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不要忘记“藏”与“露”的统一——《我来为显摆正个名》续篇
作者： 天马
前日，写了一篇《我来为显摆正个名》的文章，受到一些朋友的点赞，还借助平台上了“今日头条”。
从做人“藏”与“露”的辩证关系说，“显摆”只是偏重强调了“露”的一面，其实，作为一个有城府、有心机的人，更应该懂得处理好藏与露的辩证关系，即“该露时须露，该藏时要藏”，这样才能立于做人的不败之地。
“才华横溢、口吐莲花”，常常形容一个人很有本事，这种本事常常能在人际交往和开创事业中领先别人一步。然而，如果你傲慢自大，说话不讲分寸，则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别人，而影响你的未来。
苏东坡是宋代著名的大文豪。他年轻时，因为仗着那点聪明，而颇有点恃才傲物的架势，说话无分寸，无意中得罪了别人还尚且不知。只是王安石惜才，才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惩罚。
史料记载，一天，王安石和苏东坡在一起讨论王安石的著作《守说》。当他们讨论“坡”这个词时，王安石说：“坡”这个字从土，从皮，“坡”就是土地皮。苏东坡笑着说：这样说来，“滑”这个字就是水的骨啦。王安石又说：“鲵”字从鱼，合在一起就是鱼子。四匹马叫“驷”，天虫写作“蚕”，古人造字是有其含义的。苏东坡故意说：“鸠”字是九鸟，你知道原因吗？王安石不知道苏东坡在开玩笑，就谦虚地向他请教。苏东坡笑着说：《毛诗》说，“鸠鸠在桑，其子七兮”，再加上他们的父母，共是九个。王安石听到这话后，就不说话了。心里暗暗觉得苏东坡虽然很有才华，但为人有点轻狂。
过了不久，苏东坡由翰林学士遭到贬谪，削级降职，被派往湖州当刺吏。三年期满后，他回到了京城。苏东坡在回来的路上想：“我当年得罪了这位老师（王安石），不知道他还在生气不，我回去之后必须马上拜访他。”于是，他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就骑马去了王丞相府。
苏东坡刚到相府门前，立即被门前的几个小官吏引入门房。守门官说：“苏先生，先在门房里面坐一会儿，老爷正在休息，还没醒呢！”苏东坡点了点头，在门房坐了下来。
守门官走后，苏东坡等得无聊，便四处张望起来，只见砚台之下有一摞整齐的素纸，下面写着两首未写完的诗，题着《咏菊》。
他看了看字迹，认出是王安石的，忍不住笑了起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年前，我看这老头儿下笔几千言。三年后，怎么连两首诗都写不完，难道江郎才尽了！”
于是拿着手稿念了一遍：“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念完之后，他连连摇头：“原来这两句诗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原来四季的风都有个名称：“春为和风，夏为熏风，秋为金风，冬为朔风。”
在诗的开头说：“西风”，西方属金，应该说的是秋天。但是第二句说“黄花”是菊花，它在深秋开放，最能与寒风搏击，即使它干枯了，也不会掉下花瓣，所以说“吹落黄花满地金”，不是错的吗？
苏东坡此时对自己发现这一谬误而感到非常得意。兴之所至时，他忍不住举起笔来蘸墨，依韵续了两句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写完之后，他觉得有点不合适，自言自语道：“如果老师出堂招待我，见我这样当面呛白他，恐怕脸面上过不去。”但我已经写好了，把它藏起来，万一王安石出来寻诗不见，又会责怪他的家人。
思来思去，他还是把这首诗原封放好，他走出门，对看门官说：“老师一会出堂，你告诉他苏某在这里等候多时。只因初到京城，有一些事还需办妥，改日再来拜见。”说完，便骑马回府了。
不久后，王安石出堂，想到自己的菊花诗还没完韵，便径自走到门房。刚坐下来，一看到诗稿就皱起了眉头：“刚才谁来过了！”下人急忙禀告：“湖州府苏大人曾来过。”王安石也从笔迹之中认出了苏东坡的字，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一直在嘀咕：“这个遭贬三年仍不改轻薄之性的苏东坡啊，不看看自己才疏学浅，还敢嘲笑老夫！明早朝，待我奏明皇上，给他来个削职为民。”
但转念想来：“他从来没有到过黄州（注今湖北黄冈），见不到那里的菊花瓣落，也难怪他。”于是，他细看了一眼黄州府缺的官员名单，在那里单缺一名团练副使。
第二天，他便奏明皇上，把苏东坡指派到了黄州。而苏东坡也知道是他改诗得罪了王安石，他在为自己公报私仇，但苏东坡心里也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得领命。
当到达黄州时，他发现确实错了。由于地理原因，黄州的气候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冬天西风吹，西风吹落了菊花瓣，苏东坡这才真正明白王安石把他贬到这里的真正意图，不免大为感慨和后悔。
苏东坡虽然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他的自大、自负且锋芒太盛，也只能拜倒在王安石脚下。“遭遇”王安石应该说是苏东坡的幸运，如果他撞在一个鄙俗小人的身上，或许就凶多吉少了。
天马虽无东坡之才，更无东坡之名，可几十年职场生涯，尤其是九年秘书岁月，对“藏”与“露”感触颇深。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在处理这二者关系方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总体说来，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
经验与教训让我感悟到，处理好“藏”与“露”的关系，需要把握好这样几个层次。
首先是在什么人面前“藏”，在什么人面前“露”。“藏”与“露”最为重要的是看面对什么人，一般说来，在那些有胸怀的君子面前可以“露”，而在那些嫉妒心极强的小人面前则需要“藏”。还记得，在我初中毕业的第二年，正在我对前途一片茫然的时候，我靠“露”为自己开创了希望。我所在村的村书记崔福同志爱才、惜才，在他那里，我仅凭几篇新闻报道和两次会议发言，就博得了他的赏识，为我搭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的平台，让我从农村走进城市，由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1976年，我在部队提干不久，为筹备地区民兵代表大会，我所写的大会典型材料，获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赵军的赏识，把我从县武装部调到军分区政治部。我的“露”，遇到了两位伯乐、贵人，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
同样的“露”，遇到另外一种人，境况则完全不同。1984年，在我遭贬到双辽县武装部的第二年，我带领政工科的同志，总结了茂林乡武装部部长姜权山这个献身于武装事业的专武干部典型，当时的地委和军分区党委作出“开展向姜权山学习活动”的决定，地委和军分区在双辽召开隆重的为“优秀专武干部姜权山”命名大会。我为军分区领导脸上贴了金，他们为此获得了政绩，可武装部党委为我提职的报告，在军分区党委那里却石沉大海。
前后两个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在什么人面前值得“露”，在什么人面前不值得“露”。在值得的人那里，你会获得光芒，在不值得的人那里，照样是灰暗一片，甚至有可能为你带来不测。
其次是在什么时候“藏”，在什么时候“露”。无数事实证明，“藏”与“露”两手都该有，关键是要看火候，不该“露”的时候你“露”了，不但不会给你带来好的效果，还可能找来麻烦；相反，该“露”的时候你没有“露”，又会让你失去难得的机遇。对此，我有着深刻的教训。1977年，我24岁就荣登军分区常委秘书的“宝座”，不可谓不风光，穿着小皮鞋，夹着常委会议记录本，出入常委会议室，行走于书记、常委之间。当时，我哪里知道，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干事们，早就对这个位置垂涎三尺，“宝座”被你“抢”了去，人家恨得牙根儿都疼。一方面，你这个资历，就是把那常委秘书干出“花”来，也没有到提拔你的时候；另一方面，那些“咬牙根儿”的人，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也会给你找出毛病来，实在没有什么好凑的，扣上一顶“骄傲”的大帽子，也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等二十七八岁你到了可用的年龄，材料也早就为你凑齐了。反之，那个时候，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不是去夹那记录本，不去拿那大材料，老老实实提壶打水、扫地擦桌子、给大干事们抄个材料，跟人家好好学点基本功，再闹上个好人缘。等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去操那记录本，再拿上几个大材料，露上一手，既不用费多大力气，又免得遭到嫉妒，“鸭子上架——一猛之劲”，得到提拔也就顺理成章了。
再次是在什么问题上“藏”，在什么问题上“露”。“藏”与“露”也有一个找准自己位置的问题，就是说，有的事情可以“露”，有些事情打死也不能“露”。我在军分区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副政委为我改材料，我总觉得他改过的材料变得文理不通，就跟着领导争辩，气得那位副政委说：“怎么改你的材料就这么费劲？”在我给市政府副市长当秘书的时候，领导改过的材料，我常常还会把它改回来，甚至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位领导倒是一般不生气，每当这种情况，领导就会笑着说：“怎么我改过的地方，你又改回来啦？”现在想来，这事儿办得有点虎。当秘书，就是为人作嫁衣裳的，“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这是最浅显的道理，自己当年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在我走上小小的领导岗位之后，我才体会到，当下属的改领导的材料，不是一两句话、一个标点符号的事儿，那是在冒犯领导的尊严，这种情况下，当然还是“藏”比“露”好。
“藏”与“露”学问不浅，值得人们细细斟酌，“藏”好、“露”好，方可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步步为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