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土耳其96年的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政客。他集权又民粹，专制又大家长，精于算计又缺乏活力。埃尔多安的意识形态每隔几年就会改变一次，而且他似乎一边行进一边构思路线。他脾气暴躁——他从公民那里抓起烟盒试图强迫他们戒烟，咒骂那些提出棘手问题的记者，甚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与以色列总统争执后愤然离席。但他也极其耐心——他花了16年来建立他所谓的“新土耳其”，这是一个经济自立，有被边缘化的反对派和新闻不自由的国家。
这种愤怒与耐心的结合使埃尔多安日益得民心。2003年，他在其政党赢得34％的选票后成为总理，到2011年他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近50％。2014年，当他竞选总统以集中他的权力时，参与投票的土耳其人中超过半数支持他。选民们在2018年再次这样做，在此之前他们已投票废除了总理一职。
埃尔多安已化民众支持为力量，并利用这种力量重塑土耳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他扩大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影响力，并使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倾向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他的举措引起了女权主义者、左翼分子和世俗中产阶级的不满。在埃尔多安的监控下，土耳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电影制作人、小说家、摄影师和学者也在监禁之列。自2015年以来，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游行被禁; 自2017年以来，维基百科被封。
今年年初的金融危机后，正发党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失势。但即使他的政党吸引力减弱，埃尔多安也可能在2023年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如此，且他在2028年离任的话，那么埃尔多安将成为土耳其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总统，仅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少一年。国父凯末尔是一位奥斯曼将军，于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度，并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武力使土耳其走向现代化。
在其统治下，凯末尔在一个崩溃帝国的灰烬中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官僚制度，支持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建立，并说服了一个穆斯林国家允许西方现代性进入他们的生活。最初，埃尔多安批评凯末尔集权改造土耳其，指责他的高压统治风格。但自2008年以来，埃尔多安开始不得不平衡政府中各派，尤其是2013年人们在塔克西姆广场上抗议他的政策后，他采取了全然相似的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原先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的政治家却是与他最相似的政治家。
青年土耳其党员
1954年，即凯末尔逝世16年后，埃尔多安出生在卡斯帕萨（Kasimpasa）。这是一个有着露天下水道和泥泞道路的伊斯坦布尔街区，以消防员，扒手和罗姆人音乐家而闻名。作为渡轮船长的儿子，埃尔多安不在宗教学校学习时就靠卖土耳其百吉饼赚取零用钱。归家途中，伊斯坦布尔的黄昏降临，泊于金角湾的货船甲板便是他练习背诵《古兰经》来预备精彩演说之地。同时，他也爱踢足球并梦想从事体育业，并反抗父权制——他的伊斯兰同胞不赞成他着运动短裤，他的父亲让他去找正经的工作。
1969年，当土耳其史上杰出的伊斯兰政治家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发表宣言《国家愿景》（Millî Görüş）时埃尔多安才15岁。埃尔巴坎呼吁土耳其切断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的联系，并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领导人保持一致。从十几岁的埃尔多安加入埃尔巴坎的民族拯救党青年分支的那一刻起，他的政治直觉就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埃尔巴坎的运动支持了圣战组织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和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治集会上，党内领导人谴责他们所谓的“西方十字军心态”，并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描述为其现代化身。埃尔多安及其同僚反对公共领域伊斯兰教的缺位，他们认为，只要不尊重伊斯兰教，世俗政府就不值得尊重。
1985年CIA支持的圣战组织领袖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访问土耳其，庆祝埃尔巴坎回归政坛五周年。埃尔多安得到机会向伊斯兰长老证明自己的组织能力，当时他安排了一场拳击比赛。埃尔多安还听从伊斯坦布尔的纳克什班迪教团（苏菲主义教团）的指令，这个有影响力的教团提供了有助于他获得权力的宗教关系。那些年里，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聘请埃尔多安为其足球队球员，但球队对伊斯兰胡须的禁令使他不得不请辞。服完兵役后，埃尔多安在一家香肠工厂担任管理员。很快，伊斯兰主义者聘请他全职为埃尔巴坎的政党工作——前身被禁后更名为繁荣党，在那里他从会员处筹集资金来支付他的工资。作为该党在伊斯坦布尔的领导者，埃尔多安发表反对“邪恶的世界新秩序”的讲话，抗议海湾战争，并为阿尔及利亚内战中伊斯兰反叛组织的事业辩护。
埃尔多安通过他精于算计的实用主义从其他伊斯兰主义者中脱颖而出，并于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土耳其政治格局的转变。“我们不需要那些有胡子的古兰经诵读者; 我们需要能好好工作的人，“埃尔多安后来会这样说。他建立起一个志愿者网络，可以在几小时内粘贴成千上万的党派海报，并在早上通勤时分发传单给选民。埃尔多安称其为他的“神经末梢”，能够把信息从繁荣党传达至选民。他还用另一个类比来描述他的组织：“砖墙”——精心营造，难以打破。
1994年埃尔多安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时，这些基层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推行伊斯兰节日期间的免费公共交通，颁布在市政机构中禁酒的法令，并取消了对戴头巾妇女的就业限制。当记者向他询问成功之道时，他回答说：“我是伊斯坦布尔的伊玛目。”埃尔多安的狂妄震惊了世俗主义者和将军们，他如日中天的职业生涯行将就木：1998年土耳其最高法院取缔了繁荣党，埃尔多安也在一次集会上因发表激烈言论被控煽动仇恨和被判入狱十个月。司法机构原本计划用来终止其职业生涯的法律污点反而扩大了他的声望，因为虔诚的土耳其人现在将其视为他们的声音，而国家希望他们保持缄默。当埃尔多安离开监狱时，他已准备好走上权力之路。
作为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图片来源：Reuters
就在那时，埃尔多安从地方政治转向了国家政治。他无视对他的政治活动禁令，并领导一个独立团体脱离了埃尔巴坎的政党（他用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格言来解释此事）。埃尔多安于2001年建立了正义与发展党（AKP，以下简称“正发党”），这正是他雄心的载体。在宣布成立新党的新闻发布会上，埃尔多安将民主化和多元化列为其意识形态的基石。他声称他的党派是基于权力共享的：“骨干领导党派，决策非一人专断。”他称自己的角色是“管弦乐团团长”，并宣称“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时代结束了。”埃尔多安与另外两名繁荣党老成员居尔（Abdullah Gu）和阿林克(（Bulent Arinc）共同创立了正发党，这三驾马车拥有来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支持，人格魅力以及一个新颖的想法：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提出的保护宗教自由对虔诚信徒们有利，而民主化符合保守派土耳其人的利益。“我们曾把土耳其视为压迫宗教人士和穷人的利维坦，” 阿林克回忆说，“现在，欧盟谈判进程使我们相信土耳其可以实现民主化。”埃尔多安还指出，由于土耳其政府的不民主性质，他的“保守民主”政党可以被视为“反当局”而不称自己为伊斯兰政党，这样就能在保持广泛吸引力的同时获得局外人身份的好处。它将成为未来几年的成功公式。
正发党以34％的支持率赢得了土耳其2002年的选举，第二位为19％。以前保守党就有压倒性的选举优势——1950年战胜民主党，1965年战胜正义党以及1983年战胜祖国党。但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一旦掌权就表现不佳。土耳其将军们在绞刑架上绞死一位，在政变中将另一位赶下台，并试图从第三位手中夺权未遂。埃尔多安决心避免类似的命运。2004年，他承诺削弱军队长期以来的政治统治地位，并将曾作为半神存在的土耳其总参谋长降级为公务员。这些承诺为他赢得了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但土耳其的军事监护并没有被民主所取代，而是相反，正如学者西蒙·瓦尔德曼（Simon Waldman）和埃姆雷·卡利斯坎（Emre Caliskan）所写，它在2010年代让位于“正发党遗产”。“并非共识政治和多元化，”他们指出，“埃尔多安时代……是高度分裂和专制的。埃尔多安与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开始朝着建立总统制的方向迈进，这将对他行使权力带来更少的阻碍。
外包国家
身高六英尺的埃尔多安走路时步伐自信——右肩朝前，左肩在后停留。这种被称为“卡斯帕萨步”的行走方式很好地总结了此人特点。埃尔多安被监禁后，他拒绝成为土耳其的纳尔逊·曼德拉，而是树立了一个粗鲁蛮横（külhanbeyi）的形象，这是一个奥斯曼帝国时期徘徊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粗鲁之人。借树立该形象，他强调自己出身卑微并巩固信徒基础——被剥夺权利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支持他不是因为他的改良主义，而是因其职业生涯早期所捍卫的保守价值观。
“在每个土耳其公民的心中都有成为总统的愿望，”在1993年实现该愿望的贫穷牧童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曾说过。像德米雷尔一样，埃尔多安的崛起是阶层跃迁的鲜活实例。然而正如大多数成功的成长故事一样，埃尔多安版成长故事中的英雄还有另一个性格特征——脆弱性。延续在他之前际遇不佳的保守派政客的传统，埃尔多安已显示出自己是个需要被保护的脆弱领导者。2006年，当他血压下降在车内晕倒时，惊慌失措的顾问们赶在装甲的梅赛德斯自动锁门之前冲下车寻求帮助。警卫不得不用锤子打破挡风玻璃来救他。这一插曲只是增加了一个被最亲近之人背叛的际遇不佳之人的传奇色彩。
然而，埃尔多安也改变了自我陈述，从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者转为保守的民主主义者。正如土耳其记者Rusen Cakir写的那样，埃尔多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地方政治转向国家政治时，对“自由主义者”的绰号并不满意，他视其为咒骂。但由于他被保守派边缘化，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当局与“伊斯兰主义者中有组织的力量和活跃的投票基础”间的桥梁。
为了实现伊斯兰运动与全球秩序相符的愿景，正发党加入了欧洲保守与改革联盟（ACRE），该组织旨在改革欧盟而非反欧盟。在国内，正发党实行以建立联盟来控制土耳其的战略。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埃尔多安与能干的官员和那些有政治抱负却缺少实践经验的伊斯兰主义者一起工作。他的老师埃尔巴坎极好地概括道：“其他政党有选民，而我们有信徒。”埃尔多安面临的挑战是要在他推动市场改革和加入欧盟的同时留住信徒。
埃尔多安在2019年3月正义与发展党集会上，图片来源：Reuters
但其中有个问题。埃尔多安没有人员来填补国家官僚机构。主管工作人员大多属于其他政治阵营。虽然伊斯兰派官员擅长提供公共卫生和运输服务，但他们对教育，警务或情报工作兴趣寥寥。所以埃尔多安重拾奥斯曼时期间接统治的传统，他将国家的不同组成部分（司法部门，警察和军队等）外包给不同的权力方。2003年至2013年期间，反对正发党全球主义理念的老派官员在外交部和司法部门中被雄心勃勃的新官员所取代，这些新人大多都在法修拉·葛兰（Fethullah Gulen）创办的宗教学校中有人脉资源。葛兰是个伊斯兰传教士，在被指控试图破坏土耳其的世俗秩序后，从1999年以来就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州流亡。葛兰主义者也渗透入了警察和军队。
然而随之而来的代价是失控。就像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他们在自己的宫中无所不能，却不得不在当地封建领主的怜悯之下进行统治，埃尔多安意识到分散的权力为篡权提供了可能。在军队，世俗的民族主义将军们辞职抗议葛兰主义者掌控当局。那些没有辞职的人在2008年和2010年的大规模法案中被清洗，部分人被判无期徒刑。在司法部门，新任支持清洗的检察官和法官在2010年和2012年左右得到晋升。在新闻界，一份自由派报纸自破产以来就将该案与纽伦堡审判相提并论。但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很生气，正发党失去了安纳托利亚的选票。为重获控制权，埃尔多安与葛兰主义者决裂，削减对其教育机构的支持，并将其成员从官僚机构中清除。
在他的部下缺乏专业知识的外交政策领域，埃尔多安把指挥权交给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他在2009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此人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有“土耳其的亨利·基辛格”之称。前任外交部长秉承土耳其以西方为重点的外交政策。自1999年以来，土耳其一直是北约成员和欧盟成员候选国，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保持着距离。如今，这位温文儒雅的教授提出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达武特奥卢写道，“土耳其是奥斯曼哈里发的继承者，它需要从西方的‘边缘国度’转变为‘中心国度’，利用位于黑海，高加索，中东和欧洲交汇处的地理优势，它已准备好领导伊斯兰国家。”
埃尔多安喜欢这些宏伟的野心。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深入，土耳其将目光投向叙利亚，希望叙利亚自由军煽动政权更迭。在埃及，土耳其将其所有筹码都放在穆斯林兄弟会上。达武特奥卢的理论让埃尔多安得以重塑自己全球伊斯兰领袖的形象，他能改善土耳其及他处的穆斯林状况。“相信我，萨拉热窝今天和伊斯坦布尔一样赢得了胜利，”他在2011年成功再度连任总理后说道，“贝鲁特和伊兹密尔都胜利了。大马士革和安卡拉都胜利了。拉马拉、纳布卢斯、杰宁、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迪亚巴克尔也都胜利了。“
然而，有两件事击碎了那些梦想。首先是埃尔多安中东外交政策的瓦解。在埃及，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和穆兄会的其他领导人拒绝像埃尔多安的呼吁的那样，将世俗土耳其视为“伊斯兰世界民主楷模”。当穆尔西在政变中被推翻后，埃尔多安对该地区世俗版穆兄会的希望变得不切实际。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于北部形成了一个分离区，领导着长期以来寻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土耳其库尔德人，以便与中央政府一起退出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第二件事是国内起义。2013年，数百万左翼人士和环保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和戈兹公园游行。就在那时，失去葛兰派，库尔德人和自由主义者支持的埃尔多安，转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保卫权力。他此时高度赞扬凯末尔及其政见，称批评者为“暴徒”，并声称土耳其已被西方包围了。
民众抗议，图片来源：Reuters
塔克西姆广场的抗议活动和安卡拉在中东的孤立使这位领导人感到不安，正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土耳其研究项目主任阿普塔伊（Soner Cagaptay）在其著作《埃尔多安的帝国》中所写，“他曾经是一位纵览全球时代思潮的大师，并以公关高管般的狡黠来回应。”2014年达武特奥卢担任总理。但很快，他与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激怒了埃尔多安，被认为对其权威构成了挑战。2016年5月，埃尔多安强迫他辞职，并用一个低调的占位者取而代之。然而，即使总统府搬到了土耳其政治中心，埃尔多安仍在努力争取控制权。在达武特奥卢下台后不到两个月，军队里心怀不满的葛兰派军官上演了一场失败的政变，250人因此丧生。因战斗机轰炸议会，埃尔多安通过视频连线现身CNN土耳其广播电台（一家土耳其本土的新闻广播电台），呼吁土耳其民众在广场上与士兵作战来捍卫民主。
这场失败的政变让埃尔多安有了进一步集权的借口。埃尔多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停止履行《欧洲人权公约》，拘留数万名公务员，关闭100多家媒体，并吊销涉嫌与葛兰主义者有联系的5万土耳其人的护照以防止他们出国。正是在这种混乱和恐惧的氛围中，土耳其人在2017年的公投中投票通过了总统制政府。埃尔多安认为只有自己能在这场“新的独立战争”中恢复土耳其的秩序，而一些反对党是与敌人结盟的。这种极端言论似乎在距一战已有一个世纪的今天显得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是有效的。这让埃尔多安在2018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53％的选票。然而，埃尔多安再次受到另一场政治运动的影响。这次不是葛兰主义者，而是联合政府中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党。埃尔多安担心伊斯兰主义者将政府中的关键职位交给他们主要的右翼对手。
怒火日增
2005年至2009年，身材高大，穿着时尚，有影星相貌的阿基夫·贝基（Akif Beki）是埃尔多安的首席顾问兼发言人。如今，他语带批判地说起他的前任老板和团队。“正发党头几年的反馈机制已不再有效，” 贝基今年早些时候对我说，“正发党以前的敏感性消失了。正发党没有与选民进行对话，而是坚持自说自话地宣传鼓吹。不是直面问题，而是选择隐瞒。
像贝基这样心怀不满的前盟友是埃尔多安鞋中的鹅卵石。埃尔多安可以忽视共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他们在投票箱中获得的支持很少，但那些幻想破灭的伊斯兰主义者谈论着组建新政党，这对正发党的统治构成了挑战。最近，正发党三位创始成员中有两位提出反对埃尔多安的强人政治：阿林奇强烈谴责正发党的极端态度，而居尔在2018年大选中接近反对派候选人。达武特奥卢在Facebook上发表了反对总统制的宣言。
土耳其的经济颓势是个更具威胁性的问题。去年土耳其里拉贬值28％，今年食品价格上涨30％。从2018年7月到2019年7月，失业率上升了4％，土耳其人失业人数从320万增加到450万。随着移居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数量（逾360万人，截至2019年6月）增加，土耳其人愈加感到不满。因此，3月和6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包括首都安卡拉在内的许多城市中正发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存在这些裂缝，但“砖墙”埃尔多安仍耐心地搭建了完整的结构。正发党拥有大约1100万成员，是凯末尔1923年创立的共和人民党的十倍。如今与正发党同一战线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土耳其人提供了职业机会，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共和人民党一样。
近日，似乎是为了帮助未来的传记作者，埃尔多安为他的统治划分了时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将自己作为繁荣党党员和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伊斯兰主义时期命名为“学徒期”。他作为改革派总理的日子是他的“熟手期”。但在埃尔多安看来，他任总统的岁月应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大师期”。
现年65岁的埃尔多安手中权力集中。他认为在前盟友公开背叛后，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总统府，有等离子屏幕跟踪国内最为广泛阅读的新闻报道，然后需专家来迅速解决人们关心的滚雪球式的问题，但仅仅几十名官员对于一个拥有8200万人的国家来说远远不够。近一个世纪以来由当选的部长们解决其选民的关切; 如今，教育，文化和技术专门委员会的委任委员来负责制定政策。社团主义经济和政界，媒体及公共部门中的徇私文化正在崛起。多数主义在国内政治中越来越占主导。在正发党看来，有必要用这些控制策略来保持一个多民族和两极化国家的秩序。但事实上，它们加深了土耳其民主制度的系统性失误：制度弱点，缺乏新闻审查，以及过去一个世纪文化转变的残酷步伐。正发党选择成为它们的牺牲品，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土耳其的民间社会依然强大。土耳其有5200万活跃社交媒体用户。近年来，关注选票计数安全性，媒体的事实核查，LBGTQ权利和妇女人身安全的倡议得到支持。正如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一个国家变得过于富裕和复杂，领导者可能认为自己太过强大，但个人也能感到强大。”随着土耳其的个人主义和欧洲仇视伊斯兰民粹主义的崛起，在未来十年里，埃尔多安面临的巨大挑战将会是使选民相信他那愤怒和耐心的结合仍可追随，他的成长故事还可继续激励人们，只有他无懈可击的能力才能带领土耳其走向安全。毫无疑问，埃尔多安会竭尽所能在这项艰巨任务中努力取得成功。
注：本文编译自美国《外交》杂志2019年第5期评论文章，作者：卡娅·金奇（Kaya Genc），编译：向炳蔚
参考原文：
Kaya Genc, "Erdogan's Way: The Rise and Rule of Turkey's Islamist Shapeshifter," Foreign Affair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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