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重庆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重庆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反而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重庆移民地名沿江的地区高于边远山区，老重庆高于涪、万地区。重庆移民省籍主要来源湖广，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重庆地名还反映了移民后的社会变迁、经济文化整合。关键词：重庆；移民地名；湖广填四川
移民对地名影响巨大，移民史研究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地名研究也为移民研究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共同进步。“湖广填四川”在重庆地名中有较强的反映。但重庆市移民地名研究还鲜有人涉及。本文以重庆直辖市行政区域为范围，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地名进行探讨。在我国古地名中，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名有史可证，有章可据，而今县级以下的镇、乡级及乡级以下的地名则文献记叙相对较略，甚至没有记载。明清之际，整个四川因战乱造成土著川人有“百不存一”、“土著仅十之一二”之说。由于居民剧烈减少，甚至整乡整村地消失，一些乡村地名也随之减少或消失。在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必然产生大量新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明清移民情况，地名成为“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见证。本文希望通过对移民地名的探讨，进一步认识“湖广填四川”的问题。笔者以上世纪80年代原四川省编修的川东（今重庆）的区县地名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将移民地名信息分为两个层次：一级移民地名，其地名信息中移民籍是非四川籍，注明移民后所在地及命名缘由，如“谢家坪：湖广进四川，姓谢的在此为业”；二级移民地名：此类地名没有移民来源地，但确定时间是明清之际，其地名是移民而产生的，如：“马家沟：清初，马家迁此沟内定居，故名”。另外还有相关地名，如反映明清战乱的地名及战乱后移民恢复经济的地名，本文只作辅助参考。
一、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
笔者将重庆市移民地名分为三块统计，即上川东地区老重庆、中川东涪陵地区、下川东万县地区。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重庆直辖市区域（城口未统计）一级移民地名共有293个，二级移民地名共212个，共有移民地名504个。这些地名看似杂乱，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重庆移民地名分布具有一定规律与特点。
（一）上、中、下川东移民地名分布特点的横向比较
以上、中、下川东地理空间横向看，上川东一级移民地名183个，二级移民地名163个，合计346个。上川东统计的20个行政区县，平均每区县一级移民地名9.15个，二级有8.15个，平均每区县17.3个。如果将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江北区作为整个大市区，与涪陵市、万县市统一统计口径，则平均每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12.2和10.87，平均每区县23.1个。中川东一级移民地名33个，二级移民地名17个，合计50个。以10个行政区县计算，平均每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3.3个和1.7个，平均每区县5个。下川东统计的9个行政区县中一级移民地名77个，二级32个，合计109个，平均每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8.56个和3.56个，共12个。而老重庆市（上川东）土地面积22341平方公里，比万县的29483平方公里与涪陵的29526平方公里面积要少。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区县平均值，上川东地区比中、下川东移民名多得多，下川东又比中川东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呢?
首先，历代上川东经济较中下川东发达，自然条件优越，以丘陵平坝为主，水利耕作方便，人口承载量大，有较好的农业基础，人类活动的趋利性使后来的移民自然选择平坝缓丘开垦拓殖，容纳移民数量多，移民地名也就相对较多。故上川东为当时移民首选，聚居移民人口较多，因移民而命名的地名概率相应亦高。反观中川东和下川东，不仅平坝缓丘较少，而且多高山、峡谷，不利灌溉，在移民吸纳量上就较少。
其次，交通便利是重要因素。当时移民以拓荒垦殖为主要目的，故易到达目的地是首要条件。上川东不仅有相对较缓的长江干流，也有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的嘉陵江，陆路交通也发达，如巴县一级移民地名达68条，北碚虽一级移民地名只2条，但二级有79条，合川一级有17条。这与巴县良港便捷，北碚和合川亦有嘉陵江水道之利有关。
第三，中、下川东战乱后清代以前的土著居民遗存相对较多。涪陵南部背靠滇黔，有大娄山，万县北有大巴山，这些地方森林密布，交通不便，在相对隔绝的洞穴、山寨与深山老林，明代土著居民遗存较多。如巫溪老鹰寨：“相传明末献贼肆虐，惟避居于此者保全无害”（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奉节方家峒：“地居险要，深不可测，前峒宽容数百人，明末流者拢夔，土人方姓者避此洞得免，因名”（光绪《奉节县志》卷一四）。笔者家谱载：迁入川东时一共九房，“于洪武六年五月十四日分手，各散以至于今年，经数百世”。重修谱时为民国，九房均还生活在川东，而笔者二房黄峰此系在巫山已超过万人，仅起阳乡就有三千人。（民国《黄氏宗谱》）故下川东元明土著遗存比学界认为的5-10%为高。笔者生于大巴山，所见家谱确有明中前期迁入当地的，巫山县起阳、庙堂、平河等乡十大家族（沈、陶、杨、石、刘、黄、李、张、袁、王）约占三乡人口的五分之四，笔者所见谱书记载全是洪武迁入，而非巫山县志记载的是清代迁入。胡昭曦先生认为：“清朝初年四川的土著人户是不少的，只是比例难统计，地主阶级反动宣传说经过张献忠起义，清初四川土著已‘百无一二’‘无孑遗矣’。纯属夸大和诬蔑，应该加以澄清。”也就是说土著遗存相对多，移民地名就非常少。
下面横向对中、下川东移民地名进行比较，中川东一级移民地33个，二级17个，一共50个。下川东一级77个，二级32个，一共109个。两个区域的行政区县相当，但无论是从移民地名的绝对数量还是区县平均值，下川东是中川东的两倍多，其原因在于下川东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云、开、万、梁等平坝地区在唐宋时期就是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承载量相对较多；该地又处于水陆交通线上，是入川门户，万县元代后一直是川东第二大港口，明清时已成为川东商品第二大集散地。另一方面，中川东的黔江地区开发较晚，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明清战乱影响相对较轻，土著人较多，留给移民的空间相对较少。曹树基先生认为涪陵、长寿、石柱等地土著人比例占30-50%。
（二）重庆移民地名分布特点纵向比较
以长江为轴，南北纵向看重庆地名分布。首先，从川东三个地区的移民地名可以看出，越靠近长江沿线出现移民地名的概率越高，离长江越远则越低，沿江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县、万县市、忠县、丰都、涪陵、长寿、巴县、江津、永川、北碚、合川14区县，共有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198个和157个。非沿江的巫溪、开县、梁平、垫江、石柱、武隆、彭水、黔江、酉阳、南川、秀山、大足、綦江、铜梁14区县的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各为31个。二者比较，沿江的区县一级和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14.14个和11.21个，而非沿江地区的区县各为2.21个，差距甚大。究其原因，一是非沿江地区战乱影响相对较小，土著遗存相对较多。二是沿江交通便利，移民便于抵达移居地。三是沿江平坝台地利于开垦拓殖，利于移民稳定从事农业生产。四是沿江经济发达，人口承载量大。长江边的涪陵一级与二级移民地名分别为15和3。彭水分别为0与2，石柱为1和2，秀山则为0与0。万县地区，万县、云阳和奉节临长江，移民地名较多，巫溪则几乎没有。重庆地区，巴县一级移民达68个，铜梁、潼南较少。
其次，在特定区县移民地名分布态势是中心城区非常少，其郊县数量则激增，而到边远郊县又呈递减的趋势。如原涪陵地区，城关镇无一移民地名出现，而城郊区、龙潭坝区、珍溪区、蔺市区都各有三条移民地名。周边的丰都南川则仅有一、两条，而其西南的彭水、秀山则几乎没有移民地名出现。再以老重庆市为例：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大渡口、江北区和九龙坡区的城区移民地名非常少，而其郊县的巴县、北碚、璧山则激增，再向过郊县的铜梁、大足和长寿又呈大幅减少的趋势。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战乱后川东地区中心城镇仍保留了一部分原明土著人口。其次是城镇人口流动大，各地人杂居，商业发达，地名更替相对较快，造成移民地名少。第三与移民主体的湖广移民的目的和其特点有关。当时官府招民拓垦，主要是针对荒芜的农村，而湖广移民主要也是以占田地、开荒拓业为主，这种移民特点也造成市镇的移民地名相对较少。
总之，通过比较分析，重庆川东地区移民地名分布主要有下面几个特点：一、经济发达地区移民地名分布概率要高得多，上川东明显高于中、下川东地区，下川东高于中川东。二、平坝、丘陵地区高于高山、峡谷区，这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开荒、拓殖，移民地名分布高，而边远山区多高山峡谷，同时战乱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分布很低。三、长江沿岸交通便利的区县移民地名明显高于远离水陆交通要道的巫溪、黔江等地区。四、城镇中心移民地名较少，但中心城镇的郊县移民地名又特别密集，而再到边远区县则又降低呈三级分布趋势。
二、移民地名中移民省籍的统计分析
对区县地名录中注明与其相关联的移民省籍的移民地名进行统计，我们将移民地名省籍列表如下：
从上面数据乍看仅可得出九个省份来源，湖广籍最多，占整个省级比例的82.2%，以曹树基先生研究的“湖广”移民分布以川东地区最为集中接近80%之结论可相映证。清人对湖广移民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亦有记叙。如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村虚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乾隆时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而川东近楚其比例更高，张国雄、梅莉认为“川东湖广籍为62%”。蓝勇先生认为湖广移居在川东应占半数以上。胡昭曦先生据族谱和采访资料得出合川107个族氏中有80个是湖广籍。也就是说湖广籍达到了五分之四以上，正印证传统的“湖广填四川”之说。
笔者结合移民地名分布区域和不同省籍移民地名的历史社会因素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大量移民本身的迁移及选址规律。蓝勇先生认为影响移民籍贯地理分布的地理和社会因素有三点：一是地理位置反映的距离递减规律；一是移民来源的社会历史因素；一是移居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首先，我们看重庆移民地名中地理位置反映的距离递减规律，163条有省籍的移民地名中湖广籍占了134条，这与湖广（湘鄂）距川东有地利之便，尤其是湘鄂与重庆毗邻，外辅以长江水道交通之利有关。故重庆地区湖广移民地名占了绝大多数。而贵州省籍的五条移民地名全在毗邻贵州的区县附近，万县地区和重庆北部地区则没有贵州籍的移民地名。福建、浙江、陕西、河南的移民地名较少，也印证了这一规律。第二，移民来源的社会历史因素，以湖广籍多来看历史上重庆的巴文化与楚文化比较接近。《华阳国志·巴志》叙：“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此为人和。清招募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垦殖，政府鼓励改土造田，山地垦荒，而湖广移民擅长种植，尤其开荒，此为天时。加上前面所讲巴楚有彼此毗邻之地利，清初湖广移民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故其移民所占比例必然独领风骚。而反观福建、浙江、河南、江西、陕西的移民地名中绝大多数以经商开店为主。如：云阳云安镇江西街：“清初，江西人在此街经商故名。”江津油溪区江西街：“清康熙年间盐商郭姓捐资建万寿宫，郭以祖籍江西名街。”酉阳兴隆场：“据传早年一江西商人安居在此、生意兴隆故名。”9例江西移民地名释名中从事商业与开店占了5例，超过一半以上从事非农业，也正与江西商人擅长经商相符。第三，移民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湖广籍移民以从事种植业为主，江西、福建、浙江等以经商见长，在移民地名分布上，湖广籍则多居丘陵和台地的沿江等区县，而江西、福建、浙江籍则居城镇，江西籍移民地名如云阳云安镇的江西街、酉阳兴隆场、江津油溪镇江西街等，福建籍移民地名如沙坪坝茶亭。而广东籍8例移民地名，除云阳上广地名外，其余都在永川和荣昌附近，如永川的广东院子，荣昌的骑龙穴、广东坡，江津的广东湾，壁山的广东子等。有学者认为，广东移民多迁入川南地区，因盆地南部更适宜于种甘蔗和荔枝，而永川地区正与川南地区毗邻。
三、川东移民地名蕴藏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动态信息复原
地名是时代的标志，是历史的见证。陈正祥认为地名不仅能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更能反映古代民族迁移或征战的痕迹，是文化遗产，有似化石，有文化层的指标作用。“湖广填四川”前的战乱活动地名和“湖广填四川”移民地名本身以及移民后川东社会经济等活动的人文地理地名，基本上可以将移民活动的全貌给予复原。如：移民动因、移民的过程及移民定居后川东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整合，在移民地名与相关地名中都有所体现。
1.地名中明清反映战乱、人口耗损、经济破坏的地名。
明清之际与战争有关的地名非常多，如涪陵县城郊区黄旗口：“明末，张献忠义军经此，曾在河边插黄色军旗，故名。”蔺市区老房子：“传说此房屯驻过张献忠的义军。”奉节县桃李溪：“传明张献忠与明军混战此地，老百姓多逃走，只有陶、李两家，故名。”平安槽：“明末战乱人民希望和平定名。”万县白羊区千口山：“相传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此与官军激战，双方及百姓死亡上千人，故名。”上面的地名均反映了川东明清战乱、人口耗损的事实。而每个县都有好几个甚至十几个这类地名。有的因农民军与官军活动命名，有的以战争遗址命名，有的则直接以人口损耗命名。
下面来看战乱后经济破坏、乡野调敝的地名信息。涪陵县城郊区老屋湾：“明末湖广移民于荒林中，发现此房子，故名。”蔺溪区楼房湾：“传说清代乾隆年间，湖广填四川，此地荒芜唯此楼仅存。”江津李市区熟田沟：“早年耕耘过，明末清初因兵患，荒芜，后为湖广入川者发现，故名。”奉节河水田：“湖广填川此地无人烟，野兽在此喝水，谐‘喝水’为河水。”蒿治坝：“明清时，湖广移民入川，此地荒无人烟，坝里长满蒿子，谐音得名。”以上地名中所含信息，说明明清之际战乱对川东破坏是空前的。而正是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造成“有可耕之田，而无种田之民”（《清圣祖实录》卷三六），需要大量移民补充四川地区。
2.移民地名中反映的移民活动
首先，大多数移民地名中释名是以插占的方式获得土地。如巴县白市驿区侯家堡：“清初，侯某移民入川在此堡插占为业故称。”杨家湾：“清初湖广移民入川时，在此插占为生，故称。”罗家湾：“清初，罗姓移民入川，在此插占为业，故称。”荣昌安富区兰家坝：“清初，兰姓入川时插占此坝，名兰家坝。”其次，部分移民地名也反映了移民与少数土著居民（可能是先到的移民）的土地“交换”情况。如：荣昌八塘区顶头沟：“传说，某姓入川时以一口鼎锅换得此沟谐音为顶头沟。”奉节县黄布塆：“传说湖广上川时用三尺黄布买了这块地。”苦荞坝：“据传说湖广移民上川时，以苦荞粑换的一个坝，故名。”第三，移民地名中建房定居的信息。如巴县青木关区赵家院子：“明末清初，赵姓入川建宅院于此，故名。”长生桥区胡家山：“清初，湖广移民四川时，胡姓建宅于此小山堡的斜坡上得名。”一品区苟家屋基：“清初，苟姓移民入川后建房于此，故名”等。这些地名直接反映了移民修建房舍，永久定居，也说明自然经济条件下，房屋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正体现了由初期移民的流动到拥有土地、建造房屋安居移动的过程。第四，官府移民的信息。如涪陵红花院子：“传说，明末官府移民潘姓至此，打坏一只桃色花碗后建房定居，故名。”巴县青木关区千年房子：“明末清初，官府移民，某氏在此建房定居，其房结构扎实，富永久之意，故名。”长生桥区杨家湾：“清初，官府移民，杨姓移民入川，在此湾居住。”此类移民地名不多，但足以反映当时移民是分官府（政府）移民与民间移民两种。这与学界所讲的移民方式是一致的。康熙时“如招民三百户安插者，先准加一级，俟开垦五年起科之后，照原任不论俸满即升”（《清圣祖实录》卷三六）。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批准四川巡抚宾德疏请，对入川开垦民户，“每户给银十二两”（《清圣祖实录》卷六七）此说明了当时官府移民从成本上讲毗邻四川的湖广为招民垦殖的首选，故湖广人成为入川的主要移民省籍来源。由此更证明移民地名中反映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很高。总之，移民地名告诉我们，移民到达川东后，大部分插占或开辟荒地，少部分以极少财物交换获得土地，建房定居而安定下来。其移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府移民，一种是自发移民，从移民地名看自发移民更多。
3.在移民地名与相关地名中所体现的移民后川东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整合
首先，移民地名反映了川东由清初的人烟稀少、经济萧条到恢复发展的变化，如涪陵珍溪区新湾：“相传明末湖广移民形成的村落，后发展成集市。”百涛区陈家嘴：“明末清初，陈姓据此而定居，后成集市。”綦江百涛区罗家沟祠堂：“明末清初，湖广移民，陈姓据此而定居，后成集市。”这些地方由初期几家移民后来发展成农贸集市，折射出移民后川东经济的恢复发展，也体现了人口的增殖。
其次，川东地名中的祠堂和家庙、会馆、川主庙地名体现了移民后的文化整合。第一，建祠堂和家庙加强了宗族观念。如江津石门区苏燕祠：“清初苏姓自湖广来川燕居于此，其子孙繁衍后立祠命名。”綦江罗家沟祠堂：“明末清初，湖广移民，陈姓据此而定居建祠堂，后成集市。”思宗庙：“清乾隆三十年，当地人思念祖宗，在此建祠堂，故名。”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多半祠堂是粤东，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家家有，冬至齐来拜祖公。”第二，设立会馆。会馆不仅是一种建筑物，更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产物。如长寿晏家区地名会馆：“清中期，湖北黄姓等人来做生意，成立同乡会址设于此。”江津县江西街：“清康熙年间，盐商郭姓捐资建万寿宫，郭以祖籍江西名街。”渝中区桂花园：“清末，此外有江西会馆，馆周围有桂花树，因此得名。”第三，修川主庙。綦江珍溪区回龙庙：“清乾隆时，建川主庙于象龙回转的小山冈上，故名。”城郊区行驰庙：“清代后期建的川主庙。”赶水区川主庙：“此处建有一庙，庙中塑有川主神像，故名。”如果说祠堂会馆还体现分散的家族的地域观念，那么川主庙则体现了移民入川后的新的认同感。这种趋同性的信仰打破了省籍的阻碍，使川东文化得以整合。这种整合建立在移民相互交流，经济交往频繁的基础上，反过来，文化的认同又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展。而在清一代新的农作物得到推广，尤其在“湖广填四川”影响和辣椒的介入下形成了新的川菜体系，四川的饮食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拥有五种声腔新川剧的诞生就是移民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
总之，本文通过对重庆移民地名的统计比较、分析得出，重庆移民地名分布虽然不均衡但有规律可循，可以从中窥视当时移民的特点及变迁状况，对移民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综合如下：（一）重庆移民地名空间分别以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方为主，故经济发达的巴县、万县、永川等分布较多，沿江的区县大大高于非沿江地区。非沿江的北部地区（大巴山山区）与南部的涪黔地区因土著遗存相对较多，而移民地名就相对较少，同时说明下川东的元、明土著比学界的5%-10%比例要高。（二）移民的原籍所在地与移居地的距离、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对移民选择移民地有重要影响，故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和距离与重庆接近的湖广移民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三）在移民地名信息中，体现了经历过明清战乱后，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中，在“康雍复垦”和“乾嘉续垦后”，在广大移民辛勤劳作下，经过经济文化整合，奠定了今天四川和重庆的经济文化基础。
文章作者：黄权生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04年第6期
编辑：檀金玲
校对：张纯瑜
审订：耿 曈
责编：吴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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