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小到大的历史教科书都这样教导我们:在基督教(天主教会)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由于教廷的严厉打压和反对,迷信和蒙昧充满着整个西欧,科学和人文也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地步。相比欣欣向荣的阿拉伯和东亚社会,西欧显得相当“落后”和愚昧。根据教科书的说法,之后的文艺复兴就在这样黑暗的氛围中凭空产生了,就好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一样神奇(完整的说法是因为受到东方影响而产生的,比如11世纪开始的阿拉伯语文献翻译,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等)。不过,这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原本如此落后的徒弟如此之快的超越了“师傅”,并将他们远远的甩在了身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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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宫,哈里发附庸风雅的投资

如果稍微严肃的对待这些说法,我们就会很快发现不少自相矛盾(甚至不需要历史知识,只要看基本的事实逻辑)及不符合事实之处。比如,为了凸显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愚昧,而着重强调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先进性,并突出阿拉伯语文献翻译对西欧世界的重要性。不过,即便是希提(《阿拉伯通史》作者)也无法否认初期穆斯林的原始状态——这些人在占领了基督教为主的北非和叙利亚之后,才得以学习当地基督徒所保留的古典传统,接触到大量由基督教会保存的古代文献。除非有人认为阿拉伯穆斯林是为了制止愚昧的基督教消灭古典文化而兴师问罪,那么,我们只能接受以下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穆斯林征服者“恰好”占领了希腊文化深厚的地区而变得文明,而不是由于穆斯林的到来而使得原来这些地区(中东、北非等)变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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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西纳

当然,笔者的原意并非否认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一些伟大哲学家的巨大贡献。阿拉伯语古典文献及著作的翻译确实对西方社会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过这似乎引出了又一个矛盾之处—翻译自阿拉伯语的古典文献以及阿拉伯哲学大师的著作,推动了士林哲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那对阿奎那的巨大影响),士林哲学就是被教科书口诛笔伐的把哲学作为婢女的愚昧神学。此外,1175年由克莱蒙的杰拉德完成的托勒密《至大论》的拉丁译本(翻译自阿拉伯文本),更进一步加强了地心说在西方的权威。按照教科书对地心说及经院哲学的鞭挞—阿拉伯文献的翻译显然是让西欧变得更愚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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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世纪的形象深入人心

矛盾逻辑链:

西欧翻译阿拉伯语至大论(地心说)→加强了愚昧的地心说(水晶球体系?)→西欧更愚昧

西欧翻译伊本·西纳→促成了集大成的士林哲学哲学(神学的婢女)→西欧更愚昧

西欧翻译阿拉伯语文献(及吸收东方智慧)→才有机会摆脱愚昧

要解决这些矛盾,只需要直面事实即可,事实(真理)是绝不会反对自己的。

天主教会对地心说的维护和对日心说的打压,向来是指责该教会传播迷信,禁止科学的“最有力证据”之一。关于此,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地心说是否迷信。2、天主教是如何维护地心说的。

地心说是迷信吗?

不可否认,地心说的源头是世界观,而这种观念,其来源既可以是哲学的,也可以是宗教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每个文明都有各自的宇宙观以及和宇宙观相符的宇宙体系,古人缺乏观测自然的工具,往往需要先假设再求证或者完全依赖于想象。在古埃及人的眼中,太阳是甲壳虫推动的屎球;在印度人看来,世界诞生于毗湿奴肚脐上的莲花(或者《奥义书》中的原人);中国先祖则认为盘古开天,天圆地方;在佛教徒眼中,此世界不过是三千大千世界中不起眼的一个而已。凡此种种,难以道尽。

一般而言,大多数古老文明都把人类所在的地方置于宇宙的中心,古希腊人也不例外。(注意,以人类所在的地方为中心并不是“地心说”,地心说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地球是球体。在当时,甚至很长时间里,除了古希腊和她所能影响到的地方,很少地方的人能认识到地球是圆形,更不用说知道地球是球体了。对大多数文明而言,被批判“落后”的地心说都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构建了一个空前完整,影响深远的宇宙体系,也正是以地球为中心。后世的希腊科学家并非没有提出过日心说,但都无法提供一个足够坚实的理论模型论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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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地心说宇宙模型

在汇集了众多观测结果(包括bc700年的巴比伦天文观测数据)和无数次精密演算,以及之前历代希腊数学家的成果(特别是希帕库思),亚历山大的托勒密于2世纪写成了地心说天文体系的集大成著作《天文学大成》(Mathēmatikē Syntaxis 数学汇编)。托勒密并非无条件的接受地心说,而是对其做了推理,在否定了三种地球不处于宇宙中心的情况后,托勒密才以地心说为出发点进行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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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排除了3种可能性

他大量利用希腊三角函数学和天文学的成果,在书中构造了很多几何模型,比如本轮模型及希帕库斯创造性发明的偏心圆模型(在研究中,一些希腊天文学家已经意识到天体北非做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因此有了偏心圆的设想),并参考观测所得的数据,编制了许多复杂的天文表,由此,就能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上,预先计算出任何天体应出现的位置。以至大论为基础制定的儒略历,每年的误差仅有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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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帕库斯用来计算日月地距离的体系

由于理论结果总能很好的符合实际情况,托勒密的巨著一经问世,就成了西方天文学的圣经,无数学者为之呕心沥血,皓首穷经。10世纪阿拉伯译者在翻译时,亦拜倒在这无与伦比的理论之前,将其命名为al-majisti(至大论),即greatest,最伟大的,阿拉伯学者认为,此书是至高无上的学问,完美解释了安拉所创造的美丽星空,是洞悉宇宙奥秘的钥匙。阿拉伯天文学也很快摆脱了印度-波斯影响(主要是印度)而转向希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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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的偏心圆模型

无独有偶,犹太人的宇宙观也是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基督教也继承了犹太人的观点,不会反对一个地球中心宇宙的存在。然而,就如上文所述,首先,古希腊人已奉地心说为圭臬;其次,至大论及其所代表的地心说在其流布之地均受到了极高的尊崇,并非仅限于西欧一隅;第三,真正令其所向披靡的是至大论严密宏大的推理体系,以及和所观测到之天文现象的精确吻合。

客观上说,托勒密及其地心说理论确实有赞翼基督教世界观的作用,但面对一个当时最精确又最广泛应用的体系,又有何理由放弃之呢?

(《圣经》上“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的经文虽有模糊暗示,但天主教会自教父以来的传统,就向来不支持完全从字面理解圣经。圣奥古斯丁在注释创世纪时就曾写到,不要轻易就字面意思做出解释,如此做很可能因新发现而受窘。)

日心说的出现以及教会的态度

托勒密和他的地心说统治了1300多年后,终于迎来了挑战。

16世纪,一位正值壮年的天主教神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

与“常识”不同的是,罗马教会在得知该消息后,并没有予以禁止,相反,哥白尼一生与教廷的关系融洽。在他的书出版之前的很多年,教皇克莱蒙七世还亲自去听关于“日心说”的讲座,并表示兴趣。同行的大主教事后专门写信给哥白尼,赞扬他的才能。哥白尼的书,明显违反了教廷的观点,但教廷还是允许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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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

但很快,刚出生的日心说就遇到了对手。第谷·布拉赫尖锐的批评了“日心说”,并提出自己的“改进地心说”模型。他改进了四分仪(中国古代称“象限仪”或“地平纬仪”,北京古观象台有,由西欧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时设计建造)和六分仪,并用它们观测天象。他天才地指出,如果哥白尼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很多行星与地球的距离,至少是太阳和当时已知最远行星木星之间距离的700倍。观测所得的行星大小甚至大于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

此外,哥白尼的新理论由于坚持匀速圆周运动,对天体运行预测的准确程度远低于托勒密的地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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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轨迹,红线为开普勒轨迹,蓝线为托勒密轨迹,高度重合,图片出处:公众号高级数学建模

可见,欧洲人和教会无视早期日心说的理由和其接纳地心说的理由一致:即理论是否能符合观测的结果。哥白尼的日心说并非被作为异端打压,而是因自身的缺陷而得到应有的待遇。

之后,伽利略利用伽利略用自己新发明的望远镜,观测到了金星盈亏的细节,与“日心说”相符,与“地心说”矛盾。于是他开始激烈地支持“日心说”,成为“日心说”的代言人。但他也未能回答第谷提出的问题,教会代表枢机主教贝拉明要求他在找到确切证据之前,不要把“日心说”当作无争议的事实宣扬给大众。而之后伽利略违背了这一约定,将日心说著述出版。于是教廷与伽利略的矛盾激化。1632年,伽利略被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审判有罪,从此被软禁在家中,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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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体系的对话

从学术争论的角度看,当时的教廷比伽利略更讲道理。与伽利略相比,贝拉明是“更好的科学家”。学术界的运行方式与原则,从来要求科学的结论不可以超越证据。当时伽利略就像一个“博士生”。而贝拉明和教廷就如同他的“指导教授”和“学术评审委员会”,负责规范伽利略的学术行为,阻止他对证据的不当定论。即使在今天的学术界,如果任何人像伽利略当年那样,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伪反方理论的情况下,声称自己的理论是事实,也一样应该被批评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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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的教皇有很多来自文艺复兴的最大赞助人美第奇家族,反科学?

小结

综上,无论是地心说的应用,还是教会对新兴的日心说的态度,都和迷信和打压科学无关。相反,在地心说中体现出了严格的数理化和推理原则,以及西方深厚的理性传统。中世纪时期,古希腊罗马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想要接近上帝的渴望而得到圣化(接近上帝的另一个途径即认识其所造的自然),无论圣经还是自然,都是神的启示,“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商业或娱乐价值,西欧社会却如此重视它,只是因为这是对真理的追求。只有这种对真理纯粹的追求和热爱,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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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历来处于落后的境地

而对于大多数连“落后”的地心说都无法“炮制”的地方而言,却因此而指责对方“愚昧”,怎么看都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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