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唐朝建立初期，封秦王，立下赫赫战功。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居人下，设法排挤世民。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即帝位后，李世民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推行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实现“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唐朝最负盛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被后世称为一代“明君”“英主”。毛泽东在诗词中将李世民与“秦皇汉武”并举，对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干赞赏有加。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李世民在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在重大战略决策上，他能够综观全局，深谋远虑；在制定作战方针时，他能够知己知彼，出奇制胜；他治军有方，严明军纪，在战斗中能够不畏强敌，身先士卒。军事家毛泽东对李世民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非常推许。他在冯梦龙的《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旁批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对于自己的军事才能，李世民也很自负，他曾对臣下说：“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李世民之“能军”，首先体现于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隋末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挥师向关中进军，在霍邑遭到隋军顽强抵御。此时，秋雨连绵，军中乏粮，李渊等有退兵之意。但李世民力排众议，力主“鼓行而西”，主张“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坚持了正确的战略路线。这表现了李世民战略家的远见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李渊晋阳起兵
霍邑战后，李渊率领大军南下，准备渡过黄河，然后直取长安。屈突通率军镇守河东，下令拆毁河桥，对李渊进行阻击。黄河岸边的百姓主动为李渊提供过河船只，李渊的队伍，有一部分已经渡过黄河。李渊虽然与屈突通打了几仗，但是没能攻克河东，打算丢下河东不管，兵锋直指长安，但是又担心屈突通在后面牵制。谋士裴寂说：“今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李世民却说：“不然！兵法尚权，权在于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以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李渊折中二人意见，他一方面留下部分人马围攻河东，一方面率领主力入关。在以上事件中，李世民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从而为李渊军队直下长安，建立李唐王朝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之“能军”还体现于他打仗很讲究战略战术，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切合实际的判断，然后施以不同的战术，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李世民曾对群臣说：“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具陈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他又说：“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对于强大的敌人，李世民往往用“坚壁挫锐”“敌饥以持久弊之”之法，使敌人虚弱疲弊；待敌人虚弱疲弊之后，就采用“吾强对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的战术，打垮敌人；敌人溃散后，再“见利速进”，彻底消灭敌人。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在平定陇右割据势力薛举部的战斗之初，李世民深沟高垒不与薛举决战。因为薛举军队悬军深入，利于速战，故李世民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以逸待劳、坚壁不战的办法。可是李世民突患疟疾，便把军事事务委于长史刘文静等人。刘文静未听从李世民“深沟坚壁，以老其师”的命令，轻举出兵，陈兵于高摭城西南，“恃众不设备”，结果遭到薛举的突袭，唐军大败。高摭兵败之后，李渊为了挽救局势，于这年八月再次命李世民率领刘文静等人进击。九月初，李世民率诸军向高摭，薛举军十余万拒之。
薛举子
薛举子薛仁杲数次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李世民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并且下令说：“敢言战者斩！”于是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初，薛仁杲军粮尽，将士离沮，于是李世民抓住战机，发动了攻击，获得大胜，逼降薛仁杲。这次胜利，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巩固了唐在关中的统治。
李世民对刘武周的战争，也是如此。当时刘武周据有马邑，为“争天下”，其兵锋必然“南向”并州、河东。在强敌面前，唐军姜宝谊、李仲文、裴寂接连打了败仗，李元吉弃城而逃，唐相继丢失介州、并州、晋州及龙门。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李渊下令“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世民则认为太原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且河东“殷实”，为“京邑所资”，坚决反对李渊“举而弃之”。于是，李世民临危受命，率兵出征，并在柏壁屯兵，与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这次，李世民仍然采取了坚壁挫锐、后发制人的战术，休兵秣马，养精蓄锐，只令偏将乘间抄掠敌军，而大军则坚壁不战。
李世民分析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集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扦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两军相持近半年以后，宋金刚果然粮运不继，军中乏食，他不得不后撤北去。李世民领兵追击，刘弘基以“士卒疲顿”相劝阻。李世民驳斥说：“功名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其势逐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李世民乘胜追击，一举击败了刘武周。
在取得对刘武周的胜利后，唐统一全国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讨论发兵东征时，唐的谋臣武将中，“唯秦王请行，封伦赞成此计”，李世民竭力支持李渊的主张。发兵以后，唐军猛攻洛阳，十余日不克，将士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李世民分析形势，认为功在垂成，下令说：“敢言班师者斩！”尽管李渊“亦密敕世民使还”，但他还是说服了李渊，同意继续攻打洛阳。接着窦建德将兵援助王世充，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二打一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李世民召集将佐商议。他驳斥了错误的意见，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进行了英明的战略决策。
王世充
对王世充，他指出其军“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对窦建德，他认为只要唐军入据武牢，就可扼其咽喉。这样，“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到时“城破兵强，气势自信，一举两克”。他指出战争的关键是入据武牢。因此，李世民留李元吉等围困洛阳，自带骁勇3500名急趋虎牢。这时，窦建德布置全军“自板渚（今汜水镇北）出牛口（汜水镇东北）置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在汜水南），亘二十里，鼓行而进”。
李世民登高对敌阵观察后，对诸将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这时，李世民抓住战机，率轻骑先行出发，使大军随后跟上，东涉汜水，直逼窦建德阵。窦军大败，窦建德被俘。此战李世民通过对窦建德军的探察，发现他们是无纪律，有轻我心，因此按甲不出，待其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时，再追而击之，结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窦建德兵败后，王世充也因势孤援绝而降。
李世民对待战争，有一定程度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彫；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他认为战争是国家使用的暴力手段，使用多了，则民生凋敝，国家无法保全；如果不使用，则人民懈怠，敌人无法抵御。因此，不可不使用，也不可经常使用。由于对战争认识深刻，态度慎重，所以李世民在战争中很少犯战略错误。
《旧唐书》和《新唐书》同时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李密作为瓦岗军的领袖，身经百战，攻无不克，一向颇为自负，降唐后奉李渊的命令去犒赏三军，见到李世民后，不敢仰视，私下对殷开山说：“这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啊！”由此可见李世民有“胸有百万雄兵”的不凡气宇。明代著名军事家刘基，也曾在其所著兵书中以李世民指挥的战役作为战例，来阐述他的军事见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李世民精于韬略，战功盖世，无愧于毛泽东对他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之美评。
晚年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再一次流露对李世民军事才干的赞赏和推崇。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对《旧唐书》《新唐书》多有圈点和批注。《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中，录有李百药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借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挥笔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他每天的几大主要工作安排，毛泽东以“工作方法”称之。
李世民的后两种工作方法：“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 “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显然，此两举都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或紧要的政务，多半属于务虚性质的讨论和闲谈，时间均在上午罢朝之后和傍晚夕阳西斜之后。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备尽肝膈”，足见相互畅谈的坦诚气氛；和文人们高谈典籍诗文，中间还插说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务虚之举了。
为了能够经常进行这种务虚之举，唐太宗李世民还从体制上做了设计。早在任天策上将军时，李世民便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18人入馆，号称“十八学士”。这18人都是些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大知识分子。李世民让这些学士，每天“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足见依恃之重，为士子所向往。
李世民即位当年，曾搜集20多万卷书置于弘文殿，并在弘文殿旁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仍然是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李百药说他们的讨论达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见李世民对务虚何其看重，兴味是何等浓厚！
李世民论史用史，在历代君主中最为有名。他经常和文学馆学士虞世南等一起读历史典籍，和文臣们讨论“前言往行”，实际上都是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多从读史、论史中引出。他还在中书省内设置秘书内省，组织人力专门编写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和隋五个朝代的史书，以及《晋书》和《南史》《北史》。并下诏让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李延寿等一干重臣负责修撰。李世民自己还执笔为《晋书》撰写了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的纪论，和文学家陆机、书法家王羲之的传论。
李世民和文臣们的务虚，最终目的是“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讨论以求其是，博学以成其道，务虚以为其用，遂使贞观年间的政风民风，良可足观。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自觉探讨、总结执政规律和领导艺术，并能够运用其务虚所得的大政治家。这也是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前中期的政策失误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世民经常和文臣们讨论学问时事，在其干部集团中形成一种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进谏规讽的浓厚风气，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创造“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同李世民一道务虚的学士们，大都成为深谙政治艺术的政治家。李世民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而房玄龄则主修过《晋书》，还是晓畅军机、长期执掌兵权的宰辅。这些人才追随李世民，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乃至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过“十八学士”这样的干部团队。
“务虚”作为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种，毛泽东始终是着力提倡并善于运用的。毛泽东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他读到好的篇章，就推荐给其他人，共同欣赏，甚至经常开列一些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同一些领导干部聊天，毛泽东也常常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上，他也往往做古今中外的漫谈。
1958年1月，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道：“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这年3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务虚的问题作了专门阐述，说：“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都可以，可以专门开一次实的会，也可以专门开一次虚的会。也可以同时并举。不过现在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太实了。我看我们这些人，（比较）太实了一点。要逐步引导我们各级党委的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这样一些问题。”“中央一级、省一级包括地一级的第一书记恐怕解放一点，还要加一点，及其他同志。中央只解放我一个人，恐怕是不够，恐怕还要有几个同志，把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这样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较大的问题。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是少管一点事情，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
“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毛泽东此语，道出了务虚与务实的辩证关系。唐太宗李世民以务虚推动务实，这是他实现“贞观之治”的重要方法之一。
“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历来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品评历史人物，唐太宗李世民在封建时代被捧为“圣君”，但毛泽东认为他仍然有政治失误，其最大失误出在“接班人”的确立问题上。
唐太宗共有14个儿子，其中长孙皇后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位，十月即诏立嫡长子承乾为太子。据史料记载，李承乾自幼受名师教育，“性聪敏，太宗甚爱之”，为了培养他，唐太宗办理公事时常让他旁听，并随时考问他，“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唐太宗对他很满意，也很放心，每次外出巡视时，“常令居守监国”，也就是说，让太子代行皇帝职权。
唐太宗以承乾既是嫡长子，也是诸子中比较聪慧的一个，是合法和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故未免处处偏袒、过分溺爱，恩准承乾的一切器用“所司勿为限制”。慢慢地，承乾发生了变化，先是生活上追求享乐，政治上变得颓废，“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 “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李承乾又不幸染上了“足疾”，久治不愈，“不良于行”。于是，他是否适合当皇帝开始受到质疑。天子君临天下，需要有威仪，走路一跛一跛的，难免让臣下产生轻视心理。其他皇子的心眼儿也活动起来，有了取代太子的想法。皇子中魏王李泰的呼声最高，晋王李治也被很多人看好，两人都是嫡皇子，一旦李承乾失位，两人都有继承资格。
李承乾担心失位，时怀忧惧。假设他明智的话，应该努力表现，用高尚的品格和杰出的作为证明自己“身残志坚”，从而赢得大家的信赖。但他的做法却是用不体面的手段诋毁他的对手李泰，据说还曾派刺客刺杀李泰。他还经常在人前讲一些怪话，例如，“我做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他这样乱说乱动只会增加他的过错。后来，齐王李祐谋反时，李承乾私下里对纥干承基等人说：“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及耳，岂与齐州等？”意思是说：我这里离皇上的寝宫只有二十步，想谋反的话太方便了，哪用得着像李祐那么麻烦！不料纥干承基真的跟李祐有来往，被捕后将李承乾的话供出来，唐太宗大怒，将李承乾废为庶人。
储位空缺，谁来继任？岑文本、刘洎等众多朝臣劝李世民立李泰为太子，但长孙无忌等人却推荐李治。李泰和李治身边都集结了一股朝臣势力，让唐太宗很为难。
李泰颇聪明，结交了不少文人学士，名声很好，自认为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便极力向父皇献殷勤。一日，李泰入宫问候父皇，李世民表示有意立他为太子。李泰又惊又喜，扑到李世民怀里说：“我今天才算开始给您做儿子，这是我新生的一天。我的儿子很无能且又霸道，您去世后我一定杀死他，把皇位传给晋王。”
李世民听了很受感动，对侍臣说：“父子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是天性，我了解魏王的心情，并且非常同情他。”于是，李世民向支持晋王李治的褚遂良表示想立李泰为太子，还讲了李泰承诺的那番话。褚遂良马上说：“魏王这话不对，愿陛下慎重考虑！哪有由他做了天子执掌国政后，却肯把爱子杀死，传位给晋王的道理？陛下立承乾为太子没多久，又宠爱魏王，爱他超过了爱太子，才弄到今天的地步。现在陛下如果要立魏王为太子，必须先安置好晋王，这样才是上上之策啊！”这番话说得很巧，这等于暗示：假设李泰当了皇帝，李治必为李泰所杀。李世民听了，良久不语。
李泰得知不少重臣支持李治，担心失去眼看就到手的机会。他知道李治跟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的关系很好，而齐王李祐谋反据说是受了李元昌的怂恿。李泰便以此事吓唬李治：“你跟元昌关系要好，难道没有附从吗？”李治生性怯懦，听了李泰的话后感到非常害怕，整日闷闷不乐。李世民发现了李治的情绪变化，再三追问，李治只好道出实情。李世民没想到李泰会做出这种事情，他非常震惊：照此情形，假设李泰继承皇位，李治也许真的活不成了。恰在此时，废太子李承乾又对李世民说：“儿臣当时贵为太子，还有什么奢求？但为李泰所谋害，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如果李泰被立为太子，正好落入他的算计之中。”
李承乾的话引起了李世民的深思，他把如何避免兄弟相残悲剧的重演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考虑。他对侍臣说：“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又表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李世民正是看中了李治的宽仁孝友，才决定将他立为太子。下定决心后，在朝堂议事时，李世民命其他臣下都出去，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重臣，最后议决立太子的事。
唐太宗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朕的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他们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太伤天下百姓的心了！”说着，李世民用头向床撞去，长孙无忌急忙上前拦住。李世民又抽出佩刀，做出要自杀的样子，褚遂良急忙夺下刀，交给李治。长孙无忌等人边安慰皇上，边请求他说出打算立谁为储君。李世民用手指指李治。这样，立李治为太子的事便定下来了。
然而，局面并未就此尘埃落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唐太宗发现李治不仅性格相对懦弱，而且过于循规蹈矩，很难培养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帝王。颇有些失望的李世民又将目光投向第三子吴王李恪。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加之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因此“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唐太宗非常喜爱他，确信此儿“英果类我”，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他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当李世民将欲以李恪取代李治为太子的想法告诉一些朝臣时，遭到了李治的舅舅、重臣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时，批注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李治即位后，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李唐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批评了李世民在立储问题上犯下了一个遗祸后世的大失误。其惋惜之情，跃然纸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