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如果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已经有5000年的文明史以河南为中心区域的中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及文明积淀的内涵和本质（注：关于文明的定义颇多，笔者比较倾向黄留珠先生的意见，认为：文明是一种表现历史发展（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想补充的是文明还代表着产生自己主体文化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本质）历史的脚步踏入东周时期以后，中国的文明发生了一次大的量变与质变，有人谓之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1]，也可以说是中国区域文明个性特点极为张扬和融合的时代秦王朝的确立，意味着文明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两汉时期区域文明的进步程度与京都、郡治乃至重镇所在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两汉时期的文明有什么样的特点？中原文明在两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韩国古代史考古?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韩国古代史考古（两汉时期文明特点述论）

韩国古代史考古

　　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如果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已经有5000年的文明史。以河南为中心区域的中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及文明积淀的内涵和本质（注：关于文明的定义颇多，笔者比较倾向黄留珠先生的意见，认为：文明是一种表现历史发展（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想补充的是文明还代表着产生自己主体文化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本质。）。历史的脚步踏入东周时期以后，中国的文明发生了一次大的量变与质变，有人谓之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1]，也可以说是中国区域文明个性特点极为张扬和融合的时代。秦王朝的确立，意味着文明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两汉时期区域文明的进步程度与京都、郡治乃至重镇所在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两汉时期的文明有什么样的特点？中原文明在两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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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以上两个问题之前，不妨简单讨论一下文明的含义。《周易·乾卦》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明夷卦》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史记·乐书》载：“是故情深而文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德为性本，故曰情深也。乐为德华，故云文明。”《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由此可见，汉代以前文明的字义与今天我们理解的文明内涵有一定的差别。

　　今人林剑鸣先生认为：“‘文明’既包含物质方面，也包含精神方面……举凡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都应该包括在‘文明’之中。”[2](P20)基于这种认识，《秦汉社会文明》（1985年第一版）一书的内容主要涉猎了农业、手工业、城市、服饰、饮食、居室、交通、祭祀、婚丧、迷信、信仰和精神风貌。1999年《周秦汉唐文明》出版时，黄留珠先生认为：“文明是与文化大体相同的一个概念，但更着重表现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是先进的文化形态。它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表现为物质文明；人与社会关系的进步，表现为制度文明；人与人本身关系的进步，表现为精神文明。”[3](P4)较之前述的定义更加强调的是文明的进步形态。因此，该书涉猎的内容囊括了社会实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物质生活（服饰、饮食、都邑建筑、交通）、社会制度（职官、选举、法制、军制、礼制）、文化信仰（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教育、经学、史学、科学技术、宗教）、时代风貌（节日、风俗、精神风貌）、中外文化交流等内容，几乎是包罗万象。秦汉文明的标尺及指标到底是什么？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黄留珠先生的观点比较易于接受。不过，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以及宗教信仰等指标是否属于先进的文化形态，仍存有疑问。

　　综观5000年的文明史，文明的内涵不断在丰富，两汉时期的文明较之夏商时期的文明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既表现于帝国与方国（王国）性质的不同，也表现于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人本主义、“天下太平”、“贫而乐，富而好礼”与人祭、人殉、巫术宗教、贵族经济性质的不同。那么，从不同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文明的研究，不可拘于一定时代的特征，也不能完全借用国外的文明特点，应当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各段进程的特点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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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秦汉时代文明的发展特点，《秦汉社会文明》直接概括为“多样化的统一”、“大规模地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在对抗中的进步”三点。《周秦汉唐文明》中，由于撰写的历史跨度比较长，大约是为了涵盖内容之故，把周秦汉唐文明的特点概括为“集大成性或开创性的文明成就”、“影响最为巨大”、“体现中国文明诸多特色”三点。为了体现整个历史文明的特点，又涵盖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从大处着眼我们把两汉时期的文明概括为三种特点，即特殊性、创新性和传统性。

　　1.文明的特殊性指的是个性不同，也就是民族精神的不同，或者是文化气象的不同。汉代文化的生命力就体现于个性的特点之中。

　　首先，是大一统国家精神和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经过了秦代短暂统一，建立了以刘邦为首的布衣王朝。它从建国之初就十分注意社会各阶层及边远民族的关系，萧何、曹参、周勃、陆贾、樊哙、灌婴以及韩信等出身低贱之辈均担任了朝廷要职。东汉亦不例外，光武帝时期入官的戴凭、郭宪、钟兴、夏恭、洼丹、苏竟、王良等都是平民出身，官秩比二千石或以上之职。这种参政议政的方式直接引导了社会各阶层对汉代政权的向心力，进而转化为一种爱国意识情操。另外，在平素使用的铜镜铭文里，铸有“国家”、“四夷”、“胡虏”等字（注：王士伦著《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8页辑录：“驺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与之雷同者，还有“吕氏作镜”、“伯氏作镜”等等。），葛兆光先生认为“它们标志着中国人已经确认了中国、中国的近邻、中国的敌对力量，正因为如此，‘汉’成了民族、国家的共同名称，成了人们相互认同的基础，中国人在此时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国家概念，他们才会在铜镜铭文中企盼自己的国家安定、强盛和繁荣”[4](P338-P339)。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两汉时期因民族对象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同。在完成疆域统一之前，基本是武力征服、和亲援助恩威并用的手段，统一之后，就纳入了中央和郡县治理的双重轨道。如西汉王朝中央管理机构大鸿胪和典属国，地方管理机构除郡县制外有专门的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和属国都尉等；东汉王朝基本同于西汉，新增加了管理南匈奴的使匈奴中郎将之职。这些措施，不但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也为今日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意义之大，较之商周时期自不待言。

　　其次，是形成了共同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从黄老思想到独尊儒术的转变，标志着这种共同模式的形成。《礼记·中庸》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此形容两汉时期的思维模式，适合贴切。简单地用考古资料举例，汉墓营建的形制和随葬品的组合，虽然因时期有所变化，但每一时期的特点在汉代疆域的东西南北墓葬里俱可找到相同的内容，这种惊人的相似应当是来自于共同的思维和认识。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广州汉墓》、《长沙发掘报告（汉墓）》、《洛阳烧沟汉墓》、《上孙家寨汉晋墓》、《山西朔县秦汉墓》等发掘报告或简报反映出来的情况，可知小砖室墓流行、井灶模型明器多见、案盘耳杯备具，足以说明“行同伦”的效果。审美情趣的认同，从铜镜背面花纹上可以把握它的踪迹。从汉初到文景时期，汉镜主要流行蟠螭纹镜类，但已经摈弃了战国时期该镜种繁缛神秘的格调；武帝时期前后，开始流行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和日光铭文镜；宣元时期，主要流行铭文镜和四乳四虺纹镜；新莽时期开始流行博局镜、多乳禽兽镜；东汉早期，常见云雷连弧纹镜和简式博局镜；东汉中期以后，变形四叶纹镜流行；东汉晚期，北方多龙虎镜、夔凤镜，南方多神兽镜、画像镜。这些特征的出现和流行，来源于共同的审美情趣。汉初，为了从战乱中求得经济的稳固发展，“清静无为”的思想深入人心。到了文景时期，人民的思想已经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崇尚神仙鬼怪的幻想中脱离出来，去真正领悟来自生活、生产的现实乐趣。与此相适应，铜镜的装饰，首先是简化过去繁缛神秘的蟠螭纹图案，用常见的花叶和草叶作为新的装饰图案。“见日之光”、“日有熹”、“与天无极”等词句正是从内心深处发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感叹。可惜，随着儒学的独尊及阴阳五行、谶纬之学的兴起，这种审美情趣又被引入另一条途径，星云纹镜、博局镜以及多乳禽兽镜的出现就是这种思想变化的产物。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东汉晚期的社会动乱，人们对生命状态审美的思考借助于物化载体，达到了自由和超越的境界，一方面是广筑和美化墓室（壁画墓、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另一方面追求不死的神仙境界和子孙繁衍带来的生命延续。这一切均在长宜子孙镜和神兽镜、画像镜中折射出来。

　　2.文明的创新性，是指时、空中的差异、变革、演进或推陈出新。

　　两汉文明的创新性，也就是在发展中铸就自己的血肉之躯。比如：汉代的盐铁官营制度，这项政策有效地节制了资本，裁抑了兼并，剥夺了私家操纵盐铁的专利，为中国社会永远没有以盐铁垄断为利的大资本家出现奠定了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冶铁作坊的官营适应于批量的铁器制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犁铧、镢、锄、锸、铲、锹、耙、镰等的推广使用，满足了汉代以农耕为生存命脉的各个环节的需要，奠定了中国传统耕作方式的基础。这喻示着两个问题，一是铁器制造制度、技术（炒钢、百炼钢等）、器类、使用方法，在两汉时期完成了铁器历史上最为突出的变革，使得铁器作为生产力提高的指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放。二是在魏晋以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农村，铁器的形状及使用方法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反证出汉代铁器技术变革的重要性。铸造铁器的使用，从春秋晚期算起至秦代，也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为什么在两汉时期达到了铁器文明的巅峰？此问题很令人深思。

　　还有，具有特色的选官制度实施。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社会史》中将东周以后士的社会演化分为游士时期、郎吏时期、九品中正时期、科举时期、进士时期[5](P44-P47)。从中可见两汉时期郎吏制度就是一种察举、征辟或太学生的仕途路线，较之战国时期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制和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一制度的形成始于汉文帝（注：《汉书·文帝纪》：“二年（前178年）十一月诏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汉武帝时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注：《汉书·武帝纪》：“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对于这套选官制度之意义，许多知名学者都有评述。最近，《中国文明史》中有另外一层陈述：“因为在中国的文明模式中，这是惟一的可供选择的文官制度。而且在前工业时代，它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形态。……然而又必须看到，贤人政治是古代中国人无奈的选择，而且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但这并不等于说今日的中国人没有必要告别这份遗产。可以说，中国人哪一天告别了贤人政治，哪一天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6](P611)这种肯定中的否定思辨精神，值得称道。但是如果摈弃了两汉之后以贤良政治为目的的文官制度，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纽带又在哪里呢？“无奈的选择”、“较为理想的政治形态”已经造就了中国汉代以来连绵不断的2000年文明史，其结果要求今天的评判一定要立足于历史的全部，更要善待古老文明的传统性。

　　3.文明的传统性是指文明内在的精神和力量，是指文明形成以后，无形当中遵循自己路线前进的规律和趋势。

　　对该题目的阐释，可以从深层的特质与浅层的制度两方面进行。

　　两汉文明的礼性和德性当属于前者。《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简单地概括出礼的起源与祭祀有关。东周时期，“礼”的含义泛指各种制度、规则，主要是吉、凶、军、宾、嘉五礼。礼性的传承到两汉时期，已经渗透于上自天子下至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的局面[7](P316)。刘邦当朝以后，经过叔孙通等人的“制礼”，懂得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道理；汉武帝以儒术为本，并不是与礼教精神相背离；新莽时期的“托古改制”，实质是想恢复周礼的主旨；谶纬神学的直接受益者刘秀“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故《后汉书·礼仪志上》说：“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邹昌林先生说：“中国文化以礼为基础，虽然有着多种原因，但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特殊生产方式，却是古礼发展、定型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而古礼的衰落，最终也是由这种生产方式的变更引起的。古礼向新礼的过渡，以及汉代以后，礼仍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仍然离不开这种经济上的原因。它说明，在中国，礼不但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且还是一种财产分配方式。”[8](P285)由于礼的系统庞大、内涵丰富，每一位中国人都会时时处处感到礼的存在和作用。至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汉代先民对礼不懈追求的缘由所在。

　　“德”字，不见于殷代的甲骨文，而频见于西周以后的金文（注：《克鼎》载：“天子明德，显孝于神。”《历鼎》说：“肇对元德，孝友唯型。”《善鼎》曰：“唯用绥福前文人秉德恭纯。”等等。）。《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车。”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王侯为了争取人民、治理好国家，力求“德不失民”、“德以施惠”、“恤民为德”。个人的追求亦如晋国叔孙豹所言：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秦汉以后儒家、士人继续保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以“德”为源、为本，实现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完美境界。国家的政策，基本是“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德性贯穿于人与自然、社会、神灵、祖先各个方面的关系之中。

　　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两汉文明接受了“礼性”和“德性”的传承，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宗教文化的作用和成长，价值取向始终重伦理而轻宗教。虽然东汉时期原始道教和佛教已经踏入社会生活，但宗教性最终不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

　　至于两汉文明的制度传承，脉络比较清楚。郡县制、职官、城邑、交通、陵寝乃至经济制度的赋役等，都和东周与秦代的制度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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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区域特征指的是历史地理观下的文明特征。也就是从历史、地域特性之间了解文明的复杂性和创新性，最终达到融汇合和、冶铸一炉的文明史观。

　　根据两汉书记载的各郡具体户口数目，可知户数、人口数中原都占据了西汉、东汉的五分之一。在当时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拥有人数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该地区的发展与进步程度。特别是东汉时期的中原，作为京都的所在地，天下财富，辐凑而来；人才熙熙，云会京师。《史记·货殖列传》曾形容西汉长安“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二者实为一理也。

　　对于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过详细的评述，重温如下：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毫。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纤俭习事”、“好稼穑”、好“商贾之利”是当时河南人的一个基本特点。尤其是无所不至的商贾活动反映出的商业文明特点，已经打上了传统的印记。今天郑州仍然作为“商城”定位，应当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但是，众所周知，两汉时期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把商业文明或者手工业文明作为两汉时期文明的特征有不妥之处。不过，就地域来言，拥有许多“治商有道”的大商人和实际经商经验的中原地区（注：《汉书·卜式传》：“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汉书·货殖传》：“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后汉书·岑晊传》：“宛有富贾张泛者，桓帝美人之外亲。”），确实是非常突出的现象，值得重新总结和审视。《汉书·食货志上》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史记·货殖列传》已经总结出答案：“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作为两汉时期的中原文明，还有很多突出的特点。单远慕先生在《中原文化志》中按照思想、学术、宗教、科技、文学、美术、艺术、建筑、教育、体育、民俗等领域的成就，总结出中原文化的特点是：“发展持续，源远流长”、“文化渊薮，地位领先”、“领域繁多，异彩纷呈”、“骨干作用，影响广泛”、“遗迹遍域，文物首屈”[9](P316)。除去后一条不适于形容两汉时期中原文明的地位和作用外，余四论可谓道出了中原文明存在的真谛。作为中原文明的特色有两点还需要进一步强调，一是科技领域内铁器铸造、使用和流通的情况；二是东汉时期洛阳的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四姓小侯学和中原地域全面兴起的私学。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全国共有铁器国营管理机构——铁官49处（注：铁官有大、小之分，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河南有渑池、隆虑（林县）、河南郡（洛阳市东北）、阳城（登封）、西平、宛（南阳县）等。），各自掌辖有若干冶铁作坊。目前，发现的冶铁遗址有30余处，河南发现的冶铁遗址不仅规模大（1万—12万平方米），冶铁的质量也处于领先地位。李京华先生认为：“河南冶铁业，既起始较早而又历代延续；既具有早晚连续性而又冶、铸、锻造等工艺齐全。”“古荥有日产近一吨铁的世界最大高炉；许多高炉应用真正耐高温而被当今号称时髦的黑色耐火材料；巩县铁生沟遗址开始尝试铝土新耐火材料；巩县的烘范窑最为科学并脱碳出相当今天IA级‘球墨可锻铸铁’和较多的铸铁脱碳钢。”“南阳铸铁作坊，已创造出热鼓风熔炉（注：除热鼓风技术之外，还有马排、水排的强鼓风方法。《后汉书·杜诗传》建武7年（31年），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这种先进鼓风技术也在河南等郡应用。”“河南地区的河南郡、南阳郡、颖川郡的铁制品，除了满足本郡使用外，还外运到江西、湖北、陕西和西南夷的许多地区，足见河南冶铁量之多和对当时经济发展贡献之大。”[10](P462、446)还有，叠铸法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工效，也可以批量生产铁器。铁器的价格在当时仅仅是铜的四分之一，每斤八个五铢钱稍多[11](P53)，非常有利于铁器的普及及使用。

　　两汉时期，以中原为领先地位的冶铁技术的发展与变革，给整个两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仅仅在于有效地维护了“五口之家”的小农生活，也对西域军事上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开发江南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冶铁业带来的是物质上的丰富，那么，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四姓小侯学和私学教育的兴起，给东汉人鼓起了精神和思想翱翔的风帆。

　　关于太学，武帝开始置博士弟子，昭帝增员满百人，宣帝倍之，元帝更设员千人，成帝增员三千人（注：《汉书·儒林传》：“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这是西汉太学的情况。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都城洛阳设太学，陆机《洛阳记》载“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考古调查也证明位于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东大郊大队太学村的遗址为东汉的太学[12]。它的发展沿革和盛衰状况，《后汉书·儒林传》里记载的非常清楚。“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鸿都门学设立于光和元年（178年），主要是招收文学艺术人才，即《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赐传所载“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

　　宫邸学设立于元初六年（119年），主要是从事宫中幼儿教育和提高宫人知识水平。即《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载“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

　　四姓小侯学也属于宫邸学的一种，设立于永平九年（66年），即《后汉书·孝明帝纪》载“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其主要是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并选用高师授其业。因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不是列侯，故称“四姓小侯”。

　　另外，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汉时期中原人士开办有很多私学。如“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楼望字次子，陈留雍丘人也。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

　　按现代学校的分类，除了以上国立大学（太学）、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宫邸学）、文艺专科学校（鸿都门学）和私立学校之外，两汉还有郡、县、乡、聚四个级别的普通教育（相应为学、校、庠、序）为地方官学。从人数来看，太学的三万余人有夸张的成分，属于万人的太学应该没有大的疑问，因为西晋时期的太学仍然有七千余人。四姓小侯学、宫邸学、鸿都门学虽然仅存于东汉时期，但开创的意义颇大。尤其是私人授经的大量私学存在，使东汉时期的中原成为教育最为先进和普及的地区，这不但提高了人口素质，也对东汉政治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东汉末年，太学生反对宦官专制，积极参与时政，足见东汉时期中原地区教育文明的重要性。

　　以上，在探讨两汉文明特征之时，笔者仅选择几种相互关联的因素来说明其特殊性、创新性和传统性的存在。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和举例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国商周与两汉的文明之间，并不存在如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之间的断层特点。从这个角度出发，更能把握和理解每一历史时期文明的个性和意义。

　　中原地区两汉时期的文明由于自然、地理、交通、历史传统等条件的存在，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在生产技术与社会教育方面有过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后者的兴盛，不但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思想的文人志士，也为中国文明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给养，并迎来了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的魏晋时代。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文明的研究意义。首先是一种多方位的哲学思考，是一种历史真情的思辨。其次，对个人研究而言，在于探讨历史深层中的个性，在于一种心智的修养和锻炼，也在于史识的积累和综合。其三，从社会意义着眼，在于发现历史进步和前进的动力，探求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寻求民族精神的灵魂与尊严。

参考文献：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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