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王洛宾 2022-08-15 12:09 发表于新疆
1995年，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闫崇厚将军为王洛宾先生赠送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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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王洛宾先生认识源于写信向他请教关于西部音乐的问题。
算起来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西北风”正在劲吹，我感到极为兴奋，觉得有话要讲。从搜集材料到动笔，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论文，题为《西部音乐：它的历史及其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发表于陕西省社科院主办的《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2期）。
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西部音乐”的概念和命题并作了充分的论证。文章发表后在音乐界引起相当的关注。据我得到的反馈，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在音乐界提出“西部音乐”的概念和命题的，我是第一人；同时也因为这个问题是从整个音乐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提的。所以论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6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人民音乐》在兰州召开西部音乐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并首先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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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玛依拉》《达坂城的姑娘》和《阿拉木罕》这些西部歌曲不但在西北，在内地也广泛传唱，而且早在抗战时期就传到东南亚。战后流传范围更广。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哪里有华人，哪里就会听到中国西部的歌声。但是，这些西部歌曲的搜集、整理、加工者王洛宾却长期被各种近现代音乐史著作遗忘，里面没他的名字。这极不正常。
我在西部音乐论文里提出，西部音乐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南北朝和隋唐，第二次是抗日战争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论述第二次高潮时，我将王洛宾作为第一位应该重视的代表，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其他值得关注的音乐团体与人物是“山歌社”(重庆)、马思聪、“花儿王”朱仲禄（青海）和作曲家石夫。我在论文中说：
王洛宾为(向内地)传播西部民歌和发展西部音乐所作的开拓性努力，在我国音乐生活和音乐创作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及《达坂城的姑娘》等西部歌曲不仅在国内长期风行，而且早在抗战时期即已在仰光、新加坡等地流行。但更不应该忽视的是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西部民歌对音乐界的影响。一些醉心于西部民歌的内地音乐家，对部分西部民歌进行二度改编或新的艺术加工。
这样评价王洛宾虽然还不够全面，也不够高，但在1985年那个时候也算很有创意了。
我对王洛宾的了解其实也不多，主要是搜集他的材料比较困难。好在我知道他当时在新疆军区歌舞团工作，就写信去求教，主要是他当年搜集、整理、加工、改编（为省笔，整理、加工、改编过程以下简称写作）西北少数民族民歌的情形，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就这样，我与王洛宾通了三四次信。其间他有事从乌鲁木齐回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趁便来过我家两次。这些通信和面谈，使我有机会向这位大师请教，学到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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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点是钦佩王洛宾脚踏实地深入民间的精神。王洛宾1931年考入北师大音乐系，主修声乐和钢琴。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他到山西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是作家丁玲。1938年，他与萧军、塞克等受组织委派去新疆，中途滞留兰州参加了西北抗敌剧团，并随团去陇南做抗日宣传。回兰州后，他将搜集到的民歌整理出十多首，并填写了新的歌词，刊载于当时甘肃抗敌后援会编辑出版的《西北歌声》。关于这一段时间（1939—1941年），王洛宾在信中告诉我，他“徒步走遍了甘肃各县，记了一百多首民歌”。他说可惜那些原始资料“随着坎坷的岁月一起消逝了”。
除甘肃各地外，1940年王洛宾还随宣抚小组深入青海搜集民歌。这一次收获可大了，日后被长期传唱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和《阿拉木罕》都是这一次写作的。这些成果刊载于青海省印刷局出版的歌曲集《青海歌声》，从而广为传唱，奠定了王洛宾在西部音乐中的地位。
王洛宾的成就，首先缘于他对西部民歌宝藏的热爱。当然，天赋的艺术嗅觉和艺术眼光，扎实的专业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要素加在一起，使那些民歌经过他的加工而显出格外的艺术魅力，人听人爱，人唱人爱，而且雅俗共赏，不只一般百姓喜欢，许多音乐界的专业人士也很醉心。他们先后为王洛宾写作的一些民歌进行二度改编或新的艺术加工。由王洛宾写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曲，都被一些名家改编为合唱、无伴奏合唱、男女声二重唱。至于为这些西部民歌配钢琴伴奏的，那就更多了，如作曲家石夫、丁善德，钢琴家巫漪丽等等。作曲家桑桐还将《在那遥远的地方》改编为钢琴独奏。此种情形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顺便一提，王洛宾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还创作了《沙漠之歌》《战斗的历程》等多部歌剧音乐。这样一位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音乐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中竟难占一席之地。王洛宾告诉我一件事，说北京友人曾对他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些音乐学院研究生竟然听都没听过王洛宾这个名字。显然，这是我们长期沿用的音乐史教材问题。可谁能想到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王洛宾却渐渐红了起来，并戴上了“西部歌王”的桂冠，热闹得不得了。应该说，这顶帽子并不是很合适，因为“歌王”是为杰出歌唱家设的桂冠，称作曲家为“歌王”有点“不对头”。不过这也不很要紧，反正由冷变热总是好事。奇怪的是，社会上热了而音乐史书仍然以冷相待。
我见过2004年新出的一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里面仍然不见关于王洛宾的专门评介，只有三处略略提到，三处相加不足百字。仅此而已。
这怎么说呢？可能是学术偏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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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王洛宾的通信中，我还向他请教过一些比较具体的理论问题。那是在1986年秋他收到我寄去的关于西部音乐讨论资料之后。他认为：我十分同意“西部音乐”的提法，它既包括长江流域与西部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又包括丝路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比如近几世纪南京的民歌在明代洪武年间，由于百姓的大量迁移，传到青海西宁。西宁的小曲赋子，据说就是南京弹唱的曲艺形式，记得唱词中有“梧桐树”。据我所知解放前西宁根本没有梧桐。又如清末两湖的民歌来到新疆落户，以及甘肃临夏地区的花儿(实际是一种民间传唱的口头文学)，近两个世纪传到甘、宁、青、新，甚至更远行到苏联吉尔吉斯。总之，以上几例可作“西部音乐”追溯的题材，这几点请作参考。
读了信我很感动。一是他对晚辈的指点如此热心、认真，知道什么就告诉你，毫无保留，极为难得。二是深感他是一位学识渊傅的民族音乐学家，而不仅仅是作曲家。他讲西部音乐头头是道，追本溯源清清楚楚。如果照着他指点的门径去做，再写出一篇像样的西部音乐论文，应该不成问题。未料此后我即忙于调动工作，研究的事未能接着去做，一想起来就觉得很可惜。
王洛宾的晚年相当辉煌，除演唱会火热及光碟畅销外，不少出版社还推出了版本大同小异的种种《洛宾歌曲集》。1985年秋他自编了一本《在那遥远的地方》，自己写了一首短诗作为前言：“新疆民歌是我国音乐财富/像夏日的百花吐放幽香/在其中先选出十六朵/组成第一个花环/献给国内外爱唱歌的朋友——洛宾”。这本汉英对照的五线谱歌曲集198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洛宾编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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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夏天，王洛宾有事回兰州我们见了面，其时他已七十三岁。那天来我家时他穿军装戴军帽，虽说还留着点胡子，看起来还是很有精神。他将汉英对照的那本五线谱歌曲集《在那遥远的地方》签名赠我一册。我一看是带钢琴谱的十分喜欢，当即弹了起来。未想这位音乐老人也跟着唱了起来，还扭着脖子做出一点维吾尔族的舞蹈动作。我家里虽说常有人来合伴奏，搞声乐、搞器乐的都有，也有钢琴专业的学生，但都是中青年，老的来了又唱又跳却是头一回。那天偏巧儿子放学回家，开门碰见这么一位穿军装的老爷爷又唱又跳，他觉得好笑，家里以前没见过这种情形。
那天王洛宾讲了好些事，我也就西部音乐问题再作请教。他还说新疆那边准备为他举办作品专场音乐会，希望我去一趟新疆，能为音乐会弹伴奏更好。能有机会为这位我很尊敬的老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会弹伴奏，我深感荣幸，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未能如愿。他的音乐会筹备似乎也不是特别顺利，但终究办成总是好事。音乐会是由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新疆分会联合主办的，演出当日的白天老人专门写信向我报喜，还夹着一张“王洛宾作品音乐会”节目单。
信里说音乐会“经过一个月的排练，终于在昨夜完成了联排，今晚正式演出，特将这第一个信息寄给你”。音乐会的表演包括独唱、合唱、小合唱和合唱队前的双人舞，还有回族的“花儿”、蒙古族的牧歌、维吾尔族的抒情曲和哈萨克族的民歌，以及歌剧选曲和军乐合奏，等等。信里说这些节目“艺术形式丰富”，看得出老人是满意的,还说了新疆那边的反映：“联排后，受到友人们的赞许，认为这套节目是西部音乐近代发展史的部分缩影。”
这样的反映我认为是意料中的，历史定位评价也十分精当。王洛宾本人呢当然是处于亢奋状态，他说“这两天自己很兴奋，像是获得了最大的‘落实’。今后更当老马加鞭，望能得到你们更大的帮助”。
西部音乐能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做一个“史”的舞台呈现，作为一个西部音乐的研究者，我也感到兴奋，并且欣慰。另外，老人信中的“落实”二字也让我感慨万千。他在不平坦也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上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这种形式的“落实”尽管迟到了许多年，但毕竟还是落实了。落实了就好。音乐会开过十年之后，王洛宾先生这位音乐老前辈驾鹤归西，享年八十三岁。
回想1986年前后为西部音乐研究而与王洛宾先生交谊的一段往事，一算，三十六七年过去了。我珍藏着这段记忆。
作者简介：李梅香
1940年生于甘肃。1962年兰州艺术学院音乐系钢琴演奏专业毕业，长期在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工作。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教授。曾任云南艺术学院附中校长。发表《钢琴与智力开发》《民族音乐文化本体与“西北风”的文化价值》等多篇音乐论文，其中《西部音乐：它的历史及其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获云南省人民政府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本文转载《大象文艺周刊》创意昆明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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