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善辨闻名于世。一部《孟子》几乎全是辩论的文章。其中最具“辩”论特色、也最能表现孟子的雄辨才能，可以称为代表作，内容是写他在宣王八年自梁游于齐时跟齐宣王辩论的《齐桓晋文之事》。
文章证论横生、事实生动，充分地反映了孟子说服齐宣王弃霸图王的善辩过程，因而深为广大读者所赞赏，成了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千古名篇。
那么，孟子善辨靠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辩论时把握的心理和逻辑分析，也就是善于揣摩权变的心理效应和善于连类引发的思维逻辑。下面就这个问题按原文四部分顺序加以例析。
第一，推出对方“保民而王”的可能
在诸侯群雄并起的战国时期，作为当时东方大国一一齐国第四代国君的宣王，凭借“南有泰山，东有琅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而被称为“四塞之国”的优越地理环境和一时社稷下学士多至“数百千人”的有利人才条件，一心继承父亲威王改革政治、大败魏军、威震邻国基业，通过攻伐征战夺得霸主地位。宣王的图霸心理在初见孟子就急于询问“齐桓、晋文之事”中流露出来。孟子当即清醒地意识到对方话中有话的心理反应，于是妙用托辞“未之闻”把霸道避开。实际上，齐桓公、晋文公取得霸主之事，孟子是知道的。那么，孟子为什么明知而不谈，却采取迴避做法呢？这固然出于“仲尼之徒，五尺童子，羞称五霸”的轻蔑态度，但更主要的是为了争取主动权，而不致陷入同对方无味纠缠中去。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才改用“无以，则王乎”那样委婉的试探口吻，在对方来不及思辨时突然引出王道，让对方按自己提出的问题来思索，跟着自己指定的思路走，把阐事明理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利用“霸道”和“王道”两个概念的对立关系来破其所有、立其所无的一种转换论题的逻辑方式。它在论辩的开始，就显示了孟子随机应变的才智和先发制人的气势。
论题转换以后，作为崇尚武力的宣王，当听到天下统一，有“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两种方法时，必然产生如何以德服人，自己可否以德求王之类的疑问。孟子似乎猜到对方意向开始转化、对新的“证论”话题开始发生兴趣、对实现新目标的条件却感到茫然的心理活动。于是根据“以德行仁者王”的标准，因人而意地做出“保民而王”的论断，并援引其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生的羊易牛一件小事，借以发掘它跟不忍之心相联系的固有因素，进而确认对方完全具备称王条件，帮助树立信心。
应当看到，孟子确认对方完全具备称王条件的手法，主要是应用了逻辑上的假言推理。推理的大前提“保民而王”可理解为以连动结构表示充足条件的假言判断，因为按杨伯峻《古汉语虚词》中“而同“则”字的用法，其前后分为前件和后件，具有理由和推断的关系。推理的小前提以宣王可以保民的实际行动为例，肯定大前提的前件，最后推出的结论必然是肯定大前提的后件一一宣王可以王天下。应用这种推理，把对方自然引入自己巧设的机关中，无疑会增进“是心足以王矣”的信心。特别是，为使对方相信推论的正确，就其“以羊易一事生发出去，故意穿插百姓以王为爱”的不同看法，顺势指出“王若隐其无罪，则牛羊何择焉”的明显错误，促使对方思路走入穷途，不得不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以求“穷则变，变则通”，最后转为劝以“无伤”的安慰，并用“仁术”的钥匙开其心窍，好象只有他才是宣王的“知己”，从而大大缩短彼此间在见解和感情上的距离，为论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第二、比出对方不肯推恩的差距
当孟子肯定宣王对禽兽的不忍之心是一种“仁术”可以“保民而王”的时候，宣王对孟子的“知己”表示好感，心里闷塞顿时消除，不能不继之以喜悦、赞佩之情。但这时他还不知“仁术”跟“王”天下有什么联系。原来宣王爱物是出于自然的同情，而非出于有意的用恩。也就是说，他没有把生活现象提到政治态度的高度来认识。孟子透过对方追问的内容，发觉他心理上的差距在一“推”字：能施恩于物而不推恩于民。按人之常情，大抵易于仁民而难于爱物，可宣王恰好相反，这说明对宣王在“推”字上加以启迪既是必要又有可能。
孟子从解决认识问题入手，采取迁迴推进的类比法，让对方在承认比体属性的基础上，势必承认本体属性，以加深对不肯推恩的差距的认识。
类比一
意在阐明宣王对推恩“做不做”的问题。针对宣王不肯把爱物之心“推”到仁民上的思想状态，形象地以对待“百钓”和“一羽”、“秋毫”和“舆薪”两种难易程度迥然不同的事物来跟对待“禽兽”和“百姓”另外两种难易程度基本相似的事物作类比，促使对方承认比体事物难易程度反常不合理之后，自然得出本体事物难易问题应有的结论。
类比二
意在阐明宣王对推恩“能不能”的问题。针对宣王讪讪地以怎样区别“不为”和“不能”的疑问来掩饰他被迫承认“不做的窘态，先以“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两个通俗易懂的生活常识为例，给“不为”和“不能”划出一条十分明显的界限，而后由此及彼，通过类比推出宣王对推恩不是“不能”的结论。这就剥下宣王沽名钓誉、假仁假义的外衣，还他本来的面目。
两个类比，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端正对方的认识，后者侧重于激起对方的行动。通过不同层次的类比，使论题步步深入，然后扣到“推”字上，强调“推”字对“王”天下的作用。这样迁迴推进，避免直接指责，既含有鼓励期待的意味，使对方容易接受，又蕴蓄咄咄逼人的气势，防止对方找出遁辞。
第三、证出对方追求“大欲”的后果
宣王不肯推恩于民的要害在哪里？这是宣王不愿说出、而孟子又必揭露的关键问题。揭露了它，就意味着挖出对方不肯推恩的思想根源，使他不再萌发非分之想；不揭露它，就等于掩盖事实真相，对对方慈于禽兽而忍于百姓的曲衷毫无触动。所以，孟子单刀直入，从兴兵构怨的武力问题问起，问得突兀尖刻、冷峭，使对方无地回旋，不得不矢口否认，然后闪烁其辞地应付以“大欲”，而“大欲”的具体内容又不肯吐露，唯恐遭到谴责。孟子一眼看穿宜王的戒备心理，明知他的“大欲”不在生活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却故意使用选推法，先从“大欲”概念外延的衣、食、声色等生活方面，应用逻辑上“穷尽”提出了几种可能，然后根据逻辑上“非此即彼”的原理，通过对方之口否定那几种可能，最后推出对方“大欲”是属于政治方面的图霸野心。这就把对方置于不容置辩的地位，只好乖乖就范。
宣王“大欲”的具体内容揭破以后，孟子旋即以“缘木求鱼”为喻，形象指出那种“大欲”不可能实现、并且后必有灾的严重后果由于锋芒所向，直指对方思想要害对方显得非常狼狈，一再发出惊问。这时，孟子抓住对方心理不安的“火候”又用“邹敌楚”的例证法给泼了一瓢冷水，使对方发热的头脑得以清醒，从小不敌大、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一般规律中看到齐欲征服其它各国正如“邹敌楚”一样的利害关系，其后果令人震惊，自不免出一身冷汗。
既然“大欲”的这条邪路不通，那么孟子马上把宣王的目光引向另一条正路一一发政施仁。在这里，孟子不急于谈它的具体措施，倒先给它勾勒了一幅令人神往的政治图景：士农商旅咸欲归附的政治局面这是为了增强政治吸引力，使宣王自觉去追求“合天下之欲为欲，方是大欲”的王道理想。
第四、理出对方治产教民的效益
宣王在其所求霸道“山穷水尽之时，终于从孟子所拟王道蓝图里看到“柳暗花明”的希望，于是向盂子表示诚恳求教。在对方内因发生根本转化的情况下，孟子才详细阐明了发政施仁的具体措施。发政施仁的具体措施，归结为治产”和“教民”两点。这两点是按充足理由律展开论述的。治产的理由在于使民有“养”。因为民有足以维持生活的“恒产”，才有借以讲求礼义的“恒心”。这样看待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反映了盂子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当然，在为阐明这个道理而对“民”和“士”两种不同心理素质进行比较时，也曾流露出某些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着眼于改善人民经济地位的观点还是应当肯定的。
盂子认为，要改善人民经济地位，必须规定治产能够使民达到“仰事”、“俯畜程度的准。只有使民有“养”才能使民有“教女”，否则，人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奚暇治礼义孟子治产的理由是充足的，它深刻揭示子一治产”和“教民”的因果联系，在逻辑上形成了由“养”到“教”的推断关系，由此令人信服地表明养足教易、先富后教的哲理意义。
根据充足理由律论述的“治产”和“教民”理由。孟子又设身处地地为宣王理出每个农民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可养“八口之家”，达到丰衣足食、文明有礼境地的社会效益。至此，充足理由律对阐明王道思想的作用已经充分发挥出来，宣王从中受到强烈的感染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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