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中，将门之后、知书达礼的曹皇后丹姝在与她那位一心修仙的前夫“和离”之后，才和宋仁宗赵祯成婚。
而在去年播出的同样以宋朝为背景的电视剧《知否知否 应是红肥绿瘦》中，盛家在鼓励盛淑兰与孙秀才解除夫妻关系时，也是一再争取“和离”。
这似乎大大超出了很多人对于中国古代婚姻的认识。
夫妻一体，天作之合，是传统中国对于婚姻生活的理想诉求，但这并不意味古人的婚姻是自始而终，无法通过一定的方式结束它。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离婚确有法律强制离婚、依丈夫单方意愿的强制离婚和双方协议离婚之分。
关于法律强制离婚，法律规定在发生“义绝”的情况下必须解除婚姻关系，比如双方对于对方的尊长有侵害行为的，妻子意图谋害丈夫的，法律规定必须强制离婚，即便夫妻双方仍意愿维持这段婚姻，法律也绝不允许。依丈夫单方意愿的强制离婚，称为“出妻”或“休妻”，丈夫可以根据妻子触犯的七种法定过错，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正如“亲属法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陈顾远先生在《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中所述：“七出”乃本于礼而出之，“义绝”则本于律而出之，本于礼者可出可不出，本于律者则非绝不可。
而协议离婚，即所谓的“和离”：“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亦自古便有之。宋人郑锷在为《周礼》作注时提出，“民有夫妻反目，至于仳离，已判而去，书之于版，记其离合之由也”。这就是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夫妻双方达成合意，便可以离婚。及至唐宋，“和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罕见，《唐律疏议》及《宋刑统》均规定：“若夫妇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此后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元律“诸夫妇不相睦，和离者不坐”，明、清律“夫妇不相和谐，两愿离者不坐”，皆源自于唐律。“坐”在中国古代是承担责任的意思，“不坐”就是不犯法，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按照唐朝以来中国古代法律的规定，夫妻之间只要感情不和，便可以协议离婚，法律一般不再干预。
北宋文学家李廌在《师友谈记》中曾经记载了一则宋朝的“和离”：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
这段话是说，有一个叫章元弼的读书人，长相平平但酷爱读书，有幸娶到了端庄美丽的陈氏为妻。婚后不久，元弼得到了苏轼的作品，便日夜研读，冷落了妻子。妻子原本就因为元弼的长相而颇有怨言，他竟还不知珍惜这份姻缘，因此她提出要和元弼离婚。章元弼每每向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沾沾自喜道：“你们知道吗？我就是因为废寝忘食地阅读苏先生的书才离的婚。”李廌为“苏门六君子”之一，诗、词、文俱佳。《师友谈记》中所载多为苏轼、黄庭坚和秦观等的名言格论，基本可信。
事实上，宋朝法律不仅承认“和离”，而且对于妻子的离婚权也给予了一定保护。“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亦听”。娶得起养不起，妻子可以要求离婚；丈夫出门三年不回家，妻子可以要求离婚；夫家有人图谋不轨，无论是否成功，妻子都可以要求离婚。
然而宋朝文献对于“和离”的记载，仅限于此。幸运的是，上世纪以来在敦煌出土的一批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十多件“放妻书”。比如：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夫与妻物色具各书之，已归。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解怨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这里的“放妻书”，是离婚协议书的样文，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格式文本。它首先向世人展示了婚姻的理想状况是什么，喝罢交杯酒，洞房花烛后，“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直至死亡才能将彼此分开。“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经过三年的磨合，我们本应彼此心意相通，夫唱妇随。根据统计，离婚通常发生在婚姻早期，并且在婚后三到四年达到峰值，这之后随着婚姻年限的增加，离婚率会逐渐回落。原来从古至今就不存在所谓的“七年之痒”呀！“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但事实是结婚三年以来吵吵闹闹，一日不得安宁，看来我们是前世冤家，彼此来做仇人的。可见，唐宋时期的离婚协议措辞相当委婉，且并不再细究对方责任。“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现在三年已满，既然感情确已破裂，无法弥合，那就赶紧离婚吧，不然将来有了后代更是遗患无穷，所以趁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赶紧离婚。“聚会二亲，以求一别”，回去跟各自父母一起生活吧。
下面则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一样，财产要分割完毕，“物色具各书之”，分割清楚后，大家各自带走。在另外的一份“放妻书”中，也有提到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的内容，即“两供取稳，各自分离”。由此看来，唐宋时期的离婚协议中已经有了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观念。
我们现如今的离婚协议写到这里就已结束，但在唐宋时期，丈夫一方多数时候表现得极为大度，因此便会附上后面一段对于妻子的美好祝愿：“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即我们两人分开之后，你要找一个各个方面比我更有能力的丈夫，而且你们这段新感情要好过我们的感情。“解怨舍结，更莫相谈”，我就不来打扰了，我们之间的缘分已经解开。“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你离开后，我还打算再提供给你三年的经济补偿。最后，“伏愿娘子千秋万岁”。“娘子”在中国古代是对女子的美称，祝愿你身体健康、千秋万岁。
“放妻书”书写完毕以后，夫妻双方签字画押，并“会及诸亲”，双方亲属都要作为见证人一同签字，放妻书便可生效。
和离制度虽然不能与今日的离婚协议完全等同视之，但其积极意义仍不可否认。该制度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强调了离婚的程序保障，从形式上为妻子提出离婚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近年来，全国的离婚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与之相关的各类新闻也在不断地刷新着普通民众对于婚姻的认知。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对待婚姻制度的态度越来越体现出人们对自由价值的追求，追求自由的结合和自由的分手。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离婚自由”大行其道的当下，财产成了“生命之重”，情感成了“生命之轻”，没有了“解怨舍结，更莫相谈”的尊重和体谅，没有了“三年衣粮，便献柔仪”的经济补偿，更没有了“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的美好祝愿。夫妻双方从“相爱终身、相濡以沫”变成了形同陌路，甚至恶语相向。
殊不知，世间的爱情，最好莫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如果真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的一天，也唯愿“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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