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几乎历代都有，最严重的莫过于东汉、唐、明三个朝代。东汉有著名的十常侍之乱，明代有王振、刘瑾、九千岁魏忠贤等祸国殃民，然而，与唐代一比，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无论是十常侍还是九千岁，他们看似权势滔天，王公大臣都对其俯首帖耳、毕恭毕敬，但在皇帝面前，仍然是一条可被随时丢弃的狗。一旦皇帝觉得他们有碍市容，转瞬之间就可通过一纸诏书将其打回原形。
图1 汉朝宦官乱政
但唐代后期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不但文武百官匍匐在他们脚下，便是皇帝也要乖乖地喊爸爸。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路往下怂，但唐宪宗不服气，想要让大唐梅开二度，重振雄风。他一度的确做到了，“元和中兴”讲的就是这段时期，可他后来开始不断嗑药，并最终死在了宦官的手里。
宪宗之后，除了被朱全忠策立的末帝唐哀帝外，唐朝历经最后八位皇帝的统治，而其中七位，都是宦官所拥立的。唯一按正常程序走，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上位的唐敬宗，却又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终结了。
期间，唐文宗曾奋起反抗，试图消灭擅权的宦官，但虽有心却无谋，最终被反杀，酿成了甘露之变。最后，失败的文宗只得自我哀叹：“周赧王、汉献帝因受制于权臣而无能为力，我却更不堪，竟然被家奴所控制！”
对于这种情形，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总结的很是到位，“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图2 李亨（711年—762年），即唐肃宗
- 那么，为何唐代的宦官能这么牛呢？吃激素了吗？
究其根源，唐代后期的宦官能够废立乃至弑君，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手里有兵。而这一局面的产生，除了安史之乱的大背景外，有两位关键人物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一个是唐肃宗，另一个则是唐德宗。
唐代前期的兵权由武将所掌控，宦官根本无从染指。宦官最早接触兵权，应当是在唐中宗的皇后韦氏主政时期。在不知是不是因为抽风发作才弑杀中宗后，韦氏派遣宦官薛思简带领着五百人，前往筠州防范中宗的庶长子谯王李重福发飙；而后在唐玄宗时期，李隆基也曾派宦官杨思勖出兵征讨蛮夷。
不过，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差事，宦官都是缺乏编制的临时工，并没有长期手握兵权。改变源自安史之乱的爆发。
因为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叛变，唐玄宗不免开始对手握重兵的大将心生猜忌，进而导致名将封常清、高仙芝被杀，哥舒翰被俘以及潼关失守，帝都长安也由此陷落。
图3 安史之乱
- 而相较于玄宗，肃宗的猜忌之心更为严重。
一方面，他是安史之乱与禁军主导的马嵬驿之变的亲历者，肯定留下了大面积的心理阴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惶恐不安的环境中，时刻担心被废黜太子之位，对于权臣异常憎恶；再加上得位不正的缘故（肃宗是在玄宗避难四川之际，直接越过他老爹而登基），皇位的合法性有所欠缺，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不安全感。
这种种原因使得肃宗不仅对外朝武将毫无信任感，连对亲身儿子也多有猜忌，最终因为谗言而赐死了一度统领禁军的三子李倓。将帅不可信，家人也可能会背叛自己，在肃宗看来，唯一可靠的只有“家奴”太监了，于是他便任命自己的心腹太监李辅国为判元帅行军司马，从而拉来了宦官统领禁军的序幕。
肃宗死后，唐代宗当了皇帝，鱼朝恩因为救驾有功而备受宠信，被任命为新的禁军老大。但伴随着权势的显赫，鱼朝恩不可避免地膨胀了，而且胀的还有点大。史书记载，鱼朝恩每次奏事，但凡遭到反对，便很生气地喝道，“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交横跋扈的劲头也没谁了。
这当然为皇帝所不容，鱼朝恩于是只能领便当了。经过这番闹心的经历后，代宗引以为戒，加上宰相也一再以理服人，他便决定就此取消宦官的领兵之权，将禁军指挥权交由南衙将领。
图4 唐德宗李适（kuò）（742年－805年）
如果就此发展下去，唐代后期的宦官擅权之祸或许便不会出现，但这时德宗出场了。
代宗死后，德宗即位。他胸怀大志，一心想恢复祖上的荣光，而这自然就需要解决范镇割据的绊脚石。
公元前781年，河北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的儿子李惟岳依照惯例上书，请求德宗任命其为新任成德节度使，但正想除去绊脚石的德宗那里会答应。李惟岳见此，心想皇帝这是要搞事情啊，既然如此，我就先搞一步吧。于是，他连同河北地区的其他三个节度使掀起了“四镇之乱”。
德宗立刻派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前去平乱。没想到，朱滔等人却被叛军给忽悠瘸了，当场宣布要脱离唐朝党中央的怀抱。其中深受德宗信任的李希烈更是直接称了帝。
原本是去干架的，一瞬间却变成了送装备，这种突变不仅让德宗削平河北藩镇的美梦成了泡影，而且让国家再次陷入巨大危机之中。
图5 唐朝版图
为了解决问题，德宗只得调遣五千泾源兵来救场，谁料泾源兵竟然在长安哗变了。危机时刻，德宗赶紧召禁军前来护驾，然而却无人响应。
正当无助的德宗脑海中想起了孙子兵法，随后便离开长安出逃到奉天。文武大臣如朱泚、源休、李忠臣等人纷纷站在叛军的一方，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率领着宦官们及亲王保卫着德宗做战略转进。
事情没完。抵达奉天后，德宗又遭到以朱泚为首的叛军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大唐帝国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幸好有李晟、李怀光等的及时勤王，才再次躲过这生死大劫。
悍将不断叛乱、文臣缺乏忠心、危及关头只有宦官守护在旁，这些发生在四镇之乱、泾原兵变、朱泚之乱、奉天之难等事件中的场景，让德宗深刻认识到了谁是致命威胁，而谁才是最可信的人。
自此以后，德宗一改即位之初“疏斥宦官，亲任朝士”的态度，变得只相信太监，凡是手握重兵的宿将，通通被他罢免，即便是在奉天之难中有功的武将也不例外，禁军的指挥权于是重新落在了宦官手中。
图6 唐朝的军队
不止如此，德宗还从制度上做了创新，设立了管理禁军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专以宦官充任。从此，宦官典兵成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而不再是临时编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唐朝的灭亡。
当局势动荡之际，武将不可信任，但宦官就能吗？德宗认为没毛病，因为宦官只是家奴，离开皇权啥都不是，纵然会对皇权有一定侵犯，但并不会拥兵自立，进而危机皇权根基。很大程度上，他是对的。
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当兵权被宦官牢牢掌控后，宦官便不再只是皇权的衍生品了，他的独立性有了质的变化。纵然不能改天换日，但借助兵权，宦官却可以左右政局，以至废立君主，成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太上皇。这种情形下，纵然还姓李，但这样的皇帝又有啥好当的呢？
文：江河散人
参考文献：《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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