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迷心目中，1998年又是个神奇的年份。简单罗列一下那年都有什么：
《谋杀绿脚趾》《楚门的世界》《拯救大兵瑞恩》《下一站，天国》《海上花》《海上钢琴师》《细细的红线》《午夜凶铃》……
那一年，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戛纳金棕榈颁给了希腊的《永恒和一日》。
除此之外，另一部与孩子有关的影片一举拿下第4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女演员两个重要奖项。
▲第48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演员本·金斯利与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张国荣也是那年的评审之一
这部巴西电影不仅在国际上收获了数十个奖项，本土票房也盛况空前：在上映后的第一个周末，整个巴西虽然仅有36个拷贝，却有70000人走进了影院。
我说的便是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电影《中央车站》。
20年后，这部感动过无数人的影片终于在法国完成了4k高清修复，重登大银幕，蓝光版也在2019年4月分别在法国和巴西正式发行。
▲2019巴西发行的4K修复版蓝光封面
此前网络流传的中葡双语字幕的资源版本来自2004年巴西出的DVD，令人遗憾地选用了1.33：1（即4:3）的画幅。
而新问世的蓝光则是当年拍摄和影院放映的原始画幅，2.35：1(16：9宽银幕)，因此，这个蓝光版绝对值得你「洗版」。
△DVD版
▽4K修复蓝光版，画质上有质的飞跃
故事开始于佩德罗二世火车站。
它是里约热内卢最大的车站，地铁、公交、开往郊区的火车，几十条交通线路在这里交会，每天有40万人经过。
1998年，因为这部电影在巴西及至世界的影响力，这座始建于1858年的古老车站正式更名为与片名相同——中央车站。
▲片中出现的车站钟楼，一度是整个南美洲最高的建筑
巴西电影往事巴西电影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历辉煌。
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巴西新电影运动（Cinema Novo）兴起，出现了以《艰辛岁月》（1963）、《痛苦的大地》（1967）等大批佳作。
▲尼尔森·桑托斯导演《艰辛岁月》，1963
▲格劳贝尔·罗恰的《痛苦的大地》，1967
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军人统治下严酷的审查制度，大批影人入狱或流亡国外，巴西电影逐渐陷入了沉寂。
直至1998年随着《中央车站》的问世，才重回世界观众的视野。
▲反映贫民街区暴力状况的《上帝之城》同样受到巴西新电影运动的影响。《中央车站》导演也是该片制片人之一
巴西新电影对《中央车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叙述本土故事，强调作者性，关注社会现实，不作明信片化处理，写实地呈现混乱与贫困，同时表达着困境中的梦想。
甚至巴西新电影的没落，也对《中央车站》产生了影响：
高压之下无法直接进行社会批判，于是转向情节剧讨论人的情感关系，通过父亲的缺席透露出父权制的内在虚弱。
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曾在多次访谈中提过，葡语中的「父亲」（pai）和「祖国」（país）只是一字之差。
▲《中央车站》中父亲的出场方式：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中央车站》讲的正是一个找爸爸的故事，发生在12天的时间里。
退休女教师朵拉独住在里约郊区，每天乘火车来到中央车站，靠给不识字的人代写信补贴生活，一封信1块钱。
母亲带着9岁的约书亚来到她桌前，请她写信给约书亚从未谋面的父亲。
然而这封信并未寄出，而是与许多归类为不靠谱的信件一起，被朵拉带着嘲讽放在抽屉里，进入待定状态。
第二天，男孩的母亲意外死于车祸，成为流浪儿的约书亚请冷漠的朵拉帮忙寻找父亲，经过种种矛盾冲突，这一老一小开始了北上的寻父之旅。
影片前半时，在车站的全景镜头和芸芸过客的脸部特写间自如切换。
里约热内卢的部分，可以看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有时让人恍惚觉得是在看一部色彩鲜丽的德西卡。
然而一旦人物踏上旅途，则完全是后来标记着塞勒斯个人签名的公路片。
《中央车站》最初的灵感源于塞勒斯1993年拍摄的纪录片《生活在别处》。
这部23分钟的短片讲述的是一位被判7年监禁的半文盲女性，服刑期间读到了一篇关于Frans Krajcberg的报道。
她决定给这位波兰裔巴西艺术家写信，抒发崇敬之余，也鼓励自己勇敢面对接下来的人生。葡语片名「Socorro Nobre」是这个名叫Maria的女人的姓氏。
1996年，在假释出狱一年后，Maria do Socorro Nobre受塞勒斯之邀来到里约热内卢。
塞勒斯让她想象自己的一位情人在狱中，写一封信给他，再把信读出来。
于是，她本人就成了《中央车站》第一位出场的人物，她写的那封信也极为动人：「这些年你被关在里面，我则被关在外面的世界，等着你。」
▲曾经出现在塞勒斯纪录片里的Maria do Socorro Nobre也演出了《中央车站》
拍摄《中央车站》时，导演塞勒斯是严格按照剧本中的顺序，一场一场戏拍下来的。
全部拍摄只用了十周，其中至少两周花在了1000公里的旅途上。
在当时，塞勒斯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位纪录片导演，而在拍这部剧情片时，他找来了两位影迷出身的新手编剧，工作人员有一半以上是非职业，更不必说演员。
或许也正因如此，为电影带来了更多的新鲜感和热情。
影片中的即兴成分也很多。
当朵拉坐在中央车站里剧照搭设的写信摊子前，许多人真的把她当成了代笔者，来请她写信。而塞勒斯也把此刻真实发生的某些片段剪到了影片里。
在戏外，导演塞勒斯还有另外一次小小的奇遇：
影片在巴西上映之后的某一天，塞勒斯走在里约的街头。一位陌生老人朝他走来，告诉他：「我曾和你妈妈一起在中央车站工作。」
母亲已去世多年，塞勒斯对她年轻时的事知之甚少。向家人询问得知，在母亲一家迁到里约的头两年，她的确是在中央车站做秘书。
毫不知情的40年后，在相同的地点，塞勒斯拍摄了他的代表作《中央车站》。
一个擦鞋童的人生轨迹片中朵拉的角色，塞勒斯一早便属意巴西国宝级女演员费尔兰德蒙特纳哥。
事实证明，她的表演的确无可挑剔，也获得了柏林影后的奖项肯定。
▲独身的朵拉以为旅途中认识的卡车司机可能是爱情或归宿，于是涂上了口红
而寻找小男主角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996年整整一年里，有 1500个孩子来参加试镜，导演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人选。
直到年末的一天，距离开拍仅有三周时间，他在里约热内卢机场等飞机，一个男孩朝他走来 。
1985年出生的文尼西斯·狄·奥利维拉是个擦鞋童。
那天是个雨天，遇到塞勒斯时，他还没有赚到一分钱。
男孩回忆道，「我没法给他擦鞋，因为他穿的是球鞋。我只好问他能不能借我点钱吃饭，我一定会还他的。」
塞勒斯说：「我给你钱，去买个三明治吧，但你要答应我来试镜。」
奥利维拉出现在试镜现场时，他把所有跟他一起在机场擦鞋的小伙伴都带来了。
最终，塞勒斯决定，这个长睫毛、棕色眼睛的小男孩就是饰演约书亚的最佳人选：「我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个男孩，既懂得生存多艰、世态炎凉，又不曾失却纯真。」
▲导演在拍摄现场给小演员奥利维拉讲戏
在出演电影之前，奥利维拉一部电影也没有看过。
然而拍摄却强烈激起了他的好奇心，10岁的他喜欢在片场跑来跑去，甚至主动帮工作人员搬东西。看人拍电影的乐趣甚至超过了演电影。
这次经历也彻底改变了擦鞋男孩的人生轨迹。
《中央车站》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奥利维拉没有趁着热度做个童星，而是在导演和制片公司的帮助下跟着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接着进入了一所私立中学。
在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又出演过塞勒斯的两部作品：《太阳背后》（2001）和《越线》（2008）。
复仇故事《太阳背后》，改编自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玛依尔·卡达莱的小说代表作《破碎的四月》。
长成少年的约书亚在片中演了一个小角色。
《越线》则是塞勒斯与女导演丹妮拉·托马斯联合导演的多部作品之一，奥利维拉在片中饰演一个底层单亲家庭中渴望成为职业足球员的三儿子。
关于偶遇与后来的人生选择，奥利维拉说：「我从没想过当大明星。这个也最终引导了我，帮助我脚踏实地。」
除了影视以外，他也像老搭档蒙特纳哥一样演出话剧。
即使在《中央车站》多年以后，他与蒙特纳哥依然亲近。
这对老搭档2014年里约热内卢电影节上偶遇。这时的奥利维拉已经有了一个1岁的儿子。
2018年，《中央车站》上映20周年，他们又携手出现了在里约电影节的重映现场。
在《中央车站》有这样一个片段：朵拉用卖掉约书亚的钱买了一台带遥控器的新电视。
当晚，电视上正在播出一档名叫《一切为了钱》（Topa Tudo Por Dinheiro）的节目。节目已经停播，但标题依然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社会心理。
1990年代初，由于科洛尔（Collor）政府粗暴的经济重建决策，超过百万的巴西人不得不背叛移民，来到里约和圣保罗这样的东南大城市谋生。
这些离乡背井的人为数不少都是不识字的，巴西当时文盲人口超过2500万，约书亚的妈妈就是这种典型。
这也解释了为何需要朵拉这样的书信代笔人。
城市里则暴力问题泛滥，正如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非正规警察可以随意枪杀一个小偷小摸的人。
除了里约热内卢外，影片中的具体地名都是虚构的，一老一小的旅行路线与90年代初移民大潮的方向恰恰相反。
他们从嘈杂混乱的中央车站出发，直抵东北部干旱贫瘠的荒漠地带。
正是这样的逆流而上，让影片一点点梳理出一个真实的巴西：
没有足球，没有桑巴舞，并置着人的脆弱和虔敬，生活的困苦和善意，自然的残酷和壮美。
《中央车站》并不是塞勒斯第一次拍摄公路片。
从成名作《海洋对岸》(1995)开始，他就开始通过游荡和流放让人物去探寻自我身份。
《海洋对岸》讲述的是一个带着忧伤的异乡人故事：
主人公Paco在母亲去世后离开圣保罗，本想去往母亲在西班牙的出生地，却被困在了里斯本，遇到渴望返回巴西的女孩Alex。
爱情、犯罪、无家可归的放逐和逃亡都包含在这部电影风格强烈的黑白影像之中。
他更令人熟知的公路片当然要数2004年的《摩托日记》。
为了体验切·格瓦拉青年时代的冒险，塞勒斯在开拍前亲自把《南美丛林日记》中描述的路线走了两遍。
▲2004年的《摩托日记》成为沃尔特·塞勒斯另一部经典电影
如此迷恋相同的类型元素，大概也与青年时的阅读有关。
20岁出头读了《在路上》，40多岁为拍摄《摩托日记》重读。
10年后得到来自《教父》导演科波拉的拍摄邀约。科波拉早在1979年就买下了凯鲁亚克这部小说的改编权，筹备多年却始终无法拍摄，直到他看了《摩托日记》。
2012年，塞勒斯终于把年轻时钟爱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并不成功。究其原因，恐怕是故事可以复述，而凯鲁亚克的叙述口吻却是无法用影像再现的。
▲2012年，沃尔特·塞勒斯把「垮掉派」经典小说《在路上》搬上大银幕
这位出生于1956年的巴西导演，与中国也颇有渊源。
他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透露，早在1979年，他就跟随做外交官的父亲来过中国。
一方面出于电影人天然的纪录渴望，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基于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他强烈要求上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著名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当时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接到任务去劝阻塞勒斯，就陪着他喝酒、聊电影，最终让他打消了上战场的念头。
1986年，他又陪同为电影人的弟弟来中国拍摄纪录片。
他自己也在2014年拍摄了一部《汾阳小子贾樟柯》。
▲沃尔特塞勒斯与贾樟柯。2013年，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在北京杀青
同年，塞勒斯与法国影评人、《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傅东合著的《贾樟柯的电影世界》葡语版在巴西出版。
20年后重看《中央车站》，你仍会被早年打动过你的东西所打动。
在塞勒斯的电影里，「寻找」始终是在路上的动因。
无论是像《中央车站》里那样别无选择、仓皇上路，还是像《摩托日记》里那样主动选择的漫游。
在寻找的过程中，地理的疆域和个人的使命逐渐清晰，土地与民族的身份也在旅途中以流动的形式得到了确认。
而最触动人心的，永远是旅途中人与人之间偶然而又最真挚的情感联结。
作者 ✎ 李笑容
编辑 ✎ 斯特辣不耐渴
本文首发于奇遇电影：cinema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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