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飞
01
大咖之间的论战
1919年9月1日，一个26岁的青年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144个问题，这些问题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有的比较宏观，包括中央地方集权分权、废除各省督军、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等；有的比较微观，包括不搞惩罚式教育、工人退职年薪、清丈田亩、裁军、外债偿还等。
他把这个《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朋友邓中夏，后者则把这个《章程》拿到《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表。
这个青年叫毛泽东，他曾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此时，他正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声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他写这个章程，明显是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咖——胡适的影响。两个月前，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看到后表示认可，他甚至在比较出国学习还是留在国内探究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还把每期《湘江评论》寄给胡适，胡适则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称赞。
胡适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这篇文章竟然会掀起一场“神仙打架”。
另一位神仙是李大钊，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驳胡适的观点，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理想的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随后，胡适又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在《觉醒年代》中，这场论战的火药味相当浓，两个本来志同道合的朋友各自拉起大旗，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好像不把对方斗倒就不罢休。
但其实，历史上的这场论战没有这么激烈，大家都是文化人，各抒己见也都是斯斯文文的，按部就班的，既不会像张作霖一样，动不动就说“妈了个巴子”，也不会像张宗昌一样，动不动就说“大炮开兮轰他娘”。
02
胡适的真正攻击对象
胡适掀起的这场论战，其实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北洋安福系，只是他的打击面太大，马克思主义也身中几枪。
在《觉醒年代》中，胡适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整天只会乐呵呵笑的老好人。刘师培嘲讽他，他呵呵笑，辜鸿铭刁难他，他呵呵笑，鲁迅讥笑他，他呵呵笑，刘半农揶揄他，他呵呵笑·····
在现实中，胡适确实是个谦谦君子，性格温和，从不轻易吹胡子瞪眼。但是他在写文章时，跟鲁迅一样，敢于口诛笔伐，针砭时弊，火力十足。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开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乐部，嘲笑他们“假充时髦”的行为。
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筹划的组织，主导者为王揖唐，是众议院的院长。因俱乐部场所设在北京安福胡同，故名安福俱乐部。它实际上是一个议会政党，制度完密，凡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组织的议案。它之所以叫俱乐部，而不叫某某党，是因为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之名不太被社会所接受。
该俱乐部操纵了第二届国会议员选举，故该届国会称为安福国会。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军政府，和徐世昌为首，但是实际掌权者是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正在谋求和谈。
1918年孙中山在给林修梅的信中说：“段所派者，则为安福部人。文要求以能完全赞同文学说之主张，乃有相商之余地。迨《学说》出版后，王揖唐、徐树铮、曾毓隽等俱看过，皆极端赞成，复详加批注，交段阅看，段亦大体赞成，然后再派人来相商。余乃示以根本办法及维持现状办法两种”，“然文必须断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乃能引以为同志也。盖吾人救国，为有主义有办法之救国，必能服从主义，推诚共事，始可共筑进行”。也就是说，段祺瑞必须百分之百的服膺孙中山的学说，孙中山才会同意跟北方谈。
段祺瑞为了把孙中山摁在椅子上，就只能表示我对您的学说——也就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佩服的五体投地。为此，段祺瑞指示安福俱乐部成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给孙中山看看，咱们都这么热火朝天的研究您的学说了，诚意是不是满的都快溢出来了?
那安福俱乐部怎么就把胡适给惹毛了呢？
当时社会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作为一种新思潮，非常受年轻人的追捧。王揖唐这帮人，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感觉社会主义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一回事，两个概念可以混用。
例如北洋喉舌媒体《公言报》就把“民生主义研究会”称之为“社会主义研究之组织”，李大钊也吐槽过“近来有很多印刷物被政府用‘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禁止了。可是政府举行的文官考试，却出了‘共产主义’的题目，给考试文官的人以大鼓吹而特鼓吹的权”。他特地指出，“有人说那是官家的共产主义、孔子的共产主义，毫不带着危险的性质，与你们小百姓们所研究的不同。我想这话也不错。”
但是胡适是个明白人呀，他很看不惯这种现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他痛恨安福部这班无耻政客浑水摸鱼的所作所为，决定要发起反击。
除了新仇，还有旧恨，1919年春天，北京闹起了“新旧思潮之争”，校外的反对派就想利用安福俱乐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场新运动，导致朝野之间的对立。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广泛流传着一种谣言，说北大的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投靠了安福俱乐部。
而这个谣言，极有可能就是安福俱乐部制造并传播出去的。胡适非常气愤：“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究竟这事是真是假。我们正式回答他们，‘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笔者还有一个推测，胡适作为写过《先秦名学史》的人，对于名词概念这些东西极为严谨，眼里容不得沙子，因此看到王揖唐为了赶时髦，就乱用各种主义的概念，不免气血上涌，不写篇文章好好的骂一通实在是难受。
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胡适便大笔一挥，写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毫不客气地点名安福俱乐部：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意思就是，你们这帮政客也配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我呸！
要知道，安福俱乐部可是掌控国会的政治组织，幕后大佬是嚣张跋扈的徐树铮和军事强人段祺瑞。胡适发这篇攻击安福俱乐部的文章，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果然，论战正酣之时，《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禁了。
03
主义和问题孰轻孰重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第一个回应的是梁启超研究系（宪法研究会）的重要成员蓝公武，第二个就是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还不到一年的李大钊。
蓝公武我们就略过，直接讲李大钊。李大钊知道胡适的攻击对象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胡适是社会名流，学术大V，粉丝遍布全国各地，他的言论的影响力不容小视。
他的文章极有可能会让很多年轻人以后再也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欲望，因为要少谈些主义嘛！蓝公武也有这种忧虑，他说“胡君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外的结果”。
李大钊也很忧虑目前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状，他在“五四”前已注意到目前社会主义有很多山寨品流行，例如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
“五四”后他更观察到，“近来出了许多新鲜名词，例如日本的帝国社会主义，皇家中心社会主义，中国某君的军国民教育社会主义等。”有这么多山寨品，说明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魅力，但是面对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他希望能够尽快正本清源，把冒牌货都揭发出来。
胡适的这篇文章，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正本清源”的机会。
两人的论战，共同点都是承认目前国人喜欢在纸上夸夸其谈，具体的问题却不过问，到最后中国仍旧是一事无成。
不过，两人对于这种现状的解决方法却大相径庭。胡适请大家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李大钊则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两者是可以交相为用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人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努力，而前提就是要想办法使该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能够解决该问题的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
只有这样，各种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如果把主义和问题隔开，社会问题和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那就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问题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李大钊建议不要太在意王揖唐那帮人，他们不懂装懂，大谈社会主义，就像“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一样，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
相反，正因为有人浑水摸鱼，我们更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研究解决种种问题的实用方法 ，不能把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就让给了这些无耻政客。也就是说，李大钊反对因噎废食。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三巨头
那么，怎样正确实行“主义”呢？李大钊认为所有的主义，都有理想与应用两面，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社会主义者要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可生搬硬套，死守教条。举个例子来说吧，马克思一方面主张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面又说人类历史从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
李大钊则认为马克思这种说法有点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在当时的贫弱的中国，强调生产力，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能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
因此，李大钊在实际运用中偏向于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远比生产力赋予中国更多的主动性，这就是他灵活运用理论的表现。
04
中国问题要不要“根本解决”
两人的第二个大分歧，就是中国问题可否“根本解决”。
胡适主张解决中国问题不能急着寻求“根本解决”，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纠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深受赫胥黎影响，主张社会改造要渐进：“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又说：“文明不是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也就是说，他反对一切一劳永逸、一步登天的社会改造方案。
针对胡适主张的改良主义，李大钊则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先寻求“根本解决”，才能进而解决诸多具体问题。
而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阶级斗争。发动阶级斗争，可以将工人联合起来，改造经济组织。
而苏俄正是因为正确运用了这个“根本解决”的方案，所以才实现了现在的大国崛起：“罗曼诺夫家族的问题，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之前，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基本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强烈反对阶级斗争，他认为阶级斗争会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结果就是，“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阶级斗争是李大钊主张的“根本解决”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后面什么都办不成，而恰恰胡适就在这一步给李大钊添堵。
但是，胡适本人却没有意识到，他其实也陷在了一种“根本解决”的方案中，只是这个方案是以渐进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觉醒年代》中就有一幕，刘半农讥讽胡适就像是杜威的刘二——这个刘二是剧中辜鸿铭家中的仆人。胡适对自己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奉若圣明，不遗余力地宣传。实验主义主张“做中学”，也就是从尝试与试错中累积经验，经过一次次的修正错误，就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此，他从五四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都主张既然英国宪政可以自然演化出自己的民主政治，中国人也应该最大程度的接受现代西方文明，透过民主的实验，中国当然也能实现西式民主。
但问题是，英国的议会民主是经过几百年历史积淀才有的产物，不但不是一蹴而就，甚至不是一蹴而就。
从欧洲中世纪以来，先有习惯法为基础的法治，以及行会联合城市的市民用赎买或暴力方式争取城市自治权；后有教会主教与封建贵族联合起来对抗国王，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将王权关进笼子里；再后来，资产阶级在圈地运动中累积巨额资本，要求掌握政治权力，最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进程差异无比巨大，缺乏充足的条件支持，想靠实验就能把欧美民主直接移植到中国，恐怕实验室没有那个条件。
在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刻，所有人都想立刻改变国家落后挨打的命运，拯救民族于水火。孙中山也好，后来的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这些政治领袖都希望能够立即改天换地。
于是，还在喋喋不休高谈实验主义的胡适就很让人不爽，共产党不喜欢他，国民党也不喜欢他。你看蒋介石表面上对胡适非常尊敬，但在日记里却把对胡适的痛恨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然而胡适并不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结语
抚今追昔，这场一百多年前的“神仙打架”，意义深远，一方面，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共产主义队伍，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建党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另一方面，它推动更多人把眼光投向社会实际，运用主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需要正确认识实际。李大钊在回应胡适时，也承认自己这方面的不足，誓言以后“向实际的方面去做”。
可见，胡适和李大钊都在这场论战中达成了自己的目的，都是论战的赢家。只是两人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就此分裂，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资料：
1、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1919—1923)》；
2、胡适《胡适文存》；
3、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
4、唐德刚《胡适的自传》；
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
6、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上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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