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1)

今年曹可凡有两部参演的电视剧播出,巧合的是,合作的对象都是陈宝国。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2)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3)

电影《左右》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4)

电影《上海王》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5)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6)

电视剧《爱情的边疆》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7)

电影《摆渡人》

上海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怎样(主持人不务正业)(8)

电影《金陵十三钗》

董卿曾经这样评价曹可凡,说他做了很多“不务正业”的事儿,写书、唱京剧、唱越剧、画画、拍电影、拍电视剧。

其实,就连做主持人,也是曹可凡最初“不务正业”的结果。

曹可凡上的是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了老师,带过几年学生。但是他一直喜欢文艺,大学时就通过比赛,成了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甚至放弃了能成为一名医学教授的可能,而选择做专职主持人。

最近,在热播电视剧《老酒馆》中,曹可凡又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酒客,“最开始定妆时,连我自己都没认出来。”而对演戏这事是如何开窍儿的,曹可凡说要感谢两个人,一位是张艺谋,另一位则是侯孝贤。

村田,其实和寅次郎有点像

曹可凡在《老酒馆》中饰演了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农民村田,他喜欢去陈怀海(陈宝国饰)开的老酒馆喝点小酒,因为老酒馆里都是中国人,所以每次去前他总是先换上中国服装。曹可凡特喜欢《寅次郎的故事》,他觉得村田和寅次郎有点像,“都不端着,特别接地气。”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日本农民,是被日本政府骗去东北的。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呢?因为有一次他在东北的雪山里迷了路,当地村民发现他,就用白酒帮他擦身体,才把他的魂找回来。所以他对白酒有两种依赖,一个是物质上的,觉得中国酒不太一样挺好喝的;第二,他觉得是种敬畏,他的命是白酒给救回来的。”

接演村田,对曹可凡来说,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他和陈宝国有过一次拍戏上的合作,当时也是出演高满堂的作品。有天陈宝国身体抱恙,曹可凡学医出身,认识不少医生,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医院和医生给陈宝国做检查。

检查那天,是高满堂陪着陈宝国去的。等待的空当,两个人一起喝咖啡,“不甜不咸的,我们便聊起了天。满堂老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坐在那儿突然停下来,我说你干吗,他看着我好长时间,说‘我在写的一个戏,有个日本农民你来演吗?’”曹可凡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一个日本农民?中国农民我也没见过几个。”

而高满堂看中的正是曹可凡身上与角色一样具有的喜感,“一般人不会找我演这样的角色,总是让我演知识分子,或者工程师、老师、医生,突然觉得这是个惊喜,但也会觉得压力陡增。”

后来兜兜转转,刘江导演接了这个本子,他第一时间给曹可凡打去电话,“这个角色戏不多,就像茶馆一样,茶客跑来跑去,酒客跑来跑去,就占一段,但是故事很完整,从出现到结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很难得。”

演戏,得益于张艺谋一句话

曹可凡第一次真正演戏,是在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里,当时张艺谋教了他一个快速抓住角色的方法。“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拍《秋菊打官司》时,他跟巩俐说你就抓住一个字,慢。因为秋菊正怀着孕,所以她做什么事都很慢。起身、坐下来都要慢。”

出演《金陵十三钗》中的“孟先生”时,曹可凡给自己找的点是“苦”,“心里苦。他为什么给日本人干活?为了救闺女,但闺女不理解他,所以贝尔演的角色曾说,你的女儿会感谢你是个好爸爸,但他却说,在我女儿眼里我是叛徒。”

这一次在《老酒馆》里,他同样是用了这个方法,“《老酒馆》里我就抓一个字‘嬉’,里面删掉了一点戏,有点可惜。讲的是村田为了出去喝酒,不敢穿日本人的服装,所以会找个地方先把衣服换掉,再去喝酒,回家前再把衣服换回来。”

而演村田,对曹可凡来说难的是“喝酒”,因为生活中的曹可凡,几乎很少喝酒,“我只能稍微喝点红的。但我喜欢观察人,特别是馋酒的人。”

他记得有次和朋友吃饭,酒桌上有朋友的上级,也有部下,朋友会想各种方法让别人喝酒,“其实他就是馋酒,我一直观察他醉态的样子。其实我在脑袋里储存了很多这种典型的人物,需要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人物提取出来。”

这个方法,曹可凡则是“偷学”于侯孝贤。当年,曹可凡去台北采访侯孝贤,“他打了个出租车就过来了,说他平时上班都坐公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公车里,人不是很多,他在公车里可以观察各种各样的人,车里的人,马路上走的人,然后把他们储存到脑子里,创作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曹可凡觉得,到了自己这个年纪,才开始演戏,在技术层面上和专业的年轻人相比都是缺乏的,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表演是个技术活儿,我只能靠人生阅历来弥补,你经历过的人和事都会成为你创作的来源。”

两次合作发现陈宝国的秘密

《老酒馆》算得上是曹可凡和陈宝国的第二次合作了。在他眼里,陈宝国是个严厉的人。

“他对别人、对自己都很严厉。他拍戏时基本不带剧本,我们对完戏后就把剧本丢了。合作上一部戏的时候,他有大概一整页纸的台词,几乎没卡过一次。”

此外,陈宝国拍戏时对现场的要求也很严,视野里面不准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能有人随意走动。在这个剧组,摄像、灯光,包括群演都不能玩手机,所以这个时候演戏是一个非常投入的状态。

曹可凡说,现在有很多演员,尤其是主演,都不会给对手戏演员搭戏。“基本上,拍完自己的部分,就撤了,但宝国老师,即使这个镜头没有给到他,但在拍他的近景或特写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会把你带到戏里,尤其对我这样没有经过表演训练的业余演员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我还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他有本新华词典总是随身带着,搞不清楚就赶紧查。”

曹可凡以前不知道,有天,他问陈宝国这本词典是谁给他的,陈宝国说他拍戏一般都会带在身边,只是不拿出来。

“很多人见到宝国老师会觉得他有点高冷,其实他内心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早年间,曹可凡作为主持人,第一次采访陈宝国时特紧张。“我是通过滕文骥导演约到他的,因为他不肯接受采访。我就跟滕文骥说‘你别走,万一他半道生气怎么办’。后来陈宝国一直拿这事儿笑我,说‘曹可凡害怕我发脾气,把滕文骥押在那儿了’。现在熟了,发现他人特别好,像一个大家长,大哥哥一样,让人踏实。”

人 生 事

A 靠迷你版《可凡倾听》

——医科生“转型”

曹可凡上学的时候就对文艺很感兴趣,“其实我们家族没有任何文艺基因。”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译制片那些高超的配音技巧,让他着迷,甚至一度想要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个时候,还让我妈找朋友到上海译制片厂咨询,看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朋友帮忙找到了配音演员翁振新老师,他对曹可凡的评价是:这孩子声音不错。“但是无论干什么,文化素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后还是先去考了大学。”

因为家中世代从医,所以曹可凡选择了医科大学。大学期间,正好赶上上海电视台要创办一档节目《我们大学生》,到各高校里选主持人。“我当时是学生会副主席,分管文艺,电视台的通知发下来,我稀里糊涂也没准备就跑去面试了。”

到了,曹可凡才发现,人家都是复旦、华师大、上海交大的,“像我们这种专科学校的学生特少,而且那些文科生都是口若悬河的,特能说,我们就显得有点木讷。也没有什么手艺,就背了一篇文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然后通过了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

决赛要求每位选手设计一个七八分钟的节目,“当时央视有档节目叫《观察与思考》。我有个同学就是很典型的被讨论对象,他有很多小发明,还申请了国家专利,但是学习成绩不是太好。针对这样的学生算不算好学生在学校里有过争论,我觉得这个题目拿出来讨论一下,就挺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就是设计了一个《可凡倾听》的雏形版,“我要找一个采访对象,想到了一位教授叫王一飞。他教我们组织胚胎学。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学校副校长了,也不认识我,但他是学校里公认上课最好的老师之一。”

曹可凡就这样去敲了校长的门,校长人很好,立刻就答应了。“决赛直播那天的评委会主席是孙道临先生,当天的讨论非常成功,因为我们老师真的很能讲,而且学识渊博,整个节目显得很成熟。我因此拿到了第一名,做上了这档栏目的主持人。”

B 大学老师跳槽做主持

——同样遭遇“冷板凳”

在上海电视台除了主持《我们大学生》,曹可凡还参演录制了一些专题性节目,比如后来的《诗与画》,“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做节目。”曹可凡说自己也算是运气好,有一次,他坐公交车到台里录节目,快到站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一回头,那人问:你是曹可凡吗?“对方说自己叫郑大礼,是我们台的导演,也是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儿子。他问我会做文艺晚会吗?我以前在学校经常做,就说会。他又问我在台里做过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会,我说这不是差不多吗?”

那时家里都还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天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找曹可凡,说有他电话,他噔噔噔地跑过去一接,正是郑大礼导演,说台里有个晚会,要他马上去一趟。“那台晚会,就是1986年上海电视节会歌的评选晚会,谷建芬老师的《歌声与微笑》,就是在那台晚会上评选出来的。”这事儿之后,曹可凡的主持事业愈发顺利。但此时,他也面临着大学毕业,是否要去医院工作。考虑再三后,他觉得自己无法一边做主持一边当医生,所以选择了考研。

“我还是去找了当时帮我做节目的王老师,我说我想考你的研究生。老师说我疯了,因为当时我有一门课都还没有学过。结果,老师给我补了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我就把那本书给磕下来。”

研究生毕业后,曹可凡选择了留校,“所以现在上海很多医院的主任、副主任都是我的学生,好多院长、党委书记是我的同学。”

1995年,上海电视台有个机会可以给曹可凡转正,“我的医学导师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他说根据他对我的观察,我将来做教授完全没问题,但是要做医学科学家,悬,因为个性太活跃。他觉得一个人选择职业,应该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所以他也赞同我跳槽。”

弃医做主持人之后,曹可凡也遭遇过一段“冷板凳”时期。“我一直跟我的同事,我的学生说,你不要小觑那些你不顺利的阶段,往往它可能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就在曹可凡第一个事业低潮期,上海电视台突然分出个新“山头”上海东方电视台,“规模很小、人很少,但是可以做很多节目,让我反而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期。”后来有段时间,曹可凡没什么事情做,有人找他拍戏,他就去了,从此又开辟出来一条演戏的出路。

我从小就喜欢表演,我这个人模仿能力特别强,别人的声音、方言都学得来。要问我主持和演戏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演戏对我来说吸引力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不大懂,我永远对我自己不懂的事有兴趣,我希望把它弄懂。 ——曹可凡(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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