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在书法、篆刻上均走的是规整、严谨的风格，
绘画则是工笔。
艺术家选择什么方法、题材作为表现手法和对像，
是和性情有着直接的关联。
董其昌在《画眼》中说：
“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
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
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
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
黄士陵未享高寿，
与此当不无关系。
黄士陵作为晚清印坛四大家之一，
其艺术已广为人知、载入史册了。
黄士陵的篆书虽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但与其篆刻相比，
影响则不可同日而语。
他治印的声名太盛，
当是主要原因。
另外，他的篆书面世数量较少，
也阻碍了人们对他篆书艺术的认识与评价。
另一个可能是黄士陵遵循“印从书出”的前贤教导，
更多地将篆书视为“日课”而无意做书家有关。
黄士陵的身体状况似乎不是太好，在《报任安书》四条屏末署“病后握管重若千钧，勉以书成，不暇计工拙也。”我们当然不能仅凭一、二次生病便武断地下结论，但他刻“黟山病叟”当不是空穴来风、无病呻吟。他在自题小像中称自己“老病交至”又是一证。据说他晚年还咯过血。黄士陵虚寿61，不算高寿。
这里，顺便谈一下黄士陵的卒年问题。黄士陵卒于1909年现已被印学界普遍接受，《书法丛刊》2003年第3期曾刊出过“《穆甫学篆节录》稿本及其他”一文，该文作者根据安徽省博物馆所藏黄士陵“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一印边款“癸丑三月”而提出黄士陵卒年“应该是六十四岁或六十五岁”。但这方印仿邓石如风格，是其早年作品，其边款与黄士陵晚年风格不类，与其早年风格亦有距离，因此，笔者认为印真而款伪。该印曾见出版的印谱中，未收入边款，想必编者是有所考虑的。
印文：伯澄所得金石文字
边款：师汉竟铭为伯澄仁兄作，黄士陵。
出版：
1.《黄士陵印谱》P40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
2.《黄牧甫印影》P137，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
3.《增补黄士陵印谱》P146，武汉古籍书店，1992年。
4.《黄牧甫流派印风》P63，重庆出版社。
3.4×1.6×4.1cm
笔者又在黄士陵的后人处见到一本粘贴本印谱，收有此印及边款，说明此边款存在较早。除了边款伪刻的可能性外，还有一个可能便是“笔误”，这种例子在黄士陵的作品中曾有出现，如“宪炘”、“臣印宪炘”二印边款均署“辛未”，然此二印均为黄士陵四十以后作品风格，而按辛未算，黄士陵年仅23岁，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1931年辛未算，黄士陵添寿何止几岁？因此，无论何种原因，“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一印的边款都不能做为黄士陵卒年的“新证据”。
印文：福德长寿
边款：小峰明府以孝廉方正科廷试授官岭南。戊子春，将出任海康，属作判读印记。有“仌渊是懔”、“视国如家”诸文，非洁身积行者，亦乌能此及。是语语曰：天道无亲，惟德是亲。吾知明府必臻寿考无疑矣，因节龙门山摩崖“福德长寿”四字制印送别，即以为 将来左券，黄士陵。
出版：1.《黄牧甫印影》P359，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
2.《增补黄士陵印谱》P35，武汉古籍书店，1992年。
3.7×2.1×6.5cm
早期书法主要写吴让之一路，署款为行书。“愙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一联因有甲申（1884）纪年，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标准参照物。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听鸟说甚、问花笑谁”及书司马迁《报任安书》四条屏。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一册《穆甫学篆节录》，约三十二开本大小，封面署同治丙子（1876），黄士陵28岁，此年黄士陵尚在南昌。据有关人员介绍册中内容为摘录古文，多达几十篇，认为是黄士陵学篆练习册。其实这册《穆甫学篆节录》是黄士陵创作或应酬时所用的底本，略同于绘画中的粉本。笔者曾见过黄氏将几十幅楹联写于一条长长窄纸上，用途是一致的。因为写一篇篆书，碰到一、二个乃至几个难字也是正常的。《穆甫学篆节录》亦为吴让之书风，也有徐三庚的影响，可见他写吴让之篆书时间较早。笔者曾在黄山市私人藏家处见过几件黄士陵篆书日课，都写的非常认真，不亚于正式作品。
印文：秋晓盦
边款：1.黄子久《楚江秋晓图》为海内神品，前明项子京天籁阁中物。番禺潘季彤观詧以重直购得之，今归其从孙伯澄大兄。重加装潢，以之名斋，用示宝贵。光绪壬辰秋八月，黄士陵记。
2.惟秋乃清，惟晓乃明，清明在躬，惟心享。伯澄仍属，穆甫奏刀。
出版：1.《黄牧甫印影》P194，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
2.《增补黄士陵印谱》P89，武汉古籍书店，1992年。
3.《黄士陵印谱》P195，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
4.《黄牧甫流派印风》P78，重庆出版社。
2×2×4.2cm
“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及书曹植《箜篌引》四条屏大约也书于早期而略晚者。《箜篌引》面目较杂，书者一方面欲追求金文的斑驳、浑朴气象，另一方面长期学习吴让之而养成的用笔习惯又时时流露出来。结体欠稳，用笔亦较生硬。但它是黄士陵书法转型期的一件作品，值得研究。最后一屏中“景”、“可”、“民”、“不”等字已初具自己面目。
第二时期书法以小篆为主、兼有大篆，即所谓“合以古籀”。因黄士陵在吴大徵幕下较长，篆书曾受到吴的影响。此时黄士陵篆书线条稳定、笔力坚实，已初具规模。如“万福源头归德积，六经注脚在躬行”、“精鉴今之特健药，慎言古有磨兜坚”等。写给“瑞生”的两副四条屏为第二时期较晚者，这时黄氏书风已基本形成，笔划更加稳健且有姿态，气息古朴，尤以《说文后叙》一件为佳。三点水的写法，“皆”、“国”、“山”等字的下部弧圈包围结合处故意错落不对接等特点，已成了黄士陵成熟书法后的明显特征和特点。黄士陵第二时期书法还有一个特点，既署款改行书为隶书，我们发现吴大徵的一些篆书也是用隶书署款，是否在这点上黄士陵也受到吴的影响？或许笔者所见有限，目前尚未见过黄氏单独隶书作品，说明黄士陵隶书仅为署款而存在。
印文：松园编诗
边款：澄湖大兄编辑先世遗稿刊为《诗略》，今已成帙，属作是印。甲午夏日黄士陵。
1.8×1.8×5.7cm
第三期作品除了篆书愈写愈老辣、愈成熟外，，其署款已改为带有明显碑意的行书。谷生上款的六件作品均写于这一时期，且出现了两个纪年，我们不妨先将焦点集中在此。乙未（1895）四月，47岁的黄士陵曾回过家乡，所刻“臣度上言”边款记此事，但在家乡住了多久尚不得而知。“飞电流云绝潇洒，银钩秀句益疏通”写于是年夏闰五月，是极有可能在家乡所写。“多载红药待春还，贪广异疏（蔬）行经笀”与“松霠绕院鹤相对，柳絮盍溪鱼正肥”两联因风格与“飞电”联同出一辙，书写年份自是不远。“一威仪以成德，泽经史而立言”虽然也写于乙未闰五月，但字体略有异样。上款虽注有“集峄山碑字”，仅是联句用了峄山碑內容，字体则与《峄山碑》不相干。此联中除了“一”、“泽”、“经”等字仍是黄氏风格外，“威”、“以”、“成”等字笔划则写的十分随意，如单独挑出来，让人无法与黄士陵书法联系起来。可能是黄士陵在习惯书写中主观欲求变化之一例吧。“耻躬不逮，寡过未能”联写于辛丑（1901），黄士陵53岁，此时的他已在前一年回到了家乡。而“辞倾三峡，笔扫千军”实则也是写于辛丑年，只是署了“重光赤奋若”太岁纪年。将两联相比，自不难看出二者的共同风格。又，1983年第4期《书法》、1995年第2期《书法丛刊》分别刊登了“史黄门急就章四条屏”、“鲍明远舞鹤赋四条屏”，两件作品均作于辛丑，有兴趣者可参看。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55岁的黄士陵又写了孔稚珪《北山移文》四条屏，与辛丑年所书的几件作品一样，笔划平实，摒弃一切造作，是“人书俱老”，复归平正之作。因这三件作品有明确纪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准参照物。
印文：大潘皎如鹤出林
边款：杨成斋句刻为澄湖潘大兄，士陵。
2.5×2.5×4.3cm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写于蜡笺纸上，因纸张的原因，显的圆润高洁。《历代名人楹联墨迹》一书中选黄士陵二联，其中一幅内容与此幅相同，篆法大同小异。经过仔细比较，黄山市博物馆所藏一联年代可能靠后。
黄士陵作品上所钤印章问题值得一谈。其中年以后作品上所钤印章多为大家熟悉者，如“江夏”、“穆父学篆”、“士陵印信长寿”、“黄士陵写金石文字记”、“黟山病叟”、“合以古籀”等，均见于印谱中。“造化吾师”一印钤于甲辰春所作“菊”上，印谱中收有一方几乎完全相同的印章，不同处在“造”字的篆法上。从边款得知，此印是为李茗柯所制。大约是李茗柯见到喜欢而求刻的。“老穆”一印从风格看已是成熟期以后的作品，与“具体而微”一印皆不见于目前常见印谱中。“黟山黄氏”、“士陵印章”两印钤于“听鸟说甚、问花笑谁”联上，也未见于印谱中，刀法稚嫩，显然为早年作品。以上几方印章除了不见于印谱，似也未见其它出版物，正可弥补阙失。
文 | 董建
本文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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