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不同，通往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除运载香料、瓷器外，还是一条“书籍之路”。
从汉至唐，中日主要交通路线有三条：
汉代开始经壹岐、对马后途径朝鲜半岛的陆路；
412年开通的中日“海上丝路”北线；
702年开通的中日“海上丝路”南线。
海上丝绸之路
其中南线与唐诗关系最大，顺着南线，唐诗被遣唐使、留学生、入宋僧和往来商人等大量携至日本。
唐诗到达日本后，为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经历了一个日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重新抄写以扩大传播、重新编纂、以优中选优以符合日文习惯，还将诗意画成绘卷以使其意象、意境更形象具体。
一、汉籍入日：从陆路到海路
中日之间从西汉就已开始交往，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灭古朝鲜后，在其地置乐浪等四郡，昭帝时并为乐浪、玄菟二郡。
《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此处倭人即北九州之人。
《后汉书》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
汉委奴国王
此即“汉委奴国王”印，天明四年(1784)在志贺岛发现，现藏福冈博物馆。此次倭国使团所行路线：由北九州北上后到朝鲜半岛乐浪郡，而后由陆路抵达后汉都城洛阳。此后中国进入三国时代，多次遣使至魏的倭女王所派使团所行路线，亦是在朝鲜半岛登陆后由陆路到达魏都洛阳。本文所谓“陆路”即指此。
1、 依靠朝鲜半岛中转的陆路书籍传播
日本最初的汉文典籍从何而来，主要观点有三：“徐福赉书”说、“神功皇后掠书”说和“王仁献书”说。
其中“徐福东渡”的故事已耳熟能详，但目前仍只能作为传说。
至于“神功皇后掠书”说，江户时代以来，部分日本学者将其视为汉籍东传之始，载于《日本书纪》，但至今仍无法确定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更无法确认所掠书籍有哪些。
但4世纪时朝鲜半岛局势混乱，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之间彼此争雄，倭国趁机出兵朝鲜半岛进行扩张，确是事实。所以发生“掠书”是极为可能的，姑备一说。而“王仁献书”说一般认为较为可靠，事载《日本书纪》有许多相应的记载：
卷十“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六日”条：“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
文中对《论语》十卷是由经王仁由百济最早带入日本毫无疑问，而百济的《论语》显系中国大陆而来。
《论语》
《论语》传入日本的路线极具典型性，它代表了当时许多中国物资人员的传播路线，也即由中国大陆经朝鲜半岛中转后到达日本。这一中转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波浪式”传播，即一部分人将汉籍带至朝鲜半岛若干年后，另一部分百济人再将这些汉籍或其抄本带至日本。
与此同时，负责教授这些汉籍的博士王仁、段杨尔等人，也是由百济派出并定期轮岗更换。此外，即便是日本最初的佛经与佛像，也是从东晋孝武帝时（公元384年）从中国大陆传至百济，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由百济人运至日本。这一汉籍传输路线与当时倭国遣至汉魏的使团所行总体一致，但用时却远远超过后者。所传书籍以经部居多，且数量有限。该路线一直延续至4世纪末，因朝鲜半岛局势动荡而被阻断。
2、中日“海上丝路”与汉籍求购
西晋时期，高句丽吞并乐浪、带方二郡，朝鲜半岛进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阶段。这致使日本经朝鲜半岛由陆路抵达中国的道路被阻断。
此后，日本虽与百济建交，却与高句丽不睦。日本使船可在百济登陆，但百济与中国并不接壤，中有高句丽阻断。所以日本使船在到达百济后并不能像此前一样由陆路到中国，只得从百济横渡中国黄海。
此时中国已进入南北朝时代，使船到达山东半岛附近后多继续沿江苏海岸南行至长江口，而后进入南朝都城建康。当这次航行成功以后，意味着中日之间的往来可不再经由朝鲜半岛的陆路，而靠海路，中日“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了。
此后，中国汉籍不再主要经由百济人带至日本，而是日本人直接带回。这加速了汉籍传播的速度，也方便了日本人对汉籍的“按需采购”。他们不再满足于书籍的自然传播，也不再依赖百济人，而是主动出击，自觉购买一些国内紧缺的汉文典籍。汉籍东传之路从陆路转为海路，虽然仍行经朝鲜半岛西岸，但因仅做补给，且由日本人独立完成，故称之为中日“海上丝路”。
然而，晋末宋初之“海上丝路”虽已开通，日本使节亦频繁到来，然此时邦交重点是两国友好外交关系的建立，并没有留心书籍的搜求。这与当时朝鲜半岛局势有关，谋求与中国南朝建立外交关系，是眼前更紧迫的任务。
圣德太子
直到日本进入推古朝后，有志于改革内政的圣德太子等人，急于学习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这时对中国书籍的渴求度上升。所以当其决定派出遣隋使时，搜求书籍成为使团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于第一次遣隋使到来的时间，中日史书记载稍有不同。日本史书最早记载为推古天皇十五年（607），而《隋书》所载，则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时为日本推古天皇八年。一般以《隋书》所记为最早。遣隋之目的是为输入中国文化，
《驭戎慨言》：“圣德太子听政时，因求佛法屡次遣使；又其时韩国人来，亦常称赞中国；又见所载重重盛事，故万事皆欲模仿之，而勃不可遏也。”
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便是书籍，《善邻国宝记》卷上引《书籍后传记》逸文：
以小治田朝（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
这次求书使团有重要意义，这是文献所载日本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求书使团，自此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由间接而直接，并在遣唐使时代得到进一步拓展。
据上可知，因朝鲜半岛局势动荡，日本使团在百济登陆后，无法继续沿陆路到达中国南朝，只得寻求海路，中日“海上丝路”随即开通。
稍后，推古朝遣隋使团将有意搜求的汉籍从这条航路运回日本。至此，唐诗东传的客观条件（“海上丝路”）与主观条件（求书意识）均已具备，只待时光进入大唐，一首首优美的唐诗在大唐帝国如雨后春笋生发，而后被一批批遣唐使带回日本，对渴求中国文化的日本士人如久旱甘霖。
二、唐诗东传：从北线到南线如果站在唐诗传播的立场，遣隋使所带回的汉籍可视为唐诗东传的一次“预演”。当中国历史进入唐代，唐诗就和其他汉籍一起被带回。那么，在这一时代，被带至日本的唐诗集都有哪些？又是怎样过去的呢？
线路图
5世纪初开通的中日“海上丝路”并没有一直畅通无阻。唐高宗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日本失去了百济这一登陆点，又与新罗关系恶化，迫切寻求新航线的日本恰在此时将南岛纳入国家管理，并获悉由此处各岛横渡东海可达中国。
于是，702年第八次遣唐使所行新路线即为中日直航的南线，此前经由朝鲜半岛后横渡黄海的路线为北线。“遣唐使时代”也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1、 中日“海上丝路”北航线
关于遣唐使派遣的总次数，目前有16次、19次、20次等多种说法。本文采用古20次之说。前7次为前期阶段，所行路线为北线。这一阶段一般是两艘船，共120人左右。大致的路线为：
从难波（今大阪）出发，沿濑户内海抵达北九州的博多港（今福冈）。然后正式离开日本，经壹岐、对马后，沿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北上，然后横渡中国黄海，在山东半岛附近登陆，后经陆路抵达长安。在沿朝鲜半岛西岸航行时，需有百济的帮助。
遣唐使船队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国号唐。630年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时为唐太宗贞观四年。由此至669年第七次遣唐使最后一次由北线抵达长安，可供其携归唐诗的时间仅40年。
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是初唐诗人，如“初唐四杰”、上官仪等人。藤原佐世曾奉敕编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卷，记录了9世纪后半期日本主要国家机构的藏书情况，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籍目录学著作。
在702年之后，遣唐使主要沿南线往返。但有两次例外地走了北线，如圣武朝的遣唐使判官平群广成和仁明朝的大使藤原常嗣。他们所带回的物品暂不清楚，所以尚无法确定有无唐诗与他们一起沿北线到达日本。
目前能够大体确定沿北线传入的集部汉籍有《文选》，圣德太子在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已参考此书。还有607年传入的《世说新语》。考虑到中日交流的“时差”，再联系751年编成的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明显受到《文选》影响，基本可以推断此时日本文人所读到的诗歌，主要还是六朝人的作品。
综上，由于7世纪末日本在朝鲜半岛失去百济这一重要中转站，不得不寻求新航线，而此时唐朝立国不久，大批优秀诗人尚未出生，唐诗高潮尚未到来，唐诗魅力也尚未被正沉浸于《文选》的日本文人充分发掘，所以经由中日“海上丝路”北线传至日本的唐诗数量极为有限。
2、 中日“海上丝路”南航线
后期遣唐使，也即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开始，所走为南线，一般是四艘船，共约五六百人。所行路线大致为：
在中国当官的遣唐使
从博多港启程后，不向北而向西，经五岛列岛后，横渡中国东海，抵达长江入海口一带，然后由陆路奔赴长安。相比北线，南航线的行程大为缩短，但风险也大为提高，几乎每次都会有人遇难。
南航线的开通使中日交通进入直航时代，此后中国进入盛唐，大批的优秀诗人诗作问世，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所看到的唐诗即由此道传入日本。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知，奈良、平安前期许多唐人别集已传入日本，除初唐17位诗人别集外，还有知名诗人如李白、王维、王昌龄、刘希夷、白居易。
同期传入日本的还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不是很熟悉的张昌龄、李澄之、敬括等诗人的别集。
3、“遣唐使时代”之后的南线与唐诗
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菅原道真建议暂停派遣遣唐使，此后日本就再也没有遣使至唐。从而使得此前的一次遣唐使团成为最后的遣唐使，也即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那次。
从这一年开始，中日之间依靠遣唐使的物资人员流通渠道已不复存在。此后承担这一功能的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商船。日本的请益僧与学问僧亦是凭借这些商船得以往返。所行航路与遣唐使基本相同，南北航线均有，以南线为主。但南线安全性却较此前大为提高，船破等事故极少。
究其原因，唐宋商人已知利用季风航行，在西南季风流行时的六七月赴日，在东北季风流行时的八九月归国。由商船带至日本的唐诗集也频见记载。如《文德天皇实录》卷三载藤原岳守向文德天皇所献《元白诗笔》，即是检阅中国商船所得。还有平安中期盛极一时的藤原道长所得《白氏文集》《元白集》也来自中国商船。
遣唐使
此外，搭乘商船的入宋僧也是沿此线将中国典籍带回日本，如983年入宋的奝然、1003年入宋的寂照、1072年入宋的成寻。
古代中日交往所行路线主要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由陆路转向海路（北线），这次转变始于412年，第二次是由北线转为南线，始于公元702年的第八次遣唐使。
而行走于南线之上的中日交流使者，也发生过一次转变，838年以前，主要是政府派遣的遣唐使，838年以后，转为往来商人。
于唐诗而言，虽然也经历了这些变化，但其传至日本之路线主要还是南线，也就是沿着这条线路，不管是遣唐使团，还是其后的中日商船，将唐诗源源不断地带至日本。
三、到日本之后：日本读者对唐诗的“加工”从中国带回的唐人诗集，最初是为中国读者编纂，这未必适应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或高于日本读者的鉴赏能力。为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就要进行后期的加工处理，使其“日本化”。这一过程具体包括重抄、改编和图绘。
1、 写经所与读者个人的抄写
中国诗文被携至日本时，大多是单本，而无复本。尤其是在遣唐使时代，为了将尽可能多的汉籍种类带至日本，对国内已有的图书典籍不再重复带回。然单本汉籍的流传速度有限，为了满足时人的阅读需要，抄写成为缓解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法。
当时的抄写工作，主要由朝廷所组建的写经所和读者个人完成。写经所是专门抄写汉籍的机构，本是为抄写佛教内典而设，也会抄写一些外典，如现存日本国宝滋贺县石山寺藏《史记集解》卷九十六、卷九十七，名古屋大须音宝生院藏《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四”等。
写经所中的专门负责抄写工作的写经生并非僧人，而是经严格考试后选拔出来的世俗之人。他们需要按照唐本进行认真摩习，力求最大限度接近原貌。从现存写经生的抄本来看，除佛教内典外主要为儒家典籍。这与当时朝廷急于学习唐朝政治文化制度有关。
诗歌也是其抄写内容之一，现存东大寺正仓院古文书中留有许多写经生抄写的唐诗，其中还包括不见于《全唐诗》的逸诗多首。
写经所之外，另一唐诗抄写主体就是一位位的唐诗读者。奈良时代的圣武天皇和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都曾认真抄写过唐诗。
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光明皇太后将圣武天皇生前遗物捐献给东大寺，其中有《杂集》一卷，系圣武天皇所抄诗文，日本学者将其命为《圣武天皇宸翰杂集》，收录作品一百四十五篇，其中除六朝诗歌外，还有唐代诗人李峤、释灵实等人的诗文。
2、 摘句与重编
随着唐诗的不断传来和阅读鉴赏能力的提升，平安人不再满足于对既有唐诗选本的机械抄录，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喜好与阅读习惯对现有唐诗进行甄选与重新编纂。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以《千载佳句》为代表的唐诗重编本，以《和汉朗咏集》为代表的唐诗、和歌混编本。
《千载佳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唐诗摘句选本，系日本平安时代文人学者大江维时（887—963年）所编，成书于醍醐天皇至村上天皇在位期间，约相当于中国唐末五代时期。
该书以两句一联的形式选唐诗佳句1082联，涉及作者153位。至于该书的编纂原因，可能与当时人们即时即景吟咏唐诗的社会风尚有关，是他们寻找唐诗学习捷径的产物，通过诵读《千载佳句》中的摘句，就不用再阅读全篇。
该书显然是大江维时为满足当时读者的需要，对已有唐诗书籍进行的重新编选。他的重编工作主要有：其一，将原本分散的153位唐代诗人的诗句汇编进一书之中，是优秀诗人的筛选；其二，将诗句从一首首完整诗歌中抽出汇集起来，是对优美诗句的甄选；其三，他将所选诗句按四时、天象、地理、人事等分门别类重新排列，极大地方便了当时读者的查阅。
正是通过这些努力，当时的人只需阅读《千载佳句》就可以学到唐诗精华，既不用四处查找诗集，又可避免“多而不精”的潜在弊端。
在《千载佳句》成书约80年后，日本诞生了另外一部唐诗、汉诗、和歌汇编集——《和汉朗咏集》。该书由一条天皇时的大纳言、歌人、汉学家藤原公任（966—1041年）于1018年编成。
该书的最大特色是编者将中国诗歌234首、日本汉诗353首、日本和歌216首中的佳句按春夏秋冬的顺序汇编在一起。这是日本文学史上首次将汉语诗歌与假名和歌两种语言的作品编排在一起，是日本第一部“双语”诗集。
长恨歌
894年，日本天皇接受菅原道真的建议，暂停派遣遣唐使。此后，日本逐渐由“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转变，作为日本“国风文化”代表的和歌自然成为文人青睐的对象。
鉴于和歌与汉诗均深受当时平安贵族的喜爱，藤原公任把从中国传来的唐诗佳句与日本汉诗佳句、和歌编在一起，以满足当时读者阅读两种文体的双重需要。藤原公任针对唐诗所做的工作除汇编以外，还在《千载佳句》的基础上，增选了约100条对句，是对既有唐诗的再一次甄选，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千载佳句》之外的100条“佳句”，这样就不用再辛苦寻找较为难得的唐人别集，也可大体全面了解唐诗风貌。
3、 图绘
唐诗传至日本后，除以文字形式传播外，其意象意境还被当时的日本人画成绘卷，或图之屏风。由此，更多的读者以更形象具体的方式走进了唐诗。
《源氏物语》第一回“桐壶”载，桐壶更衣离世后，桐壶帝异常悲痛：
近来皇上晨夕披览的，是《长恨歌》画册。这是从前宇多天皇命画家绘制的，其中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所作的和歌及汉诗。日常谈话，也都是此类话题。
桐壶帝所看“《长恨歌》画册”，便是由日本画家根据白居易《长恨歌》绘制而成。桐壶帝以看画的方式进入《长恨歌》，要比看文本更直接省力。他与唐明皇都痛失爱妃，这样的阅读也是一种慰藉。
屏风
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家中藏有不少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画作。在《源氏物语》“赛画”一回中，除了拿到现场参赛的以《竹取物语》和《空穗物语》为题材的两卷画，还有许多虽没能参赛却一直精心保藏在厨子中的许多“新颖可喜”的画作，其中就有“描写《长恨歌》和王昭君的画”。
诗意画之外，还有诗人画。将诗人图之绘卷，既是喜爱，也是一定程度地崇拜。许多平安人就曾图绘白居易形象于屏风之上。
绘卷是一种雅俗共赏的事物，汉文水平较高的人可将其与原诗比对，进行评鉴。而汉文水平较低的人则通过看图进入唐诗。事实上，许多平安女性对绘画的兴趣远大于对文本的兴趣，看图是她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许多女性物语中所描写的唐国，就是来自《唐国物语》一类的绘画。
结语：在唐诗类书籍传至日本后，对唐诗的抄写，扩大了唐诗的传播，使更多的日本人有机会接触到唐诗；
对唐诗的重编和甄选，是日本文化精英在经过自己的选择后，献给平安贵族的“推荐阅读篇目”；
唐诗绘卷既是对唐诗意境美的再现，也为那些看不懂汉字的日本人，提供了一种看图读唐诗的途径。
传至日本后的唐诗就是在经过日本人的上述加工之后，才真正成为平安贵族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为日本汉诗创作提供了无数营养，最终迎来平安文学的彬彬之盛。
综上，中日两国虽在汉代已通过陆路开始友好往来，但汉籍初传日本却在此约3个世纪之后，且是由百济人带至日本。
412年始，日本人在朝鲜半岛登陆后沿“海上丝路”北线抵达中国大陆，然而开始有明确的求书意识却是约2个世纪后第一次遣隋使的到来。稍后中国进入唐代，急于学习中国政治制度的遣唐使并没有对唐诗引起足够的注意，通过北线传至日本的唐诗极为有限。
702年，第八次遣唐使到来，中日直航“海上丝路”（南线）开通，一大批优秀的唐人诗作在大唐帝国产生并陆续被遣唐使沿此线带回日本。
838年之后，遣唐使再也没有到来，但航行于这条“海上丝路”上的中日商船继续将许多唐诗类书籍载至日本。平安贵族能在宫廷宅邸内自由地欣赏唐诗，平安文人能够成功举办汉诗会，都离不开这条中日“海上丝路”和沿此线东传至日本的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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