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3年，清乾隆八年，一场“最热的夏天”席卷了整个中国。
在我国历史之上，鲜少出现这样的时刻，这一年的五月份（阴历），各地县志都记载了同一个词语：“大热”。
而它到底热到啥程度？可以说是超乎你的想象。
根据《续东华录》的记载：六月丙辰，京师威暑。
《天津县志》也曾经留下记录：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
即便是时隔两百年，我们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股灼热的窒息感，而这场热灾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惨重的。
在持续了十余天的“大热”之中，北京连同附近地区，有超过11000人热死，如此之大的伤亡，令后人难以想象。
据现代气象专家专家研究换算之后，人们得出结论：这场大热主要集中于1743年7月20日至25日。
这一阶段，北京以及周围区域平均气温在40℃以上，其中以7月25日最为炎热，当天最高温度估计高达44.4℃。
对于制冷条件极其落后的农业社会而言，热灾绝对是最为致命、也是最无能为力的灾害。
霜灾可以外地运粮运煤支援，水灾可以掘沟修堤，偏偏是“热灾”，令人毫无还手之力。
诚然，我国早在数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储冰手段，但是人为储存的那些冰块，相较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无疑于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
从朝廷到地方，所有的行政机构都陷入了一阵恐慌之中。
面对炙热的太阳，即便是地上的“天子”也显得那么渺小。
“大热”一开始，最早受到影响的便是农民。
农历五月、六月正是北方麦子收割的季节，可是顶着如此酷暑，几乎无法进行劳作。
田地当中“土石皆焦”，单单是用脚在地里走上一圈，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任何铁制农具稍一劳作便会滚烫如烙铁一般。
一些农民不忍错失耕作，强撑着进行劳作，却因此发生生命危险，每天都会有人被热死的消息传来，为这大灾之年又添了一丝恐怖。
即使在京城中，热灾的影响也极其巨大，全城数口水井几乎一夜之间被舀尽，甚至就连一些浊水苦水，也成为了人人争抢的对象。
根据河北高邑县志记载：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
即便是人们躲在房屋之中，墙壁背阴处仍然炎热如火灼。
烈日之下，铅锡一类的金属都会融化，处处都是因酷热而被烤死的尸体……
大热一开始，朝堂之上的乾隆便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奏报。
原本，他还只以为只有京城的天气这么热，可不曾想，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整个北方全都出现了一样的情景，各地都有百姓因高温而死的案例。
以往地方大灾，乾隆大可以大笔一挥，直接拨粮拨款。
但是热灾不一样，拨出去的人极有可能会变成“被救助”的对象。
大灾之年，纵使如皇帝也由不得自己，只能顾好京城的这一亩三分地。
乾隆皇帝多被后人以“好大喜功”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这场“大热”以来，他的表现还是尽了力的。
“大热”一开始，乾隆就立马下令，对京师周边的百姓进行救济。
一面张罗着布施冰汤、药饵，一面着人进行祭祀，期盼天灾早日结束。
到了后期，乾隆甚至还下令开仓放粮，平抑米价。
百姓是热灾并非饥荒，这一举动可见朝廷的拼命，只能说能用的招数已经全用了。
乾隆的恩赐不仅仅只限于百姓，颇为意外的是，还包括当时的犯人以及外国使臣。
大灾刚刚开始，乾隆就想起了外来的几位苏禄国使臣（今菲律宾）。
他担心使臣们中暑，还特意赐下了冰块与解暑药物，并且钦派御医进行照顾。
五月二十九日，乾隆有体恤监狱当中的犯人，着令轻罪者予以减刑或直接释放，重罪者，法无可免，但是也应该添置凉席草棚、发放冰汤予以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因为天气过于炎热，朝廷官员曾经上书，请求这两日干脆不要开庭，大伙一起放假。
对此，乾隆却颇为不满。
他特地下令：“所有部院及八旗引见人员，照常引见。其应办事件，亦按期速办，毋得稽迟。”
正是因为这道命令，才使得接下来的救济活动得以进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的影响。
作为皇帝，乾隆本人当然不用担心热死，从大灾一开始，皇宫内就摆上了无数冰山，硬生生造出了一座“空调房”。
可虽然身体上凉快了，但是内心的焦灼是无法平息的。
这一时期，乾隆曾经写下过：“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意思大概是，虽然自己在皇宫里有享之不尽的“冰盘”与“雪簟”，甚至还颇有凉意。
但是，每天因为热灾还是辗转反侧，心神不宁，每每想到那些正处于酷暑之中的黎民百姓，总是心痛不已。
政治上能做的做完以后，乾隆也不忘求神问佛。
这段日子里，他曾经多次召见钦天监大臣，询问天象。
看见皇帝吃这一套，有爱逞能的大臣急忙站出来提了四条意见：
一、弛禁赌博；二、恢复陋规银两；三、税课再减；四、刑罚宽松。
这些建议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这个原理，实在过于糊弄人。
“使民自便，则和气感召，自可雨赐时若。”也就是说，只要老百姓高兴了，自然也就降雨了。
对于这种堪比“废话”的建议，乾隆当场勃然大怒。
史书记载：言毕，乾隆帝颇为恼怒，训斥其“悖理伤道，莫此为甚。”
后来乾隆甚至还再次下诏：“若似此卑鄙悖谬，任意捏造且有意惑人听闻者，则不可不加惩治。”
即谁要再这样胡说八道，小心你们的脑袋。
从这一小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乾隆内心的焦急。
之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乾隆最终也勉强下了一道“罪己诏”，反思亦凡自身过错为百姓祈福，希望早日度过这场灾祸。
整场灾难面前，乾隆的表现还是相当可圈可点的。
虽然这些行动从事实上没能改变天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动对于人心的安抚。
百姓们在酷暑之下有了免费供应的冰汤，市场之上米价也越来越便宜。
总的来说，人们有了挺过这场灾难的底气。
幸运的是，这场灾害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过了十余天，热浪便得以褪去，国家再次恢复平静。
虽然“热灾”过去了，但“热灾”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灾后的赈济、组织生产都是当前要做的工作。
除此之外，朝廷也意识到，大灾所带来的大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
为了避免饥荒，乾隆还下令南方省份迅速调粮，不得延误。
同时注意流民安置，不要让流民全都涌向京城，以免滋生瘟疫。
这一时期的抗灾过程，即使是放在今天也颇具借鉴意义。
当年十一月，果真如朝廷所料，大量灾民涌入北京。
这一时期，朝廷先是予以安置，等到十二月又统一组织，安排其来年生计，甚至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手段，可以说是令人大开眼界。
乾隆能够在大灾面前做到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理，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所追崇的“民本思想”。
任何皇帝任何官员所接受的教育理论便是“爱民护民”，正因如此，乾隆才能挺过这场灾害。
而乾隆八年为何会如此炎热？
由于年代久远，缺乏足够的气象资料，如今的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已然不大可能。
目前主流说法认为，这场“大热”源自于乾隆年间大肆修建宫殿砍伐北京附近的植被，由于植被遭到破坏，才最终导致了这场大热。
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是颇为勉强的，毕竟农业社会对环境的破坏相当有限，相较于工业社会简直不值一提。
事实上，即便是乾隆从上位开始只做砍树这一件事情，也很难在八年时间里造成如此“大热”。
想要解释其背后的原因，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气候问题之上。
事实上，不同历史年代的气候温度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在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当中，就曾经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
受小冰河期影响，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平均气候也大有不同。
在文章当中，竺可桢引用了挪威雪线高度高出海平面的高度为参照物，对应近五千年来的历史，总结了从晋朝以来的中国各时期温度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年温度变化当中，乾隆年间正处于小冰河期的回暖时期，是相对温暖的一个时期。
总体上来看，气候温暖对于农业社会所带来的好处有很多，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粮食增产，所谓的“康乾盛世”与之不无关系。
然而，冰河期回暖好归好，但也有着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无法掌控。
只要其超过了人类社会所能承受的最大阈值，便会出现这种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大热”。
不过虽然这场大热百年难遇，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类似的高温事件也越来越多。
以2022年6月25日数据为例，目前，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38个国家站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6月历史极值。
其中共有三座城市气温高达44℃，分别是河北灵寿、藁城、正定。
单从温度上来看，这三座城市已经赶上了乾隆八年的那场“大热”。
不过，如今我们面临的却不只是气候回暖，更主要的在于工业社会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
虽然目前随着科技进步，我们并不太可能出现乾隆时期“热毙万余人”的惨状，但是相关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对于“气候变暖”，很多人并未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甚至有人认为“气候变暖”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还让冬天更好过了。
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国家气候中心早在去年就曾经表示：虽然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直接危害，但是它意味着未来的确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增加了。
这也就是说，伴随着全球变暖的，往往并不是普遍而均匀地升温，更有可能的是极端的热或极端的冷。
当前的温度变化我们尚且能够以科技能力来承受，但是没人敢保证，下一次温度变化会在何时，能否抵御。
乾隆作为封建社会的君王尚且会“加以自省”，身为当代人，我们更应该了解相关知识，脚踏实地地做好环保工作。
参考资料：
-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
- 《乾隆八年酷热天》.哈恩忠.
- 《乾隆八年京畿地区应急体系初探》.汪波.
- 《乾隆八年曾现超级三伏天》.刘巍.
- 《乾隆年间北京城的高温记载》.曹冀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