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嫁到法国的汤晖来在巴黎圣母院
1993年8月，湖南妹子汤晖作为新媳妇来到法国的时候，一句法语都听不懂，窘得数餐布上的花瓣打发时间。法国人是非常享受饮食文化的，就餐的时间非常长，当然这也延长了她的痛苦。
汤晖是坚强的，她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尽管每一个人都是陌生人，飞快地说着令她神志混乱的陌生的语言，每一件事物都是陌生的，既吸引人又令人感到害怕。老公回国不久便去了非洲，汤晖独自面对着这个新的世界，她身后亲爱的父母已经离她太遥远了，遥远得变成了一个精神的影子。现在，她首先要面对的是丈夫的家人，一个只讲法语的家庭。小叔子懂一点英语，汤晖总是拿一本英文字典放在餐桌上，好与小叔子交流。当然，当务之急就是掌握老公的语言，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去。虽然，二十岁的汤晖已经成型，是一个无论思维、语言还是生活方式都极其典型的中国女孩。但是，来了法国，她必须抛弃一切过去，从头开始。
汤晖的外表是非常开朗活泼的，丈夫的家人对她非常友好，她的内心却不知为何常常涌起苦闷的暗潮。当老公带着她搬离了婆婆的家单独居住以后，情况尤甚。法国人喜欢关门闭户，行为举止比较拘谨，邻里鸡犬不闻，哪怕是亲戚朋友之间互访，早在一个月之前他们就约好了。这对于习惯了中国人的群居生活，性格外向的她来说，倍感孤独、寂寞和压抑。有一次汤晖从锁眼里看到住对面的男孩回家，家里没有人，男孩被困在屋外。如果在中国，汤晖一定会热情相邀，让他在自己家停留片刻，在法国，她不敢这么好心，很多电视报道过这样的新闻，她的好意有可能会受到误解，甚至引起官司。而作为当地极少可以见到的拥有亚洲面孔和异域风情的女孩，汤晖被法国男人跟踪不止一次了。天黑了，纵然法国电视看不懂，她也不敢一个人单独出门。
来法国的第一个月，汤晖拉了一个月的肚子，——不适应法国菜。她又面临着一道难关：如何把东方人的胃改成西方人的胃。以前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黄油、奶酪和色拉，现在天天早餐黄油，餐餐奶酪，蔬菜吃生的还要浇上几大勺色拉，吃完蔬菜上大鱼大肉，吃一道菜撤一道菜，等于你吃完了鱼肉想吃蔬菜去去油腻就做不到。比起中国饮食来，荤菜的分量太大，蔬菜的分量太少。汤呢，法国人早在饭前就喝过了。汤晖给爸爸妈妈写信说，饭菜好干，没有汤，好想念家里的汤。那时候，汤晖还住在婆家，有一天，趁家里人都出去了，她赶紧爬起来，一个人泡了一盒中国的方便面吃了，第一次感觉在异地他乡过了一把思乡瘾，好痛快！
法国人做菜讲究营养不讲究味道，他们做蔬菜，或者生拌，或者是蒸，认为这样才不会让维生素跑掉。在湖南长大的汤晖自然不习惯，湖南菜在中国的菜系里都属于浓艳型，法国菜不放酱油，不放麻油，不放辣椒，不放姜，不放葱，汤晖吃饭一点味道都没有，每次吃饭必备辣椒酱，辣椒酱仿佛她的随嫁品，和她一起来到这个家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丈夫的家人老说她，吃什么菜都放辣椒，吃不出原味来了。她不好意思说法国菜并不好吃，只有把辣椒原则坚持到底了。
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汤晖在奥尔良大学学法语。她本来是学英语出身，三年的课程她两年就学完了，中间跳了一级。这个时候，汤晖的老公调到了法国西部城市布尔坦尼地区工作，汤晖选择在附近的法国育嘉高等管理学院攻读亚太经济管理学。在她有了在英国做市场调查，在纽约布鲁克林工商会实习，在日本小森尚邦公司实习的经验之后，她得到了一个硕士学位。加上曾经在中国外贸公司工作的经历，汤晖自认为颇有就业优势，信心满满地打算去找工作。
寻找就业机会
1997年7月，从商校毕业的汤晖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好几次都让聘任单位误以为她本人在法国长大。不过，这并不见得会让她的求职道路变得明朗变得顺畅一些。
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普及起来。汤晖找工作选择的信息渠道有：到职业介绍所看招聘信息，到工商会找公司名单、通过电话簿寻找进出口公司电话、浏览各类报纸和杂志，甚至每天去“全国求职信息中心”看招聘广告，然后一个一个公司地打过电话询问，或者，给适宜的公司写求职信。仅三个星期，汤晖写了69封求职信。勤奋的她认为，多撒几次网，总要捞到鱼的。
大部分的公司没有回音。也许他们正在考虑之中，感觉尚好的汤晖安慰着自己。又等了两个星期。仍然没有一个单位回复她，偶尔有回信的，也是礼貌地予以拒绝。汤晖的自信变成了自我怀疑，最后变成了沮丧。她想到父母对她说的话：志当存高远，自己这几年在学校这么用功，事事争人前不落后，毕业成绩非常优异；她可惜在商校读书时每年两万法郎的学费，她心疼老公为了支持她的工作，花费了8800法郎，让她学车拿到了驾照，想起这些，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法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在雇佣和辞退员工两方面需要更高的税费，因此许多公司不敢随便聘人。例如，法国公司要聘用一个每月1.2万法郎收入的职员，除了要付给他工资以外，还得为他另向国家交5200法郎的税，包括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职业事故保险等。在法国没有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得有工作做才聘人。一个法国公司聘佣150人的费用，在意大利可雇佣240人，这就意味着法国比意大利少创造90个就业机会，多了90个失业人员。
时间在等待中飞逝，汤晖一边以十二分的耐心等待就业机会，一边每天开车出门找信息、回家继续写求职信，这样发出求职信的纪录不知不觉达到了100封。接下来是有限的应试和面试，以及无数次的失望和沮丧，去职业介绍所等候新的工作信息时，见到的都是老面孔，如她一样日日在招聘广告前徘徊。
汤晖发出了100封求职信，皆石沉大海。她本来想进大公司，但是没有一家大公司相中她。她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求大发展，必须去巴黎！当时，汤晖随丈夫住在法国西部城市兰尼翁市，距离巴黎有6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丈夫并不希望她外出工作，但独立好强的她还是安排好丈夫的生活，上路了。
1998年3月，在发出了135封求职信以后，汤晖在巴黎得到了特雷佛来克公司的签约合同。具体职务是“工地合同执行管理部”经理的双语或三语秘书，兼商务工作。该公司生产机场行李处理系统，巴黎戴高乐机场也是该公司的用户，他们还与中国内地的机场有业务关系。怀着“终于有了这一天”的自豪感，汤晖开始跻身于地铁里打工者的队伍，亦如大多数巴黎人一样，手捧报纸或杂志，在地铁里，在电梯上读着，有了为生活而奔波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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