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名，最早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其时专指楚地歌辞。而作为诗歌集子的正式定名，楚辞乃起始于西汉时代的刘向，系刘向整理编定的一部诗集，始为16卷，包括屈原、宋玉、景差等楚人的诗歌作品，以及西汉部分文人的模拟作品，后东汉王逸著《楚辞章句》，又加上王逸本人作品，增为17卷，俾使楚辞集子正式传世，这便有了我们今日所见之《楚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浪漫风格诗歌作品的总集，是继《诗经》四言诗之后，中国诗坛上一部专属楚风格的骚体类诗歌总集。所谓骚体，乃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带“兮”字的杂言（或多言）体诗歌，它突破了《诗经》四言格式，在中国诗歌史上，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家诗歌体式。自此，楚辞之名正式确立。
楚辞为何姓“楚”，南宋黄伯思的一句话，堪称权威——“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校定楚辞序》）这话说明，楚辞几乎通体贯穿了“楚”的因素。
楚地的历史，决定了楚辞的诞生和铸成其姓“楚”的重要可能性。楚国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荆蛮时期、楚霸时期、楚衰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对楚辞的形成，分别有着或多或少的历史影响和内在制约。荆蛮时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诗经》末篇《商颂·殷武》）。身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人，由于穷困落后，只能遭北方欺凌，但它们并不气馁，在贤明首领带领下，“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漫长的岁月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楚庄王时，“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资治通鉴·周纪》）。可惜，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虽有起色，却因悼王死后贵族势力的反扑，变法失败，楚国政治开始陷入低潮。楚怀王时，君主昏庸，听从谗言，不采纳联齐抗秦主张，绝齐而败于秦，从此国运不济，到楚顷襄王时代，国势更为颓落，君主“不恤其政，群臣相妒，良臣遭疏，百姓心离”（《战国策·中山策》）。楚国从此走向衰亡。楚国三个历史阶段的起伏变化，铸就了楚人的奋发图强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而由于楚君昏庸所导致的楚国衰败，又激起了楚人强烈振兴楚政的抱负和理想，这一切，集中得以体现其精神特质的，乃是楚人的杰出代表——屈原，是屈原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书写的众多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楚人的精神抱负和理想追求，让楚辞深深刻上了“楚”的印记。
2022年6月2日晚，2022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屈原故里端午祭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举行。图为开幕式上的文艺表演。（图片来自中新社）
屈原出生于楚国三大望族（屈、昭、景）之一，早年“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极受君王信任，任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在朝期间，受命为怀王制定宪令，试图通过改革楚政，一变楚国之貌，俾使楚国强大，联合六国，抗击秦国，进而一统天下。然而不幸的是，屈原的改革新政，遭到了朝廷内以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为代表的一帮奸臣小人的极力阻挠，他们在怀王面前谗言诽谤，致使怀王疏远了屈原，他遭到了离疏，不得不离开朝廷，被流放汉北。到顷襄王时，又再度被流放，只能行吟汨罗江畔，最终以身殉道。由此，屈原毕生从政所受之“屈”，可谓尽显。
“屈”而生怨。由于受到如此不公遭遇，屈原自然萌生了强烈怨情，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显而易见，忠君的屈原，居然遭到如此的诽谤打击，甚而落到被君主疏离地步，能无怨乎？而这种怨，直至他被流放期间，依然不改初衷，“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史记·屈原列传》）。
正因为遭到如此之不公，促使屈原发愤写下充满激情的悲愤诗篇，《惜诵》开首第一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即发抒了他的这种创作心态，也表明了他之所以会写下以《离骚》为代表、包括《惜诵》《橘颂》《怀沙》等诗歌的根本缘由。如果怀王没有听信奸臣们的妖言蛊惑，那么屈原完全有可能完成改革楚政的宪令，并使其付诸实践，从而使得楚国政治清明、国运大盛，自此走上富国强兵大道。可见，屈原的发愤抒情，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愤情也绝非出自他的本意初心。藉此，我们可以推理知晓，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愤怒出诗人”——唯有愤怒，才会激发出诗人心中的奔腾激情，唯有愤怒，才会诞生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佳作。
由《离骚》诗，我们读到了屈子对道德节操的完美追求，对国家美政的不懈奋斗，对楚国家园的深情眷恋，对人生哲学的上下求索，对宇宙真理的终极追问，对生命价值的殉道实践。“《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所言极其准确，这忧，来自“屈”，屈而吐“骚”，这才是屈原创作包括《离骚》诗在内一系列楚辞作品的根本心旨。
《离骚》《九歌》《九章》等楚辞篇章中展示的一幅幅楚地山川地理的风貌景致，以及作品中描述的丰富物产如《招魂》《大招》等，无不显示了楚地的楚物和楚貌，刘勰一语中的：“若乃山林皋埌，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而《山海经》一书所载的神人鬼怪，更反映了楚地的巫风盛行和巫术浓烈，“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篇》），“汉中风俗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太平寰宇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这些风俗都彰显着浓烈的楚文化色彩。
从楚辞本身诗句的成型看，楚地民歌——楚歌，无疑是楚辞的先导，或谓乃其影响之产物——“今夕何夕兮，謇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越人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孺子歌》）楚歌的这些句式，显然被屈原等诗人予以消化吸收，融化成了其作品的新句式——骚体诗，成为我们今日所见的骚诗模式。而楚辞作品中比比可见的诸多楚语和楚词，以及记录下的楚地神话传说故事，更是典型体现了浓郁的楚风、楚味，在在显示了楚声楚色，这是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学作品所难以见到的，可谓唯楚独有。（完）（原标题：楚辞之“楚”与屈子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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