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为，在农业社会，女子主要从事纺织、女红等室内工作，以坐为多。因此，“女”字之形应为突出这一生活习性。但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世人对“女”字的曲解中体会到社会对女性的轻视，从而反映了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
“妇”字同样体现的是女性地位的丧失。《说文》说：“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
“妇”在甲文中多用“帚”来表示，如武丁之妻称“帚好”。女子嫁到夫家，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洒扫”，故用洒扫的工具“帚”来指称妇人。其后为与“扫帚”之义相区别，加上义符“女”，使其指义更为明确。
《说文》以“服”训“妇”，不论本意何在，都说明了妇人逃脱不了服侍男人的命。《大戴礼记・本命》“妇人，伏于人也。”《白虎通・三纲六纪》：“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释名・释亲属》：“妇，服也。服家事也。”《白虎通・嫁娶》：“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尹知章注：“妇者所以职其蚕织。”
对妇的要求就是服侍公婆、丈夫和儿女，从事洒扫等家务以及蚕织女红等劳作。这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妇”的要求。古时嫁女，女家谦称“奉箕帚”、“供洒扫”，倒是说中了“妇”字的本义。这几个字已经将男女分得非常清楚，即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有别。汉字中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它恰恰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一种流露和体现。
“男尊女卑”的观念在汉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载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孟子第一次把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并提出了处理这五种关系的准则，其中“夫妇有别”就是强调夫妇有内外的分别。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以顺为正者，妻妾之道也”。
到了两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更是强调“男女有别”、“夫为妻纲”。唐宋时期以“男尊女卑”、“忠君孝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可见，在古代的中国，女性被压迫、被奴役的痛苦是非常深重的。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婚姻自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规规矩矩，低着头做人；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事。即便是这样，也免不了成为男人的刀下之鬼。
《史记》中就记载着一个“杀妻取将”的惨烈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乃是有名的军事家吴起。吴起本是卫国人，后来在鲁国当了官。有一次，齐国出兵攻打鲁国，鲁国准备起用吴起领兵抗击，又不放心，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吴起知道后，回家便将自己的妻子杀了，以表明自己的忠心。
于是，吴起当上了大将，击败了齐军，功成名就。而吴起的妻子却成了他追求名利的牺牲品。这个故事今天读起来还叫人隐隐感到一股透彻心骨的寒意，在那些功成名就的成功者背后不知有多少女性的辛酸和泪水。当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又谈何社会地位呢？
“男尊女卑”等传统思想观念对汉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汉字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妻、妾二字在甲骨文中都已出现，这意味着远在殷商时期，一夫多妻现象即已存在。妻，甲骨文像以手持发加笄之形。古代女子十四岁行笄礼，表示已经成年，可以出嫁了。《说文》：“妻，妇与夫齐也。……又，持事妻职也。”“持事妻职”显然是后世对“妻”的观念，表现的是女子“室劳”的职能。
有人以为，妻又可称“帑”。《说文》：“帑，金币所藏也。”帑字从“巾”、“奴”声。“巾”乃是一种织物，曾充当过等价物的角色。故此，“帑”字的”妻“义，当是在买卖婚姻制度风行的社会背景下的引申义。所谓买卖婚姻，就是视女子为金钱财货，娶妻纳妾，必以钱财易之；如有不时之需，又可将妻妾转卖他人，把钱财再赎回来。如后魏曹彰以妾换马，子硕卖其庶母以葬己母，都是其例。此情此景，妻们妾们不正像一个储藏金钱之所吗？正宜乎古人称“妻”为“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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