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京智库特约撰稿 关不羽

第七次人口普查初步数据公布后,人口性别结构的两组数据颇引人注目。

根据该数据,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相比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那么,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各自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其变化显示了何种趋势?

我国是男多女少还是女多男少(我国男多女少正在扭转)(1)

图片来源: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发达国家基本是“男少女多”

人都是生出来的,构成总人口性别比的基础当然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但并不等于两者就是一致的。影响总人口性别比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男女寿命差异。

当前,世界上“男人最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苏联地区的部分国家。

俄罗斯2018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其男女性别比为86。

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是俄罗斯或苏联时代有歧视男性的观念,而是因为男性寿命比女性短很多。

2018年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出生人口比很正常,并且该正常比例一直保持到中年之前。34岁前的俄罗斯人中,男女比例为1000:960,年龄在35岁至39岁的男女比例为1000:1027。然而,到了70岁以上,男女人口比例就跌到了为1000:2377。

《2019年世界卫生统计》显示,人类男女之间平均寿命相差4.4岁,但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66岁、女性平均寿命77岁,相差11岁。这还曾在该国引发过抗议,因为俄罗斯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

造成俄罗斯男性寿命相对偏低的原因显而易见,包括糟糕的生活习惯、热衷各种“冒险活动”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等。

俄罗斯的情况或许比较极端,但在全球范围内,男女寿命差异对总人口性别比的影响是普遍的,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加深会明显体现出来。

当前,相继进入老龄化的主要发达国家,也是“男少女多”。例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性别比分别是97、96、95。地广人稀的加拿大也只有98。

这些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俄罗斯一样,都处于102-107的正常范围内,但后来都出现了“男少女多”。可见,最终“男少女多”的决定因素还是跟寿命差异有关。

唯一的例外是韩国,其总人口性别比为101。这可能是因为,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只有短短十几年时间,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2020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6%,低于日本的29%和欧盟的20.3%。

中国也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的轨道。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按照这一趋势,总人口性别比会持续降低。

人口大规模流动会影响各地人口性别结构

影响总人口性别比的另一因素是外来人口的输入性性别结构失衡。

这方面的极端情况发生在中东海湾地区的所谓“黑金”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阿联酋的主要成员阿布扎比酋长国。

2002年底,据报道,该国男性占总人口67.5%,女性仅占32.5%。这在国际上曾轰动一时。

该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近一倍,也就是说,性别比超过了200。即便有一些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不可能高到这个程度。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该国对大量涌入该地区的外来打工者的特殊限制。

以男性为主的外籍劳工超过阿联酋总人口四分之三,而阿国法律规定,月收入在5000迪尔汗(约1366美元)以下的外籍劳工,其配偶不能获得阿联酋长期签证。结果,大部分外籍劳工只能长期单身在阿工作,从而导致这里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

我国是男多女少还是女多男少(我国男多女少正在扭转)(2)

阿联酋迪拜帆船酒店 图片来源:Unsplash

尽管我国并非移民输入国,不存在与海湾国家的可比性问题,但是,国内大规模人口迁徙影响不同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例,却是存在相同原理。

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就有这样的现象,性别出生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上海等一线城市,人口性别比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里生的男娃不多,但人口中男性占比偏高,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青壮年男性比例偏高的外来人口对本地的人口性别比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而人口输出大省如四川,情况则相反。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四川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2.98,和某些一线城市相当。然而,四川的人口性别比为103.1,不仅低于很多大城市,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很多四川的男性离开了家乡,外出务工了。

因此,人口大规模流动对各个地区的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也值得重视。

从“重男轻女”转向“男女平等”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相比变化不大,只是略有降低。这一降低趋势如继续扩大,也符合社会经济和年龄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较2010年大幅下降6.8,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这不仅标志着性别结构趋向平衡,还反映了经济结构改善、城镇化水平提高和生育政策调整初见成效。

人类生育的性别偏好是生育观念改变的结果,而观念的改变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工业、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提高,女性的就业条件大大改善,这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是显著的。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女性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第一次加速提升。20世纪后半叶,对体力依赖程度更低的服务业崛起,又形成女性地位提升的第二次加速。

十多年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成就持续发挥影响,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叠加期。2017年,第三产业占GDP总值过半、第二产业占GDP总值四成,形成了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这对社会观念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生育观念从“重男轻女”转向“男女平等”,也是应有之义。

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是城市化率的提升。近十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接近50%提高到超60%。“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城市生育观念成为主流,也是水到渠成。

这个变化,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是基本相同的,其中,有一定的特殊性是生育政策的调整。

总之,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中含有丰富信息和趋势,值得研究。

编辑:柯锐、张笑缘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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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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