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教育家，杨荫榆原本是一个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主动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竭力投身女子教育事业的新女性，虽然在“女师大风波”中犯下若干错误，但在鲁迅、徐志摩、许广平等的著作中，她却被描写成面目可憎的“独裁家”“恶帮凶”“拟寡妇”，成为困扰她一辈子的梦魇，甚至一度湮灭了其晚年反抗日军暴行而壮烈身亡的义举。这，既是她的悲剧，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知识女性的悲剧。
杨绛：性格怪僻的姑母
1884年，杨荫榆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虽然家境不算富裕，但也吃穿不愁。最为重要的是，杨的父母对于教育子女颇为用心，一共生育6个孩子，除长子在军校试炮时失事、长女出嫁后不久因病去世外，其余4人中有3人出国留学，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
杨荫榆的二哥杨荫杭，曾先后在日本、美国留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律师，还担任过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等职务。他的女儿，即中国著名文学家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杨荫榆的一生有着详实的记述。
文初，杨绛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杨绛对杨荫榆被父母包办的那段不幸婚姻，作了如下描述：“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那时，杨荫榆还不到18岁，她对这段婚姻感到绝望，一次次逃回家中，哀求父母退回婚事，可母亲看重门当户对，坚决不允许。厉害的婆婆，就一次次抬着轿子来接，硬是把她带了回去。最终，杨荫榆不堪忍受，與夫家彻底决裂，她也因此被人冠以“灭门妇”的恶名，意指没有给那个低能儿留下子嗣，让人家族灭门。失败的婚姻，是造成杨荫榆孤僻、执拗性格的重要原因，自此一生她再也没有涉足恋爱和婚姻。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在无锡创立理化会，据说是当时最早有男女同堂学习的学校，以补习英语和理化为主。当时，家境稍好的女子出行都要坐轿子，不敢抛头露面，而杨荫榆和二姐一起每天步行上学，开了风气之先。
后来，杨荫榆在二哥的资助下，先后在苏州景海女中、上海务本女中读书，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1907年，她通过了江宁学务公所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远赴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理化博物科学习，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还获得了一枚别针作为奖章。
1913年，杨荫榆学成回国，担任设在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翌年，调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主任，并兼任理化教授。
当时，杨绛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她回忆有一次在饭堂吃饭，姑母带来宾参观，特地提醒她饭碗前掉了好些米粒儿，杨绛就赶紧拣在嘴里吃了，引得一众小朋友纷纷效仿，杨荫榆每当忆及此事都乐不可支。杨绛评价说：“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这一句话埋下伏笔，恰恰是为了说明日后杨荫榆一步步变得怪僻异常，让亲人难以亲近。
徐志摩：严厉戆直的学监
1918年，教育部在国立大学中挑选优秀教师到美国留学深造，杨荫榆和朱家韩、邓萃英等79ksYoAal53Hl7 9VReUf4vAAa7ZIwogAiwBxAo7mxLs=名教育家幸运入选。当年4月，杨绛去火车站送别姑母，看到月台上站着好些个大学生，除了几个人在大声哭泣，还有一些人在默默流泪，纷纷向她赠送礼品。杨荫榆也频频挥手，频频拭泪。
杨绛对比杨荫榆后来的遭遇，说道：“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
杨荫榆这次是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船赴美的还有她的侄女杨保康，以及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志摩写有《留美日记》，内中有一些关于杨荫榆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管窥她的留学生活。
1919年9月18日，徐志摩的日记中有一段关于杨保康的描述，但主要是为了影射杨荫榆：“保康直直落落，本来也不至于讨厌，无如受了他（当时无论男女，第三人称均使用“他”——笔者注）姑母的影响，连着中国女人通有的劣性（后天的），结晶成了一股奇形怪相。说他笨，倒不是笨；说他傻，也不是傻，总之是毒气太深，依止过欠……”徐志摩恶狠狠地批判了杨荫榆的后天劣性，甚至连侄女的种种不佳表现，都归咎其身，可见徐氏对其十分厌恶。
徐志摩在日记中，把同批留学的10位姑娘，依次点评了一遍，最后点评的正是杨荫榆。他首先挪揄了她的年龄，认为时年35岁的她已经不能称为“杨小姐”，最多称之为“杨大姐”，因为她是“老小姐”，婚姻状况是离婚或者退婚（不悉确否），而且年近40，容貌已经没有点评的必要了。
随后，徐文风一转，点评起她的衣着来：“但是他从前来吴城看董时的时候，倒居然自忘年老，著意修饰：面上涂着脂粉，身穿齐腰的花洋纱短褂，头戴绯花的笠帽，手里还张着花绸洋伞。我当时看他步步莲花，何尝不当他是一二八佳人。”
日记中，徐志摩还评点了杨荫榆的品行和学术观点。徐认为，杨自命不凡，时时处处以中国留学生的统帅、教育家自居，性情颇为严厉戆直，常常不顾情面地批评教育别人。她极不愿意叫旧道德让路，不赞成欧化中国，主张局部的变通。有一次看到几名中国留学生开舞会，她情急之下说道：“衣色加（地名，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笔者注）的中国学生心里都是龌龊的。”也正是这句话引发众怒，使得杨的身上贴上了思想保守、嫉恶太甚的标签。
徐志摩的日记中，还描述了一次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杨荫榆演讲带来的负面评价。杨认为，留学生们应当锻炼坚强体格，好替国家出力；现在中国人只能卧薪尝胆，不可歌舞游乐；应保留传统，不赞成全盘美化。徐志摩认为，杨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说话啰嗦，甚至骂了人，于是引得大家十分反感和愤怒。
其实，杨荫榆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也比较优异，屡次受到学校的表彰。她还数次给女高师的学生们写信，传授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勉励学生们刻苦学习、报效国家。然而，即使是徐志摩这样的浪漫文人，对杨的优点避而不谈，倒是对她的年龄、婚姻、衣着、带着无锡口音的英语口语等等，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更是说明男性至上时代知识女性的困境。
从徐志摩的日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杨荫榆的政治立场趋向于改良主义，反对激进的变革。特别是她性格比较执拗，说话办事容易认死理、钻牛角尖，不注意方式方法，即使正确的观点也难以令人认同，这些都为日后酿成“女师大风波”埋下了伏笔。
鲁迅：
甘当反动军阀帮凶的“拟寡妇”
1923年，杨荫榆捧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女高师英语系主任。在与二哥杨荫杭聊天时，她对自己没有趁机考取博士学位而懊悔不已。二哥则是笑着打趣：“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
翌年2月，北京女高师校长许寿裳因学生反对而黯然辞职，教育部旋即任命杨荫榆为校长。5月，女高师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8月，教育部正式任命杨荫榆为女师大校长兼英语系主任。由此，杨荫榆以中国近代首位大学女校长的地位而载入史册。
然而，这一次的任命，与其说开创了她事业的新辉煌，不如说是把她推进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此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北方的北洋政府和南方的国民政府剧烈对抗争夺，各种思潮争相在社会传播，学生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学潮此起彼伏。对于大学校长们来说，如何在政治热潮中管理好学校，把握好政治与教育的平衡，是他们面临的艰难抉择。
杨荫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按照教育部嚴格教员课时的规定，强调教员应当专任、提高责任心，使得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兼职教师被迫离职。这一改革触动了很多教师的利益，他们对这位女校长较为反感。
杨荫榆提出要抵制“政潮之影响”、制止“青年学子逐多越轨行为”，祭出了严肃校规、整顿校风的大旗。她推行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与学生追求自由平等的努力大相径庭，因此受到学生的抗议。1924年11月初，杨荫榆以超出报到期限为由，开除了国文系预科二年级的3名学生，但这3人迟到是因为江浙军阀开战、进北京交通堵塞所致，因此这一决定引发了很多学生的抵制。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多次与校方进行交涉未果，1925年1月22日，许广平等4名学生代表到临时政府教育部，列举了杨荫榆的种种罪状，要求撤换其校长之职务。第二天，她们又致函杨校长，要求其自动离职。但因寒假期间在校学生较少，“驱杨”运动并未取得较大进展。
新学期开学之后，校方与学生代表之间的冲突并未得到缓解。女师大二号人物、教务长薛培元因不赞同学生四处张贴反对校长的捏名帖，而被学生在办公室门口贴上羞辱性的帖子，最终于4月3日被迫辞职。而杨荫榆因学生的反对，长期无法在大学办公，只能通过教务处等部门代行管理之职。
杨荫榆与学生的冲突，在5月7日“国耻纪念会”（1915年5月7日，日本就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基本答应日本条件，故而当时社会各界将5月7日或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笔者注）到达沸点。当天，杨荫榆邀请李石曾、吴稚晖、雷殷等人作为贵宾参加纪念会，正当她准备登台主持活动时，被现场群情激奋的学生哄下了台。不甘心失败的杨荫榆，召集女师大评议会，于5月9日作出了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刘和珍、许广平等6人的决定。
此时，与许广平关系十分密切的鲁迅，正式加入了“驱杨”运动。这位在文学界、教育界、舆论界有巨大影响的“大腕”的到来，使得校方和学生之间势均力敌的态势被打破，舆论的天平逐步倒向了“驱杨”这一派。
5月12日，鲁迅出席了女师大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宣布开除学生无效。会后，学生们把鲁迅拟写的《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递交教育部，内中称杨荫榆“溺职滥罚、尸位素餐、贻害学子”，要求将其开除。20日，杨荫榆在《晨报》刊登感言，对种种指责予以回应。27日，由鲁迅起草、周作人、马裕藻等7名曾在女师大兼职老师共同签名的《宣言》，在《京报》发表，支持6名被开除学生。
6月1日，《语丝》刊发鲁迅文章《“碰壁”之后》。针对杨荫榆提出的“须知学校犹如家庭”的观点，鲁迅则是把女师大的学生比作童养媳，把杨荫榆比作恶婆婆，把一年来校方与学生的斗争比喻为“家务事”，彰显了男性精英文人对女性的轻慢。
随着暑假的到来，双方的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7月29日，杨荫榆以修缮校舍为由，要求所有在校学生全部搬出去，但遭到了学生的拒绝。7月31日，她决定解散学潮骨干力量集中的国文系4个班，并致函京师警察厅，恳请派遣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谈及理由，居然是“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
8月1日，杨荫榆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学校，强行解散4个班学生，又锁住大门，截断电路，关闭伙房，隔绝校内外一切来往，逼迫学生离校。冲突中，部分学生招来外援，使用砖石、棍棒等进行对抗。眼看着场面越来越难以控制，北洋政府被迫撤去军警，恢复了水电，杨荫榆重新夺回学校控制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为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当天晚上鲁迅等几名兼职老师住进了教务处值班室。
8月4日，在风波中苦撑数百日的杨荫榆，在《晨报》发表了辞职声明。8月6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以女学生“不受检制，竞体忘形，啸聚男生，学纪大紊，礼教全荒”等为由，提请通过了停办女师大令。8月17日，教育部批准了杨荫榆的辞呈，同时作出了改组女师大为国立女子大学的决议。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游行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暴行，遭到段祺瑞执政府残酷镇压，酿成了“三一八”惨案。半个月之后，鲁迅应学生的要求，撰写了名篇《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写道：“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隨着1950年这篇文章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文，半个多世纪以来，杨荫榆的“恶名”广为人知。
悲剧谢幕
1925年8月，杨荫榆落寞辞职之后，前往苏州投奔杨荫杭，很快就再执教鞭，先后在苏州女子中学、东吴大学和苏州中学任教。据学生回忆，精神上遭受重创的杨荫榆，在学校表现十分低调，往往是压着上课铃声，拖着穿高跟鞋的小脚慢慢踱进教室，课堂上十分严厉，全程使用英语会话，举着一个放大镜来看课文，远远看去眼睛就跟牛眼一般大，其形象是较为古板和滑稽的。
这一阶段，杨荫榆对学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有一次，东吴大学要开除一位自称“怪物”、行为怪诞的大四学生，屡次三番包庇其半夜回校的门房也一同被开除。杨荫榆则认为年轻人胡闹不足怪，四年级开除学籍会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于是和学校爆发激烈冲突，并愤而辞职。
杨荫榆在苏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客居在杨荫杭家里的。后来，她在城外自购了一套住宅，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在家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设有国学、家政、外语等学科，面向社会进行招生。很多已经工作的女性慕名创办者“均为饱学之士”，特地报名前来学习，主要是为了锦上添花，多掌握一技之长。
但直到此时，“女师大风波”的阴云依然笼罩在杨荫榆的身上。鲁迅在苏州的一名学生，恰好在苏州的一家报纸担任副刊编辑，多次将旧事重提，指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甚至还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导致很多学生纷纷退学，“二乐”经营惨淡。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寇的铁蹄很快踏上了苏州。杨荫榆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她曾经在日本留学，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多次与日军宣抚班班长市川修三等头目进行交涉，为左邻右舍要回被抢去的财产。此时，日军抱着把杨荫榆拉拢进“苏州地方自治会”的目的，还比较买她的账。但随着杨荫榆不受诱惑、坚决不当汉奸，日军的态度也慢慢发生转变。
1937年12月底，几名日军追逐妇女欲行强奸，恰巧被杨荫榆碰见，她站出来用日语义正言辞地谴责，并把那些妇女带回杨宅，几名日军悻悻而走。几天后的1938年元旦，2名日军前来拜访，以日军高层约见她为由，约她出门。结果在盘门外一座小桥上，一名日军一脚把她踹下了河，眼看着她在水里拼命挣扎，另一名日军提枪射击，直到看到她死掉才扬长而去。后来，一名好心人捞起了她的尸体，用一副薄棺材草草收殓。
纵览杨荫榆54岁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民国时期强势舆论场对知识女性的认识和评价依旧是根深蒂固的，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为苛刻的标准，行为举止被时刻放在放大镜下来检视，任何错误都会被无限制地放大，并与女性的身份画上等号。这种舆论场上的恃强凌弱，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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