着了新南院的方向，原来那就是从前首善第九工厂的旧址，去年才被清华改建为教授住宅。一所所的西式房子栉比着，四周旷野，不啻为世外桃源。虽然那里住着十户人家，却是静寂得很，无从辨别出潘氏的住宅，我们只得徜徉在这个新的地方，后来在无意之中发现了。
潘氏的住宅是一所朝南的房子，许是冬天的关系，院子里没有花草，只是前廊下放着一个圆的小木桌，同当凳子用的黄色玻璃瓦，表现着乡村的风味。我们被一个围着围裙的仆人召进后，依着那个环境的规矩，在甬道里脱大衣时，潘氏已拄着拐杖出来了。我们照例地打了招呼，虽然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他给我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坏腿，因为那是在人间容易见着的，而是他那和蔼的态度。我们谈了三小时的话，他总是那样的和蔼，好像充满了快乐的人一样。他是一个不很瘦的人，尤其是他面部，更显得丰满，不大高的个子，胁下撑着两根拐杖，也就不显得了。他的服装很朴素，一件布的袍子，同一双布鞋。房间的布置，并没有因为是西式的关系，而有点华丽。除去了几件实用的桌椅外，完全堆满了书籍。他整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就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着，后来到别的地方去接电话，我所见到的也是朴素同优雅。
我们坐定以后，为得便利起见，首先由旦问给他画像。我们在这个时间里，谈着各种事情，知道他们所住的房子只收30元的房租，并且一切的科学用具，都很完全。这样的优渥的待遇，自然是能够使学者安心地研究。
二、国文程度是在清华时造成的；腿被割后到现在快20年了
首先，我们谈到他的经历。潘氏说他是江苏宝山县人，现年36岁，光绪二十五年生于原籍。他的父亲鸿鼎，是戊戌年的翰林，与吴雷川是同年的。逊清末年，曾任咨政院议员，改元后曾于陆征祥任国务总理时在国务院任事。他在那样的书香环境里，当然是很早地就读书认字了。曾经读过一年私塾，仍是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可是没有做过八股文章，所以他现在还说：“可惜生得太晚了，不然做做八股文也不错。”据说他现在能够写得好文章，私塾并没有对他有点帮助。当他七岁的时候，便入了县立的小学，到十四岁的时候，在高小毕业的。毕业后，在家里休息半年后，便投考清华学堂。那时的清华，还是只有中等科，系由各省民政厅教育司考送的，他便被选中了。在民国二年下半年的时候，北来入清华的。当时的清华对于国学并不很注重，因为是留美预备班的性质。可是他的国文根底，却是那时造成的。当上国文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注意，教员也是敷衍了事的，他却在上国文时，总是用心地听讲，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对于国文特别努力，所以现在他自己也说，他的国文程度完全是自修成功的，并且还时常将这些经验告诉他的学生。清华的中等科本来是八年毕业，他因为腿的关系，耽误了一年，所以到民国十一年才毕业的。
现在他的腿算是他身体上奇特的地方，因此我请他说明腿被伤的情形。他说那是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运动的关系，腿就发生了毛病，以至于割去，到明年一月十八日，整整的二十年了。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年岁尚幼，看见许多同学都能运动，自己也好胜，时常地跳跳蹦蹦，不觉地将膝骨跳坏了。后来两骨相碰，慢慢地发炎。后来又不知不觉地进去了结核菌，那个地方的病，也加重了。但是仍不知道有很大的危险，仅只找几个中医同西医看看，敷上点普通的药，但是并没有效力，而且膝盖还烂了，于是觉得不能忽视的，到协和医院去治疗。最初，医生同他本人都想设法保存，不过医生用了许多的方法，都是没有希望，最后只有割的一个方法了，因为再要迟延，毒菌升上去，于生命就有危险了，于是便写信征求家庭的意见，家庭认为是他个人的事情，不作主张。那时，医治他的大夫是辉勒，问他是要腿还是要命，因为要命便将坏腿割去了。本来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的，割后九天，便能起床行动，精神方面也好得多。不过，他的朋友们觉得他割去了腿，对于他的前途会发生影响的。他自己却很达观的，并没有感觉痛苦，而且后来因为腿的关系，还受了许多的优待同帮助。
三、因为坏了腿到处受优待；留美时专攻优生学同社会学
当潘氏到美国留学，正是欧战停止不久的时候，许多受伤的士兵时常出现在头等或车船里。他坐车时常遇见那些兵士。他们都以为他也是同样受伤的战士，所以对于他特别和蔼，就是普通人对于他也表示恭敬。当他到芝加哥的时候，他在街上行走，汽车电车常常为他中途停驶，因为那时美国人对于欧战受伤的士兵，是特别表示尊敬的，是以他在美国受了许多精神上的安慰。学校里更不因为残废一双腿，对他有不同的待遇。那时，他在美国也与普通人一样地乘坐电车。到上海后，因为车中秩序太乱，就不敢乘坐了。当他右腿割去以后，还时常地感觉到发痒，有时甚至于并不感觉失却一只腿，因为脑神经仍是通到未曾割的那部分。潘氏胁下所用的拐杖，总共用了三副。第一副是在国内配的，后来在美国遗弃的；第二副是在美国的时候一位华侨赠送给他的，因为他替那位华侨的孩子补习英文，回国后徐志摩因为腿坏，借了去用，并没有还给他。现在用的是第三副，是他的弟弟五年前在美国买来送给他的，皮头也已经坏了。他使拐杖很灵活，转动都不比常人慢，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撑着拐杖开门取东西，都与常人无异。据他自己说，去年十月曾经在妙峰山爬了40里山路，后来到顶上也是自己走上去的。现在出门常是独自一人，而且由他住的地方到清华校内，有一里多路的光景，也时常走着去的，并不感觉痛苦与困难。
潘光旦
谈完了关于他腿的事情以后，我请他继续谈他的经历。他说，他是民国十一年秋天到美国去的，一直就在美国东部的达茂大学里读书，这是在清华时一个美国教授介绍的。那一个小镇一共只有四千人，而大学生却占了二千多人，其余的人也多半是为得大学生而来经商或做别的事情。那个环境很适于读书，因为没有普通都市的尘嚣。不过比较冷一点，就像我国吉林省一样，一年有五个月是下雪的时间。当他到那里的第一年，曾经跌了七跤，第二年就只跌了两跤，这是因为地势的关系。他在达茂大学是插入三年级的，本来可以插入四年级，因为很久没有中国人入那个学校，所以只能插入三年级。后来学校负责人还对他说，当初实在不知道他的程度很好，不然一定可以插入四年级，并且表示抱歉的意思。当他没有出国的时候，想学社会学，在船上的时候，又想学优生学，因为研习优生学，必须学生物学，所以后来他在大学里，正科是学生物学，副科是社会学。这两种学科，对于优生学，都是很有关系的。
四、未到清华以前曾在东吴、光华等校任教；欲纠正我国人自私自利的弊端，治本方法是改良现有的家庭制度
在纽约附近长岛的冷泉港，有一个优生学馆，现任美国的大总统罗斯福就是生长在冷泉港的人。潘氏曾经有一个整年同两个暑假，在那个优生学馆里研究。当他到美国的第一个暑假，就在那个优生馆的暑假学校受训练，1924年还去过一次，后来这个暑假班便停办了。现在中国大学里当教授的，曾在那个暑假班研习过的人，还有金陵大学教授依拉克，不过比他早九年的时间。从1924年到1925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机关研究，直到1925年的暑假，才到麻省林洞海边生物学馆去研究。后来便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习动物学与遗传学，得了文学硕士，民国十五年便回国了。依照清华的规定，他还有一年的读书机会，自然他是放弃了。
潘氏回国后的第一年，在吴淞口国立政治大学担任教务长。民国十六年五月间，到上海《时事新报》编副刊《学灯》，共编了11个月，后来便在上海光华、暨南、复旦及大夏等大学担任教授，最短的也有半年的时间。又曾经担任过东吴大学预科主任的职务半年。民国十九年秋间，在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长。因为学校当局认为罗隆基在外发表言论过多，想辞去罗的职务，他认为那不是合理的，向学校解说无效，于是也就辞职了。辞职后两三年，没有教书，只主办过《优生》月刊及《华年》，同作了几本书。去年即应清华大学的聘请，北来任教，担任社会思想史、家庭演化、优生学、家庭问题，及人才论等科教授。因为他四点还有事情，所以谈完他的经历以后，继续就谈些关于学术方面的问题。
潘氏是偏重优生学问题研究的，所以首先我就请他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当前的问题，一部分是人的问题，这是属于负教育责任的，另一部分是品质的问题。中国过去的历史，有一种势力，就是淘汰作用。这种作用是反选择同反优生的，这样的特点来应适20世纪的环境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家庭制度，也是趋重保守的，不能使人去冒险。所养成的人才，仅只是对付小范围的，不知不觉地就养成了自私自利同贪赃的坏风气。因为一个人要应付那种小范围，就不得不自私同贪赃。中国人所以自私的原因，可是说是荒年造成的。当荒年的时候，是要设法使着个人能够生存的，于是自然地就形成了那种坏的自私。不过已经有过二千多年的时间，现在如果再退回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治标的方法，应当是让有才干的人自由地发展，将自由的门打开，短时间内或者能够造成一种新气象。治本的方法，是要改良现有的家庭制度。”他的话虽然很简单，但是都很中肯。
《中国之家庭问题》
五、他主张国人应当组织不大不小的家庭；张竞生讲性的问题不该用错了方法
因为潘氏谈到了家庭问题的话，所以我就请他说明中国家庭改造的途径。他说：“我近年来有一主张，就是觉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点。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壮少三辈组织成的，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壮的有力气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气，使着家庭的福利能够推进。这样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点向外发展，对于国家同社会，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是有益处的。如果有弟兄的，等到弟兄长大以后，必须要分出居住，老人则由弟兄们轮流奉养。这样的家庭，便可以将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好处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详细地说明白一下：（一）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可以使社会的老少合作。外国的小家庭对于社会事业很热心，时常救济贫苦的人，但是他的父母就许是被救济的人。中国人孝的观念，却是可取的，因为朋友还有相济的义气，不过老的不一定要希望还报，而少的是应该想着还报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特点。（二）家庭制度是不能废除的，可以使着种族绵延到几十年。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是句俗话，但是不能打破的，未来是否有问题，当然不必顾及了。同时，无论社会如何不好，是不能怪的，因为那是多方面的原故造成的。而社会所以能够维持到现在，这些人是有功劳的。”
在这里他还顺带地谈到人的身体方面，他的意思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与外国人的身体来比，当然是两样的。西洋人是需要动的，而中国人抵抗环境的力量却很大，尤其是山东人同广东人，更富于冒险性。于是，我们又接着谈到性的问题，当我们给他画像的时候，曾经约略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对于性的教育太缺乏，而且也看得太神秘了，所以曾经发生过许多畸形的事情，同一些美人名士的风流典故。近些年来，提倡新文化同新教育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点矫枉过正。例如张竞生对于性的解说，本来的意思是很正大纯洁的，不过他的方法用错了，所以结果造成一些于青年有害处的事实。在英国有一位学者，也是专门研究性问题的，而且有七大部著作，不过他是先解释理论，然后再用小号字印述实事，而张的方法却是注重事实的述说，于是给一般青年灌输了邪的观念。他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同研究的，不过讲解同听的人，都应该有相当的训练，才能够同讨论普通学术问题一样。潘氏曾经在北平公开地讲演过这个问题，就个人、国家及民族等方面，讲解很是透彻，结果很好，打破了一般人以往谬误的观念。
六、不研究性教育是近代教育的欠缺；现在教育制度没有科举制度公平
这时他听了我的问话后，并没有一点不同的表示，很坦然地说：“性是人类最大的原动力，而中国人看得太小，只认为是男女的关系，同时又看得太神秘了，所以就忽略了性的重要。其实性与个人卫生，性与社会，如婚姻、娼妓、花柳等问题，以及性与民族，如优生学，都是很有关系的，而且都是可以公开的。中国人对于性的看法，固然不如天主教同佛教那样十分地严重，但是也不是用正当的态度去研究的。尤其是近代教育对于这一点，算是有很大的欠缺，这是应当设法纠正的。不过性的教育，以母亲施教为最好，可是不要骗他，也不能引诱他，而是一个平淡的问题。记得有一位文学教授讲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一段文章是说性的，这位教授就不肯讲了。这种现象的结果，反容易使学生想到邪的地方，应当是与其他的学理一样地讲。这个问题，对于女子方面更为重要。因为女子性的组织最复杂，而是全身受感觉的，同时将来还要教训小孩子，所以对于女子，应当特别地注意。至于中学生性的坏习惯，自然是应当矫正的，就是自始至终，不能对他讲解性的关系，就是在半途讲解也是好的。因为中学生这种坏习惯的养成，不是听同学说的，便是看来的。如果不能使他们有一个正当观念，这种坏的习惯是可以延长的。小孩子手淫，当然不是好的习惯，但这不是本身的关系，而是受警告的亏，因为往往大人用各种方法去恐吓他，反使他认为神秘的了，所以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去讲解的。”
然后，我们又谈到社会同人才问题。他说：“社会制度是演进的，不主张操切，应当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政治、教育都是一样的。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没有从前科举制度公平。在从前，除去剃头唱戏的少数人是受限制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出头的，现在的教育是需要资格同钱的。人才最要紧的是遗传同环境，现在的教育，不是从这方看的。人才取用，固宜用考试，但是也应当有制度让人自由地表现，不要压制。穷人反倒能吃苦，而容易成大事业。不受大学教育的，也能做大事；已经受过大学教育的，不见得就能做大事，能够成功为一个人才，还是在乎本人，要有富贵不能淫的精神。”
最后，他告诉我他以后研究的计划。他是注意人才与优生学的研究，同时还注意思想方面的研究，现在正研究中国伶人，因为伶人多半是穷人出身，而且是有相当本领的，不然是不能成功的。我出来的时候，他撑着拐杖，很客气地送到大门。
（1935年12月6—11日）
附：
潘光旦：教育须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大学教育 2020-08-01
近代教育远离做人之道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地步。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教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议不论之列。
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绳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的脑经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
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每年毕业的好几千的大学生不就是这样么？
何谓士的教育
什么是士的教育？
理智的：“推十合一”
情志的：
在平时——“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处为难——“见危授命”，“可杀不可辱”
《说文》在士字下引孔子的话说，“推十合一为士”。读书人最怕两种毛病，因为是最不容易避免：一是泛滥无归，二是执一不化。
梁任公先生某次评阅学生的卷子，在评语里自承为一个“泛滥无归”者，这在梁先生也许是一种自谦之词，但这一类的读书人目前正滔滔皆是。泛滥无归的人患在推十之后，不能合一；执一不化的人，患在未尝推十，早就合一，这里所谓合一的合字，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因为其间并没有多少可合的内容。
士的教育也着重情绪和意志的培养。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所以备平时。说“士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是所以备危难。以生命做一种理想的拥护者，是士的最后也最有力的一只棋子。而其所以能如此，则端赖平时的培养工夫。
所谓弘，指的就是情绪的培植；用情有对象，这对象是惟恐其太渺小，太零星。所谓毅，指的是意志的训练，持志有方法，这方法是惟恐其太散漫，太不能持久。张横渠所谓“不已闻见梏其心”，是弘。孟子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是毅。
用今日流行的语气来说，前者是有度量，有气魄，后者是能沉着，能撑得住气。久已成为口头禅的仁义二字，其实所指也无非这两层意思。朱子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义之严肃，即是仁底收敛。”严肃时即是毅，未收敛时即是弘。弘毅之至，一个人才敢希望于必要时走成仁取义的一步。
实践士的教育，须要两个步骤。第一是立志，就字义说，志是心之所在，或心之所止，即指一个人的生命总得有个比较认清楚的目的，也就是要打定一个健全的立身处世的主意。第二要学忠恕一贯的道理。读者到此，可能会说我越说越开倒车；其实开倒车并不是一个罪名，平沪车开到北平后，仍然要开回去的。不过我未尝不准备给这些古老的名字一个比较新鲜而易于了解的解释。忠就是笃信，外国人叫做conviction，说得更近代些，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轻易不肯放弃的立场。恕就是容忍，外国人叫做tolerance，说得更近代些，就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见到和谅解别人的立场。其实这何尝不是以前的人造字的本意？
忠字从中从心，董仲舒说得好，“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一个人没有立场，或立场随便改换，甚至于覆雨翻云，朝秦暮楚，总不能说是很健全吧，不健全就是患。恕字从如从心，就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意思。
说忠恕一贯，就指两方面要兼筹并顾。能忠不能恕的人是刚愎自用的人，是党同伐异的人，是信仰一种主义而至于武断抹杀的人。能恕不能忠的人是一个侈言自由主义的人，动辄以潮流不可违拗，风气不能改变，而甘心与俗浮沉，以民众的好恶为依归的人。
这两种人目前又正滔滔皆是，而其所以致此之故，就在以往二三十年的所谓新教育没有教我们以忠恕一贯所以为士之道；没有教我们恕就是推十，忠就是合一，恕就是博，忠就是约……这一类先民的教育经验。
士的教育须在青年期学习
别种教育，例如识字教育，吃饭教育，文官教育等等，多少可以补习，可以追习，惟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期内学习不可。
青年有四个心理的特点：一是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戟（激）与印象；二是富有想象力与理想；三是易于唤起情绪与激发热诚；四是敢于作为而无所顾忌。这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四个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从此推演而出。
不过他们有四个危险：一是流放，而是胶执，三是消沉，四是澌灭。前三种危险在青年期以内便可以发生，后一种则大都在青年期以后。
青年人的心理特点虽因年龄期而大致相同，而其整个的品格的表现则往往因遗传的不同而有个别之异。这种差别，约而言之，又不出狂与狷二途。大率狂的易流于放浪，而狷的易趋于胶执。放浪之极，或胶执之极，而一无成就，则“暴气”而不会能“持志”的结果，势必转趋消沉，而消沉之至，竟有以自杀做最后归宿的。
所谓流放，初不必指情绪生活的漫无节制，举凡读书时代兴趣的泛滥无归，学科的东拉西扯，无选择，不细嚼，以及理想的好高骛远，不切事理，纷然杂陈，莫衷一是，都可以算做流放的表示。
胶执的则恰好相反。有一知半解，便尔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事理，尽在于此，以为社会国家的澈（彻）底改革，非此不成，甚或以白日梦作生涯，以空中楼阁为实境，以精神分析派所称虔诚的愿望当做已成的事实，引为立言行是的根据。
这两种趋势，方向虽有不同，而结局则往往相似，即不是一朝自觉而急转直下以趋于出家或自杀的途径，便是不自觉的变为疯狂，永久的，安全的，以幻作真，以虚为实，而再也不能自拔。
至于第四种的危险，即青年心理特性的澌灭，则往往在青年期以后。我们时常看见有人，在学生时代是何等的好奇爱智，何等的充满了理想与热诚，何等的志大言大，敢作敢为；一出校门，一入社会，一与实际的物质与人事环境，发生接触，便尔销声匿迹，同流合污起来。求知欲很强烈，理想很丰富的会变做故步自封，患得患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会变做追名逐利，狗苟蝇营；家庭改革的健将，会变做妻子的奴隶，儿女的马牛。一言以蔽之，这种人的言行举措，前后会如出两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经澌灭故。
如今士的教育的效用无他，就是要调节与维持这种种青年的特性；调节，所以使不流放，不胶执；维持，所以不消沉，不澌灭。讲博约，讲忠恕，讲推十合一，即所以调节流放与胶执两种相反的倾向，使不但不因相反而相害，而使恰因相反而相成。讲立志，讲弘毅，讲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以任重道远相勖勉，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相期许，险阻愈多，操守愈笃，至于杀身毁家而义无反顾；这些，即所以维持青年期内那种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
再约言之，士的教育，一面所以扶导青年的特性，使发皆中节，一面所以引申此种特性，使不随年龄与环境之变迁而俱变。惟其在青年期内发皆中节，到了青年以后的中年与老年，进入学校环境以外的国家与社会，才有余勇可贾，才能负重任而走远道。
新教育制度之问题
不幸这种士的教育，数十年来，不但已经摧毁无余，并且快到无人理解的地步。在所谓新教育制度之下，一个青年所恃以立身、处世、应变、救国的力量，只剩得一些天生的朝气，或孟子所称的平旦之气，以及上文所说的四种特性的自然流露罢了。
这种朝气与特性的流露，到了相当的年龄，即大约在春机发陈期以后，原无待乎何种特殊教育启发，方才流露，教育所能效劳的，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点点调节与扶持的工夫而已。就今日的形势而论，因为缺乏扶持以致不调节的缘故，此种朝气与特性的自然流露几于无时无地不趋向流放与胶执的两个途径。
近年来的学生生活以及几次三番的学生运动，便是十足的佐证。在比较生性活动的青年学子中间，我们总可以发现大量的不负责任的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甚至于颓废主义者。在比较生性固执而自以为有主张、有理想的分子中间，我们又可以找到大量的成见极深，武断太甚，党同伐异，不是左袒，便是右倾的人。
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宜加入任何党籍，我现在还是这样主张，因为加入党籍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成一些能忠而不能恕的胶执分子，其于民族国家的不能有所裨益，和能恕不能忠的极端流放的分子，初无二致。不过私人的主张终究敌不过教育不瞅不睬的政策。
教育根本不管这一类的事，它只要教人能识字，能吃饭，能应文官考试，能做一个专家，便已算尽了它的能事。及学生活动因流放而轶出了范围，或因胶执而造成了若干朋党，彼此攻讦不已，于是向之不瞅不睬的静态又不得不一变而为大惊小怪与手足无措的动态。一个出了学校，已能识字，已有吃饭本领，已做文官，或已成专家的人，而在社会上犹不免作奸犯科，殃民祸国，教育对它的态度，也正复如此——一个瞪着眼的诧异与全不了解。种麻得黍，教育不问种的究竟是不是麻，而深以为黍的出现的大惑不解。近代的教育便常在这种迷惘的情态之中。
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叫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作者：潘光旦，转载：文化纵横，原载：潘光旦著《政学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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