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雪怀 口述
曹 琪 王智琦 整理
谭富英（左）给施雪怀说戏
袁世海建议我去学谭派
1950年我11岁那年的夏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中央直属文化部戏剧改进局的戏曲实验学校在衡山路10号（原美童公学）校园里招生。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股愣头劲，小学刚毕业的我也报名参加了考试，并在考场上演唱了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年少懵懂的我，当时并不清楚“京剧究竟是什么戏”，更不会唱。考场有位老师临时教了我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我便扯开嗓子跟着唱。没想到，被当时的主考官周信芳先生一眼相中，顺利考取。事后才知道，就是因为那句高腔，考官们觉得我的声音条件相当不错，是块唱京剧的料子。
小小年纪就要离家去北京读书学艺，尽管喜欢京剧的父亲很支持我，但母亲十分不舍，不过她还是和父亲一起帮我整理行李，尽心为我做好临行前的一切准备。
戏曲实验学校在那一届共招收了9名上海学生，都是半大不小的孩子，其中17岁的钱浩亮年龄最大，个子也高，我们都叫他“钱大个儿”。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30多个学生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睡的是上下铺，床铺间的通道很窄，需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每天喝的是高粱米粥，就着咸菜疙瘩，若有干馒头，那真是太高兴了。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年纪，正在长身体，总感觉吃不饱。为此，田汉先生向文化部反映，又给我们争取到每天两个鸡蛋，以补充营养。北京的秋冬季风沙大，房间里没有暖气，我记得田汉夫人安娥常常会在晚上来宿舍看望我们，给我们盖被子，提醒我们注意保暖。那时，每天5：30起床，6点到8：30练功，9点到11点半上文化课，下午l点后则是把子课和短剧课（文戏），晚饭后自习至9点熄灯睡觉。我们这批学生幸运地得到雷喜福、贯大元、安舒元、关盛明、常少亭、李甫寿、宋继亭、刘仲秋、茹富兰、傅德威等名师的面授，在学校一学就是八年。
1958年，我和杨秋玲、钱浩亮、刘长瑜等同学一起顺利毕业，分配到以京剧大师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京剧院工作。一次我在排戏念白时，京剧艺术家袁世海在一旁认真地听了会儿后，慢悠悠地说：“雪怀，你的声音和谭富英先生很像，学谭派啊!”于是我在一次去谭家拜访时，向谭先生提出了学习谭派的想法。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谭先生当即点头同意了。
其实早在1951年4月我刚到北京不久，在前门外鲜鱼口内大众剧场，就曾经一睹过谭先生的风采。那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是《龙凤呈祥》，梅兰芳饰演孙尚香，谭富英饰演刘备，贯大元饰演乔玄。当晚谭先生在台上的身段、唱功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可惜的是，在戏校读书时，谭先生因为还管理着一个剧团，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上课。没想到毕业后，多年愿望终于成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谭先生动用录音机给我录音
当然，要正式成为谭先生的学生可并不容易，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谭家在宣武区（今西城区）大外廊营北口内路西1号的“英秀堂”，只要谭先生在北京，我每周总会去谭家一两次。谭先生平时除了演出，还要管理剧团，非常忙碌。我到谭家一般是晚上9点半之后，因为这个时候客人大都走完了，谭先生能空下来教我。谭家的家规极其严格，进门叫了“老师”后，不能马上就一屁股坐下，而是要站着听谭先生说会儿戏，然后再在他的示意下坐下。有时候，谭先生的儿子谭元寿外面演出回来，看见谭先生正和我说戏，也总是先给老爷子鞠躬，便站在边上静静地看着，偶尔会帮着指点一下我，再回自己的房间。
谭先生有个特点，平时寡言少语，只要一开口就全绕着戏来说，从不多说其他事情。谭先生擅长张口音，像《洪洋洞》中“真可叹孟焦将命丧番营”中的“番”字，他处理时长音润腔，抑扬顿挫，强弱分明。除了腹部、胸腔蓄气，他的五官、头部都在发力、振动，声音洪亮、浑厚、圆润、甜美，有一种摄魂镇魄的特殊美感。我出生在上海，吐字发音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总感觉口腔打不开，谭先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示范，反复指导、纠正我的发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谭先生要求我：“以字带腔、以腔带情，才能字正腔圆，情绪对头，达到声情并茂，恰到好处。”我在排演《乌盆记》时，唱到“未曾开颜”几个字时，谭先生要求我唱高音时声音要像气球似地“嘭”弹起来，唱到低音时则要自然平缓地松弛下来，这样才能显得委婉迤逦，清丽多姿。
谭富英（前排坐者）与施雪怀（左一）等3名弟子合影
谭先生的琴师是为余叔岩、孟小冬操过琴的王瑞芝先生。为指导我，谭先生曾经请王瑞芝为我伴奏，甚至亲自为我操琴，要知道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最高级待遇”。谭先生还动用了“稀罕物”录音机，帮我录下过一段七分半钟的录音，非常珍贵。令人心痛的是，这段录音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再也没能找回来。
名师出高徒又难为名师之徒
1961年初冬，在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休息厅，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拜师仪式，京剧大师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李多奎都在仪式上收了门徒，李少春、李和曾也应邀出席。拜师仪式由中国京剧院的主要领导主持，前来参加仪式的有田汉、老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徐平羽，还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
谭先生收了我、孙岳、蒋厚理3个学生。田汉在拜师仪式上告诫我们：“当今时代能够拜到这些名师，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们要好好珍惜。要知道‘名师出高徒，又难为名师之徒’，不要辜负‘名师’。你们既然跟着老师学，不可不用功。每天又看又听又学，熏也要把你们熏好喽!”老舍则希望我们要有“程门立雪”的精神，刻苦学习，真正把老一辈艺术家的精气神传承下去。谭先生比较寡言，不苟言笑，拜师仪式上也没有多说话，但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很高兴，对带教我们3个学生也充满了期待。
那天，我们给谭先生鞠了躬，算是新式拜师，还请了大北照相馆的摄影师为我们师徒四人合影留念。这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记忆。
每次学完戏谭先生总留我吃宵夜
谭先生在教戏之余，对我在生活上也极为关心。我一直体质较弱，胃纳不好，睡眠质量差，因此吐露的气息就弱。谭先生每次给我说完戏，总会留我吃点宵夜再走。当时少见的上海汤包、干贝炒鸡蛋配一小碗米饭，让我吃得津津有味。谭先生还时不时地让中医郑云甫为我搭脉诊断，开药方调理身体。
学完戏从谭家出来，已经是深更半夜，公交车都已经停运。我就慢慢地走回到东城北池子的集体宿舍，脑子里转的都是老师当天传授的内容，一路走一路仔细琢磨，真是满载而归。
谭先生曾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去北京中山公园参加政协组织的联谊会，一同前往的还有马连良先生和他的学生。我作为谭先生的弟子上台清唱，谭先生有时自己也会唱上一段，但我们师徒却从未同台演出过。我每次上台前总会非常紧张，生怕自己在演出中出错。谭先生见了对我说：“雪怀，台下虚心学习，台上不分大小，放开了演!”我记得，有一次师哥孙岳演出《乌盆记》，谭先生在台侧指导，根据孙岳的特点，扬长避短为师哥设计了“滚背”的动作，并让师哥把要拉到高音的唱腔平缓下来，艺术效果却丝毫不减，体现出大师级人物极为深厚的艺术功力。
张盛利翘拇指：“谭大爷这两口实在是好!”
谭先生与梅兰芳的感情极为深厚，有“梅谭不分家”一说。谭先生的最后一场演出，是1962年8月纪念梅兰芳逝世一周年公演。那时他已经住院一年多，很久没有吊嗓子练身段了。主治医生黄宛教授认为，谭先生可以登台演出，但不能过于兴奋，也不能太劳累。8月份正是酷暑天，我一直陪伴在谭先生的左右，不敢有半点闪失。
公演当天的剧目是《大登殿》，由谭先生和梅葆玖、李金泉合演。下午3点我来到“英秀堂”，谭先生没怎么吃午饭，服了安眠药，但午觉还是睡得不安稳。不一会儿，王瑞芝携琴而来，师娘特地关照我：“雪怀，你师傅今天就交给你了，带点饼干在身上。”谭先生带着我和王瑞芝一起坐车去的护国寺人民剧场。到了后我们才知道，当天1400多张戏票早已售罄，等退票的观众从平安里一直排到剧场门口，队伍长达百米。
终于等到谭先生出场，他的唱词“龙凤阁里把衣换”“薛平贵也有今日天”两句中的“换”和“天”都是高腔，但他唱得清脆圆润、酣畅淋漓，高超的技艺博得了满堂掌声，风采丝毫不减当年。站在我身边的张盛利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说：“嘿!谭大爷这两口——实在是好哇!”
《大登殿》把纪念演出推向了高潮，观众们纷纷涌向舞台前方，久久不愿意离去。回到化妆间，我帮着谭先生脱下戏服，发现以前很少出汗的先生，那天却出了薄薄的一身汗。这是谭先生拼尽全力来纪念梅兰芳大师，也是拼尽全力回馈热爱京剧的广大观众!
谭先生挑了只有一场戏的刘备
施雪怀（左二）与谭孝曾（右二）及其夫人阎桂祥（左一）、谭正岩（右一，谭孝曾之子）合影
谭先生为师做人都堪称楷模。梨园是极其重视规矩的，因此京戏也是“精戏”。谭先生与马连良、李少春、裘盛戎、袁世海、叶盛兰等名家合作演出时，从不计较名利，甘愿担当配角、做绿叶，在前面演垫戏。1959年国庆十周年，根据《群英会》新编的大戏《赤壁之战》中，谭先生可以演诸葛亮，也可以演鲁肃，但他却挑了“龙虎风云”只有一场戏的刘备来演，上场前后不过20分钟。所以大家都愿意与谭先生合作，从心底里叹服谭先生的戏德人品。
1953年，谭先生的父亲谭小培因病去世。谭先生得知噩耗时，
施雪怀身穿戏服
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赴朝鲜慰问演出。他赶回北京处理完丧事后，把丧父之痛深埋心底，仍旧随团奔赴朝鲜，演出效果丝毫没有受影响。1959年谭先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谭先生临终时仍念叨着去上海
谭先生对上海怀有很深的感情。1923年4月，18岁“刚出科”的他就应亦舞台之聘到上海演出，获得很好的反响，在上海滩一举成名。1933年，他在上海天蟾舞台与雪艳琴合作演出并合拍电影《四郎探母》。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情节的京剧电影艺术片，1935年公开放映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上世纪50年代初，谭先生到上海演出《将相和》，他出演蔺相如，裘盛戎出演廉颇。陈毅市长看过戏后大加赞赏，因为当时上海刚解放，各路人马汇集，急需“将相和”这样的合作精神和氛围。
谭先生的孙子谭孝曾亲口告诉我，谭先生临终前躺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病房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想去上海，说“到了上海要让雪怀来接我”。而我没能在先生跟前给他送终，成为我终身的憾事。1977年，谭先生因罹患直肠癌离世，享年7l岁。
谭先生一生极其重视观众，经常和我说：“京剧要有人听有人看，才会有人喜欢，才能传承下去。”而这也成为我的座右铭，不仅牢记心底，并付诸于行动。我大半辈子致力于普及、发展京剧，曾在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00余所大中小学，教授京剧课程，尤其是还辅导了不少外国留学生。至今，我仍不敢忘师嘱，要将京剧推荐给更多的人，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京剧、喜欢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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