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研究解放区文学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条件反射”一样联想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传统；在我们的思维定势中，延安文学是具有独立单元性质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也是“新中国”文学模式的前身。[1]作为一直延伸到共和国成立并且成为“正统”的传统，延安文学带有鲜明的特色（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各项理论为指导原则），不符合这个传统的作家和作品长期被遮蔽。“潜伏”于我们视野之外多年的王林就是其中的一位。近几年来，经历和写作都难以被此前的文学史“归类”的王林终于被“发现”，解放区文学随之增添了新史料。[2]王林的“重现”不仅涉及到解放区作家在五四传统和延安文学传统中进行选择和实践的问题，还启发我们对既有解放区文学史构架做出新的评估。
01
王林的“来路”
解放区的作家也可以这样划分：一类是从全国各地被革命“召唤”到延安的“外来”作家，例如丁玲、萧军、何其芳等人；一类是延安及延安以外其他解放区的“本土”作家，例如赵树理、孙犁。第一类作家的共同特点是接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理念并运用在写作中，被“改造”的痕迹显豁。第二类作家没有参加座谈会和“改造”，保留了很多民间文学传统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此前的研究缺乏对第二类作家更为细致的甄别和研究。比如，我们很重视赵树理小说中表现出的民间文化传统，赵树理也很乐于强调自己的“山药蛋”特色，但是，对赵树理所受到的“五四”影响含糊其辞——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甚至只字未提。然而，赵树理自述说：“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种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3]赵树理在这里想说的，是自己克服知识分子腔调的过程，但是也无意中透露出自己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用知识分子心态去理解民间传统。受“五四”以来文学影响很大的赵树理，“不得不”果断抛弃了新文学传统。我们对解放区中体现了民间传统的作家研究甚多，而极少关注那些在解放区创作但是保留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作品。[4]
置王林于上述背景，可以发现他的“来路”与众不同。1908年出生于河北衡水的王林，1930年考取了国立青岛大学，并且以青岛大学共产党支部书记的身份，策划领导了学生运动。王林就读外文系，但是旁听了沈从文的小说习作课。沈从文帮助王林发表作品，还为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幽僻的陈庄》（1935）写了“题记”，他们的私人关系保持到晚年。沈从文回忆他讲课的情形：“我要他们先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5]对沈从文创作观作全面考察不是本文重点，但是，沈从文要求的“忘掉”，却触目惊心，因为这个观点埋藏了日后会引发“灾难”的定时炸弹。王林照单全收。沈从文评论王林：“居然大胆运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6]引为同道，赞美有加。
考察抗战之前王林的创作，可以发现，王林小说的题材集中于农村现实，以灰暗的笔触写了苟活于乱世的芸芸众生的挣扎和失败，苦痛与蹉跎。王林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命运多舛，毫无希望。色调阴沉，叙述节制，结构带有“新文学”特有的粗粝感。《岁暮》写大车店里应召暗娼的自述，她的薄命软弱、车夫胡三的无耻无奈、老客的沉思世故相互碰撞，道德焦虑却是背后的底子。《这年头》写黑丑的老婆能干，开了家茶铺，大家在此扯淡打发时间，他在李警官的撺掇下开始抽大烟提神，生命的麻木感令人窒息。《二瘾士》写双福规劝自己表兄鸿业戒掉大烟，结果自己却染上烟瘾，二人成为“知己”，对比中透露出世态炎凉。《怀臣的胡琴》写无儿无女的怀臣把胡琴传给了四黑，四黑老婆死后，想再成家，却被放鹰的欺骗，只好靠无休止拉胡琴增加“人生的活气”。《贾斯文》写私塾先生贾斯文看不惯世道，他儿子二秃被逼无奈离家“入伙”，儿媳妇沦为娼妓，他家成了被人讥笑的“男盗女娼”。沈从文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角度评论王林说：“他是北方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7]虽然是三言两语，有些含混，但是看得出沈从文还是非常欣赏王林的，因为“泥土气息”和“林野气息”也正是他自己所追求的。
1935年出版的以北方农村人和事为中心的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王林的艺术特点。王林在小说开始前引用了茅盾《话匣子田家乐》，可以视为他的创作主旨：“庄稼事人人见惯，固然是平易的”，“近来的田家生活实在是变化太多，有些事连顶好的‘幻想家’也想像不到。”[8]在小说中，王林所谓的“变化”只是乡间的生老病死，并未采取“宏大叙事”的视角。陈庄中的人物依然延续着小农社会的生存方式，最大的事件就是成祥为了泄愤烧掉了陈老仲家的粮食，而成祥和小白寡妇的情感纠葛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主要线索。置于当时的文学视野中，就会发现《幽僻的陈庄》的问题。1933年茅盾的《子夜》出版是文坛盛事，该著开“社会分析”先河，意图是“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的敌人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应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9]。就王林引用茅盾来推测，王林写《幽僻的陈庄》的时候，应该知道当时大名鼎鼎的《子夜》。与《子夜》相比，《幽僻的陈庄》对社会宏观面貌的变迁似乎没有兴趣，也没有阶级分析的时髦视角，只着意展示乡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幽僻的陈庄》中，无赖成祥争风吃醋，跟杨三镳子一起烧了有钱有势的陈老仲的粮食，陈老仲因为怕被报复忍气吞声，这样的关系是阶级视角无法体现的。从这个角度说，《幽僻的陈庄》与萧红1934年的《生死场》暗合，都是以农村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不按历史理性的要求给出“方向”——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说“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是“大背‘训政’之道”[10]的，虽然“训政”各有不同。
王林与沈从文、萧红的写作方式，即对乡土社会实录式的记载，在30年代的文艺理论风潮中，属于另类，无法立定。罗烽评论《幽僻的陈庄》时，指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作品里，不是作者太多写日常生活，而是只写了日常生活的平面现象。发现日常生活同伟大的历史变革的联系，是过去和现在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共同具有的才能。在这作品里，作者描写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只是原样的誊录。”[11]在罗烽看来，“原样的誊录”是《幽僻的陈庄》的缺点。囿于具体历史语境，罗烽不可能意识到，其实“原样的誊录”同样是一种“关系”，日常生活中同样隐藏着“伟大的历史变革”。从后来的创作来看，王林并没有听从罗烽的批评——有趣的现象，就在“抵制”中呈现出来了。
02
《腹地》与解放区同类作品之比较
《腹地》写作于抗战期间，不是“追忆”。吕正操说王林：“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他未转移太行山区，坚决要求留下，亲身经历了那段艰难残酷的历史，遂在地道里写出长篇小说《腹地》。”[12]抗战后，王林把深埋地下的手稿取出，几经辗转，1949年9月才获出版。与1949年后的革命“回忆录”写作不同，《腹地》带有“现场感”，坚持了《幽僻的陈庄》“原样的誊录”的手法——这使《腹地》意外保存了一份“原始档案”的同时，也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王林躲藏在冀中地道里写作《腹地》的时候，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态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统一思想的文献和指导性纲领，众多“新文学”旗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被“改造”。周扬后来如此叙述历史：“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13]讲话的位置和作用被强调到极致。解放区作家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震撼：“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4]丁玲在1950年说：“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定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15]关键地方就在这里：此刻在冀中的王林对此次整风的严酷性和意义并没有深刻认识，在写作中也依旧按照以前的方法——沈从文文学传统，并未做出“应有”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怪异的《腹地》。《腹地》中涉及到的一些情节和细节，解放区其他作家后来也写到过，但是处理方式就有所不同。
毛泽东的主张里包含有丰富的“现代”因素，也要求文艺作品中体现、宣传这种“新”的内容。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断言：“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16]延安文艺就是要体现出“新”。赵树理1945年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写了农民铁锁被欺压，后来在党的指导下成长，最终惩罚了地主恶霸的故事，这种“压迫—党的领导—反抗”的线索非常切合当时政治的需要，是一个“观念性”很强的作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题材都是“土改”，小说的情节基本就是党的土地政策的演绎，而作家也把宣传与创作相结合作为自己的目标。周立波说：“在这场火热的斗争中，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积累了素材；在这基础上，创作了《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是我遵循毛主席革命文艺的一次创作实践。”[17]相比而言，王林的《腹地》显然缺乏“观念”的准备。辛大刚因伤退伍回到辛庄后，乡亲认为他有水平，就请教他苏德战争的形势和美英的态度，不料辛大刚也一知半解，唯唯诺诺搪塞了事。辛大刚为什么没有做政治报告？王林完全有能力根据“材料”写出来，但是他却愿意把辛大刚塑造为一个憨厚、实在的普通士兵，如同他身边的那些战友一样。
解放区经典作品都有一个“外来者”形象。《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故事都是从工作队进村开始的。[18]他们是叙事的发动机，党的化身，代表党领导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最后不出所料、理所应当地取得胜利。王林的《腹地》也是“外来者”模式，但是却避免了图解政治宣传。辛大刚残疾退伍回乡，并未显出高人一等的领导气质，而是沉浸于往事，对自己当年意中人的结婚忿忿不平。他回村后，受到排挤，王林这样写他的心理活动：
“干什么去啊？”这个问题成天苦恼着大刚，“光为了眼前的一点儿口头福，去做小买卖去？做买卖就得装出满脸笑，见人就得哈腰作揖，照顾一个大钱也要当做财神爷。不行，不行！自己这脾气干不了！要不，就这样待下去？过一天就像过一个年，什么时候才熬到……熬到什么呢？”他自己又矛盾起来，“熬到抗战胜利吗？即使熬到抗战胜利了，这村里也没有咱混的日子啊！”于是，后悔起初就不应该回家来。假若那时候刚从后方医院出来，要求在后勤部门分配工作……[19]
辛大刚思绪万千，左右为难，但都与党员和英雄应有的觉悟相去甚远。小说结尾处，辛大刚在日军屠刀下奋起反抗，率众突围，可谓壮举，但是依靠的却是求生本能和“我不能叫中国人丢这么大脸”的民族意识。《腹地》从头至尾没有强调党的路线在斗争中的作用。正如评论者批评的那样，解放区文学大多指向“政治正确”，与现实之间形成了文学史前所未有过的呼应关系[20]，但是，《腹地》却是例外。我们从《腹地》中可以看到未经删除和提炼的细节。站在“新历史主义”视角，目前学术界已然“恢复”了抗战记忆，《腹地》作为诞生于抗战期间的作品，具有“证据”的作用。
辛大刚的恋爱史是重读《腹地》的“亮点”。解放区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质素，爱情中双方的情感被轻描淡写，而爱情的结果等同于乡村权力博弈的胜负。《小二黑结婚》（1943）中，小二黑和小芹反抗的是旧有的婚姻制度和愚昧的父母，而动力来自解放区政府的新婚姻法；《王贵与李香香》（1946）中，革命胜利、铲除恶霸是主人公爱情成功的条件。爱情的命运取决于权力格局的演变，有情人终成眷属与赞美新的力量庶几同构。《腹地》中，辛大刚对白玉萼表白之际被他人撞见，结果被当成“强奸”未遂，他的“淫乱行为”受到组织的批评。他一度为此耿耿于怀，直到二人后来互通心意，这才收获爱情果实。比较起来，《腹地》里的爱情故事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克服的障碍也很微小，属于消除“误会”，而《小二黑结婚》和《王贵与李香香》则把爱情置于革命视野之中，情场和战场相得益彰。爱情中的“情欲”在解放区其他作品中被遮蔽或者变形（男青年想接近漂亮的小芹而去三仙姑家），《腹地》里却屡屡在辛大刚身上不合时宜地出现，而恋爱中的辛大刚的所为，常令人捧腹。《腹地》写辛大刚给白玉萼写情书一节，心理活动跃然纸上，平实有趣，是解放区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很难见到的。
03
王林与“时代”
王林相当具有理论自觉，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思考和追求总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王林文集》的《抗战日记》中，记载了大量对文艺问题的思考，虽并不系统，但足以说明王林对写作的执着探索，而此探索中蕴涵着他自己也未必认识到的两种写作观念的冲突。王林在1939年的一则日记中，提及自己看了莫里哀的《难为医生》，说：“接受遗产，读古典作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愉快的。莫里哀时代距离这昝那么远，地域国界又大不相同，然而仍能叫读者感到栩栩如生。古典作品真乃人类性灵永恒不灭之光也。”[21]王林以“人类性灵”为标准，展现了对于古典作品的态度——这个标准显然接近他的入门老师沈从文。王林30年代的作品也以探索性“性灵”为主题，本无可厚非，但是，战争期间，这样的标准就值得商榷了。王林在冀中担任火线剧社的社长，创作了《火山口上》《黎明》《活路》等剧作，完全是为了宣传，当时的评论称：“我们绝不能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所以也不是唯演剧演戏。我们目前只能把戏剧当作宣传工具，《火山口上》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们应把它作教育大众的工具，这将比几十篇演讲词都来得有效用。”[22]在当时救亡形势下，王林肯定无法坚持原有的“性灵”立场了。因此，王林的文学标准发生了动摇。他评梭罗诃夫《被开垦的处女地》时，虽依然说这部作品“不如古典名著那般给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却肯定该著“给了我们多少新社会的形象与画面，创造一个新生够多么曲折呀！这般丰富与伟大的材料，哪能像旧时代布尔乔亚那般盯住一点小斑点那般细嚼啊”。[23]王林不放弃古典趣味，但已经对“新”的题材和形式流露出好感。他雄心勃勃地在日记中说：“在《序幕》中我要实现我的新创作理想。”[24]王林在1937年预告的《序幕》是一部“‘七七’事变前后为中心的长篇小说”[25]，实际上并未问世，我们也无从见识王林的“新创作理想”了。
时代要求“宏大叙事”，王林对此有所考虑，却选取了“另类”的对待方式。1939年，王林日记记载了他同梁斌的一次谈话。日记云，“忽同梁斌谈起创作小说和剧本的问题。我说凡以主题和思想为主的，都自然要走上宿命论和不自然的结局内，亦即专注于故事把人物安在那个命运般的故事框子内，而人物只成了抽象思想的号筒”，因此，他主张“人物性格决定故事的发展，而不是故事（客观）决定人物”。[26]这则材料说明，王林的选择是主动的，并非盲打误撞。王林在艺术上主张“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化”。[27]他显然没有更进一步意识到：在新的规范中，主题和思想必须先行。梁斌同王林的选择迥然不同。1959年，《红旗谱》大获成功后，梁斌也谈及了这个问题，也可以算是回应：“想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首先是小说的主题思想问题。在我来说，主题思想又是和小说的内容同时形成的”，“我想如果深刻地反映中国的革命斗争生活，这个革命是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之下的，就会透露出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来的。”[28]相比而言，梁斌首先考虑的是王林所谓的“故事框子”。正因为此点不同，《腹地》与《红旗谱》才分道扬镳（当然不能忽视写作年代的制约）。据王端阳（王林之子）披露，王林在1947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谁原谅我写时（原文如此，笔者注），连党报都看不见，更不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因此，灰心丧气了好几年。”[29]王林的灰心丧气或许不是出自艺术选择，而是现实中的碰壁。
王林写作的价值被“时代”严重低估。孙犁在1949年的一篇评论《腹地》的文章中，赞扬小说“最精采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战斗的情绪。这里写出的情绪，我说是地道的冀中人民的情绪”[30]，但是又批评说：“关于领导的力量，在小说里的表现是薄弱的。”[31]孙犁的逻辑是矛盾的。王林“自然主义”地书写了这场战争和苦难，就可能要冒没有“理论先行”的风险。王林只是表现人物，“根据实际生活创造”人物。如此看来，王林的《腹地》成为1949年后最先挨批的长篇小说就顺理成章了。陈企霞在《文艺报》撰文指出，《腹地》“无论在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对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党内斗争理解上的错误认识与糊涂观念，是这部作品的问题的核心”。[32]王林虽然不服，宣称自己“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33]，但是无奈，只好修改。结果可想而知，难以卒读。[34]
王林并未坚持自己初期的创作理想——这当然源于劈头盖脸的批评。他后期对各种政策方针亦步亦趋，笔耕不辍，作品甚多，比如以西安事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等，但少有可观之处。这是来自历史和“时代”的黑色幽默。但，他的《腹地》已能够启发我们对以往解放区文学的叙事构架重新思考。
注释：
[1]众所周知，周扬把延安文艺描述为具有统一“方向”的工程。参见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1960年代在美国的夏志清也把陕甘宁边区的创作论述为“一个崭新的文艺方向”。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2]2011年5月30日中国新闻网发表了《揭秘新中国第一部遭禁小说〈腹地〉过程》，www.chinanews.com/cul/05-30/307。该文用“揭秘”和“第一部”来叙述《腹地》，正体现了王林被湮没的事实。此文主要材料来自王端阳的《王林和他的〈腹地〉》，原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修改后收入《王林文集》第2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赵树理：《也算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6月10日。
[4]近来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传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吴敏《宝塔山下的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军《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等，“非延安传统”创作却鲜有研究者关注。
[5][6][7]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王林文集》第1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2页。
[8]王林：《幽僻的陈庄》，《王林文集》第1卷，第1页。
[9]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页。
[10]鲁迅：《生死场·序言》，收入萧红《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11]罗烽：《评〈幽僻的陈庄〉》，原载《大公报》1935年8月25日，收入《王林文集》第1卷，第3页。
[12]吕正操：《王林日记序》，收入《王林文集》第5卷，第1页。
[1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14]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15]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6页。
[17]周立波：《重印后记》，《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91页。
《暴风骤雨》开始就说：“工作队的到来，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18]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19]王林：《腹地》，《王林文集》第2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20]刘再复、林岗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不再追求如同‘五四’那样，以不同的叙述角度来表明他们对历史和现实苦难的承担”，而是“以单一的叙述角度，力求按照意识形态条文的要求，去反应那个有既定框架的‘伟大时代’，反映那些有既定模式的‘伟大的人民’”。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1][23][24][25][26]王林：《抗战日记》，《王林文集》第5卷，第81、67、67、67、97页。
[22]白文：《评〈火山口上〉及其演出》，1937年1月17日《文化周报》第1卷第10期。《王林文集》第4卷，第218页。
[27]王林知道恩格斯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化的说法。他说：“席勒只是抽象的思想的发泄，一个剧本的故事的发展和结局，早被他的抽象哲学所预定，人物便成了他的哲学的傀儡，成了抽象的死板的人物了。”王林：《抗战日记》，《王林文集》第5卷，第97～98页。
[28]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29][33]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王林文集》第2卷，第335、314页。[30][31]孙犁：《〈腹地〉短评》，《王林文集》第2卷，第2、4页。
[32]陈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27、28期。
[34]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了王林修改后的《腹地》第2版，王林之子王端阳说自己“读了几次都没有读完”。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王林文集》第2卷，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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