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帝制社会，皇权的交接是最核心与敏感的问题。为了争夺权力，甚至发生过很多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的事例。有趣的是，这段极富现实主义色彩的权力斗争史，却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开端。那就是“禅让”。
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态中的两个核心传统都源自于禅让文化：一个是国家治理中的选贤任能，一个是社会生活中的孝亲礼让。
禅让的核心要义是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治国唯贤不唯亲，社会尚礼不尚争。以此为纲，铺排延伸出的社会行为规范更是将管理者的公心、垂范，普通人的孝亲、礼让作为核心原则，形成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最高道德标准，千年传承，历久不衰，虽大奸巨恶、篡世枭雄，亦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曹操专其权而不敢擅其位，曹丕、王莽篡位还要辛辛苦苦地自导自演一场“禅让”闹剧，赵匡胤发动兵变也要拉一块“黄袍加身，身不由己”的遮羞布。“不肖”、“无礼”更是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失德标签。凡此种种，充分说明禅让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主脉，深刻地、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禅让是一段佳话。那是当时的首领，为了整个部落的发展，所选择出来的最适合接替统领各部落的方式。
在这种制度之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不次于上任首领才干的贤德之人。
故而，在尧舜时期，禅让是帝王将王位让给有贤德的人。但若是我们细细品味，便会发现先是有统治者让位的意图，然后便是在各部落选择合适的继任者，最终将王位交到对方手上。
《史记》中记载，舜的父亲是个瞎子，生母去世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父亲喜欢后妻的儿子，总想杀死舜，遇到小过失就要严厉惩罚他。但舜却孝敬父母、友爱弟弟，从来没有松懈怠慢。舜非常聪明，他们想杀死舜的时候，却找不到他，但有事情需要他的时候，他又总在旁边恭候着。
有一次，舜爬到粮仓顶上去涂泥巴，父亲就在下面放火焚烧粮仓，但舜借助两个斗笠保护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粮仓上跳下来逃走了。后来，父亲又让舜去挖井，舜事先在井壁上凿出一条通往别处的暗道。挖井挖到深处时，父亲和弟弟一起往井里倒土，想活埋舜，但舜又从暗道逃开了。他们本以为舜必死无疑，但后来看到舜还活着时，就假惺惺地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特别想你啊……”他们经常想方设法害舜，但舜不计前嫌，还像以前一样侍奉父亲、友爱弟弟。后来他的美名远扬，尧帝听说此事后，对他更加钦佩。就让位于他，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让舜主管百官，代替自己管理天下。天下人都归服于舜。
以上古传说构建的禅让理想，自春秋战国倡行，至中国史上最后一次以禅代之名操弄赵宋代后周，蹇蹇而行千年。细察这一“理想”走向实践的历程，其在西汉末被践行之初，首先接纳它的不是在位的君王，而是欲取代君主的权臣、政客。由此，促成禅让的第一个变异：自此行禅代不再是上位禅君主动的推动，而是下位权臣谋夺的操弄。禅让主导角色的这个变化，导致第二个变异：禅让理想规定的贤贤相授、礼让易位的核心原则，被位极人臣的权臣所拥有的强力所阉代。禅君平庸不贤，受禅者被考量的不是贤否，而是实力如何。贤贤相授变为权力较量。第三个变异：谋夺者偷换了禅让理想的核心内容及礼让程序后，将禅让最初规定的贤贤相授的内在正当性证明，转移至以五行、谶纬、瑞徵等方术的外在正当性证明。原本禅让理想所说的尧舜禅让，是由禅君的让与行为使受禅获得正当性，其禅受双方内在关联的权威基础是天下公认的贤德。观察贤德的重要表现，是禅受双方对最高权力真正的敬畏和揖让。及至权臣用禅让操作权力转换，被迫让位的禅君，虽下一纸禅位诏书，但无内在的权威基础，由此不得不求助于神怪瑞应的外在证明。最后，在禅代走完封国、锡命、易位的程序后，手握君权的“受禅者”对不久前相揖、礼让的禅君加之幽闭、鸩杀，可怜的一点礼仪伪饰都被浸入宫廷喋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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