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楚国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是为指导各地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经国务院同意提出的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3月9日印发并实施。名人故居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不仅见证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彰显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传承了革命优秀传统。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名人故居，对于发展湘潭全域旅游、保护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升湘潭文化品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湘潭市委市政府相关文件也曾明确要求：1，要建立长效管理协调机制，各相关单位明确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进一步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2，要做好修缮保护工作，要充分认识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工作的重要性，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加大修缮保护力度，做到高标准规划、高起点维护，切实做好保护工作。3，要大力挖掘文化内涵，挖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历史、文化等内涵，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发挥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助推红色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壮大。4，要加快配套设施建设，研究制定相关方案，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争取早日建成公共卫生间、停车场地。5，要做好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营造卫生、整洁、舒适的人文环境。6，要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加强对名人事迹的宣传，在陈列布展等方面做好工作，加强对老照片、实物、文字材料等收集整理，着力打造历史文化“名片”。因此，如何定位 名人，如何对待名人故居，也就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湘潭名人何其多?
“江山代有人才出”。在湘潭历史上，曾经形成了四大名人群体：一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历史名人，主要是清代湘军将军，包括曾国荃、罗泽南、刘蓉、刘锦棠、王明山、谭碧理、章合才、蒋益澧、王鑫以及左宗棠(湘潭方上周氏女婿)、郭松林、郭人漳等。二是王闿运、齐白石为中心的文化名人，主要是近现代以来湘潭涌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包括王门弟子杨度、八指头陀、张登寿、杨钧、杨庄及梁焕奎、黎锦熙、黎承礼、黎丹、周大烈、易宗夔、朱德裳等。三是以秋瑾、刘道一、禹之谟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主要是指清末民初投身反清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烈们，包括刘揆一、马福益、杨王鹏、葛谦、钟畸、龚铁铮、陈方度以及谭曙卿、何海清、宋鹤庚、吴剑学、谢国光、成刚、陈林达等民国将领。四是以毛泽东、彭德怀为代表的政治名人，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英烈(或曰红色名人)，包括罗亦农、黄公略、陈赓、谭政、彭绍辉、丁秋生、刘先胜、杨梅生、韶山五杰、毛家六烈士、欧阳梅生一家、林蔚、彭公达、杨昭植、杨幼麟、周小舟、萧三、易礼容、李卓然等。这四大名人群体形成了湘潭历史上的四座名人高峰，曾国藩、齐白石、刘道一、毛泽东和彭德怀无疑是其杰出代表。
二、名人故居怎么办？
我一直认为,名人故居修缮就应该修旧如初，而不是修旧如旧｡故居是故居,陈列区归陈列区,两者应该分开｡
无论有关方面解释得多么动听，但先拆除又复建已居“不可移动文物”之列的名人故居，其实就是一场闹剧。这场闹剧，不但公然损害了法律和政府的尊严，而且浪费了社会财富，并且是对名人及其亲友的一种羞辱;同时，也想把全国亿万老百姓当成了傻子。
不少专家认为：名人故居之所以不能吸引游客，是由于经营管理方式单一，宣传不到位，故居内的陈列、展览内容单调陈旧，缺乏时代性、趣味性而造成的。
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简单地说，也就是四个字所造成的。
第一个字是“滥”。现在当名人很时髦，很多人给你的名片上，头衔都有“著名”二字。可惜转过身来，我们还要费事去悄悄打听这“著名人物”是哪路“元神”。
最近广州市确定了12类“名人”的标准，听听就能让你头皮发麻。他们是：担任过副市级以上(包括副市级)党政领导职务或相当级别的领导人;授予中将以上军衔或担任过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广州籍军官;获中央军委英模称号的英雄人物;其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著名军人;担任院士、获得国家级专家称号或在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卫生、教育等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获得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等国家级荣誉称号的著名人士;市政府授予的“广州市荣誉市民”;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奖牌(或成绩在前三名内)的著名人士，以及在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运动员、教练员;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家;宗教界著名人士，著名的民间艺(匠)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有名望的广州籍华侨领袖及外籍华人;长期在广州地区生活、工作，有重要影响的外国人;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其他著名人士……
浙江义乌市近期出了《义乌名人录》，对收入“名人录”内的名人界定是：官至厅局级，职称是正高。
庆幸的是，广州市和义乌市的办法还仅仅是把这些所谓的“名人”记在纸面上、供在档案里，假如把他们的故居都像寺庙一样围起来让人参观，市内一定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处处都有“名人故居”。
最讨厌的是“名人”还经常调换居住的地方。魯迅在北京有四处故居;李大钊生前曾在北京五处住过;孙中山就喜欢到处跑，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南京、东京，哪里没有他的脚印;康有为更不安份，连青岛都置有房产……这么多的名人故居，真得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去哪里看好!
就这样还有人嫌名人故居太少，媒体上一片呼吁：像汪精卫式的反面人物的故居也要保护;像大刀王五那样不够“12条标准”的平民的“名人故居”亦很珍贵。
名人是一个泛概念。凡是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的人，都可以把他装进名人这个筐里。从范围上看，可以分为地方名人和全国名人乃至世界名人;从时间上看，名人还可以划分为历史名人和当代名人。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划分，黎氏八骏都是名人，这一点无可非议。
第二个字是“浅”。所谓浅，从故居的管理者这一头来说，就是名人的文章做的很肤浅。所谓“故居”者，就是一座破屋，放几件家具，挂几张字画。当年名人存活的“原生态”早就消失了，衬托故居的文化氛围是完全没有的。
名人、名人，首先讲得是个名。你这家故居里住过的主人什么地方出名?很多人不甚了了，有的连家门口的邻居也说不清楚。除了几顶现代人司空见惯的这个“家”、那个“家”之类的高帽子以外，就是说他写过什么书。偏偏他的书绝大多数今人都没读过，也读不懂，他怎么会是当今“名人”呢?以黎氏八骏中的六老爷为例，他的《尘影》除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除了作协里的人，你问问有几个人看过，甚至连一些自视很高的学者可能都没看过。说他是作家当然没问题，说他是作家里的名人就值得考量?
名人也是个“人”，可由于故居的主办者把文章做浅了，他就变成了挂在墙上的一张画，没有人欲，个个绷着面孔，高台教化，就是几根筋，不食人间烟火。故居里讲得都是提纲挈领式的大事、大话，概念化的。所缺的就是细节，于是就无法打动人心。比如齐白石拥有“世界文化名人”称号，他的故居在湘潭县白石镇杏花村，纪念馆却建在近百里的湘潭市区白石广场，人们在齐白石故居这里丝毫找不到齐石石大师作品的影孑，走进民间，茶楼酒肆里草民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婚外情……
“浅”的另一头系的是民众的文化底蕴。由于文化底蕴的缺失，识货人少、知音者少，有品味的人太少。比如晓霞山文艺村搞了十年，来到中路铺镇菱角村，人们看不到浓厚的文艺氛围，看不到众多的作家作品。除当年慕名而来的湖南商学院捐赠的图书满布灰尘躺在那里之外。就连黎氏八骏故居工程也被邻居西边赵姓，东边陈姓两户人家因私欲得不到满足的胡搅蛮缠难以展开。
于是名人故居变成了生长在文化沙漠里的一棵独苗，没有水来灌溉他。悲乎?喜乎?
第三个字是“假”。 “假”这是当今社会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字眼。“假大空”、假古董、以假充真、假冒伪劣，这些词好像都与名人故居有点关系。
去看名人故居时，我经常暗暗对着那些桌子、椅子和用品发问，这是主人用过的东西吗?多年前，我去绍兴看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一堆草，我就绝不相信，二千几百年了，它还不烂。只不过因为是“皇帝的新衣”，大家都不愿意说破它而已。
且不说用品了，就是那建筑本身谁能肯定它就是真的?谁人能说清几百年、上千年了，还有几快砖瓦是原件?再远的不说了，就是“破四旧”时，老房子里的石碑都被拿回家垫了猪圈，门板被拆下来做了厕板。近年来重修的建得好的还有点那个意思，修的蹩脚的，一眼看去就是个“假”字。
第四个字就是“散”。散的表现为既无神，又无形，更不符合旅游产品的特征，根本就不适合观瞻。
很多故居名气很大，可看的东西不多，比如从前的黎氏八骏故居，也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且住着人，乱得很，作为一个旅游点，估计远道而的游客兴趣不会太大。
又回到了前面的话题：其实名人也要分分级、分分类，你是什么样的名人，才能拉动什么样的观众。
应当看到，我们的名人故居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文人故居”。在现代社会里，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日渐弱化的“古今文人故居”来说，还能吸引人的无非是三类：
1、“文人故居”因情境而生。
情境是什么?就是情景和境地。这是“文人故居”能否存活的非常重要的基础。黎氏八骏故居之所以被游人冷淡，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早已失去了主人当年生活的情景和境地。
凡是能复活这种情景、重现这种境地的“故居”，都很火热。
黎氏八骏故居项目，我以为，应该是故居修复，族校重建，假以黎氏祠堂。再现当年习红蒙帖，读千字文的情景，彰显松庵先生当官弃官不做，专心育人的情怀。作为湘潭市县两级的国学教育基地，领悟黎氏八骏为何从这里走出?据此，黎氏八骏故居项目建设才有内涵可言。
2、“文人故居”因景地而热
旅游业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个“名人故居”旅游热不热，还应当自省一下，我这里究竟是“名人故居纪念地”，还是“名人故居旅游点”。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然而，“文化名人旅游点”就不同。它有完整的旅游资源、完善的旅游线路、完好的旅游品牌，它早已飙升、包装成为一个旅游产品，当然就完全不同。
比如说成都的杜甫草堂吧。杜甫草堂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成都西门外的浣花溪畔，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
公元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
今日的杜甫草堂是经多次修复而成，面积240余亩，是成都游客最集中的观光胜地之一。草堂内楠木参天，梅竹成林，溪水婉蜒，桥亭相间，花径柴门，曲径通幽，园林格局典雅而幽美……
这样的旅游胜地怎么能不让游客神往?
而纵观晓霞山地区旅游开发的历程，山下建设黎氏八骏故居，山腰肃立湘潭县烈士陵园，山顶又是中林寺，三者风格各异。且不说规刘零乱，多头管理。就连如何导游，都颇费思量?
3、文人故居因媒体而活
古代名人因“就木”多年，尘封已久，很多被今人忘却了。有不少是偶然被现代媒体激活的。
我倒认为，对我们的名人故居来说，我们希望它热，希冀我们的“名人故居纪念地”一个个都变成“名人故居旅游点”，这完全无可厚非。但一些名人故居变不成“旅游点”，门庭冷落倒也不是坏事。
名人故居是城市的一笔精神财富。不仅记录着其主人们的生平，而且记录着一段历史，是一个城市厚重的文化积淀。作家冯骥才评价名人故居时认为：“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更不仅仅是为了旅游……它终极的意义是显示一个城市人文的高度与精神的深度”。
名人故居作为文化单位，更需要一种清幽安静的气氛，让来此的游客慢慢品赏，完全不应像国内那些突然暴发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样，一个个都变成“文化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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