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历时四个月的“杨廷宝：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世纪”展在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落幕。杨廷宝先生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古典建筑教育，亦熟谙中国古典建筑做法，曾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保护与修缮。作为一位职业建筑师，他在南京设计主持的多处建筑，皆成为近代优秀建筑的典范。他还参与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火车站、毛主席纪念堂等新中国具有重要地标意义的建筑的设计。他是我国近现代建筑学科和建筑教育的一位重要开创者，为探索民族风格的现代主义建筑做出毕生努力。
杨廷宝，字仁辉，1901年生于河南南阳。1915年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并进入导师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实习。1927年春回国加入天津基泰工程司。1940年任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1961年连续两届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
1982年，杨廷宝先生突发疾病入院治疗，得知他病重的消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同学，也是一生的挚友与同事童寯先生急忙前来探视，两位老人紧握双手，竟一时无言。1982年底，杨廷宝逝世，童寯写下悼文，称杨廷宝为“一代哲人”。次年，童寯在杨廷宝生前亲手设计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前中央医院）逝世。算上1968年早逝的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三位同事，倏忽间一世恍然而过。此情可待成追忆。童老与杨廷宝亲密无间，称呼老友哲人，以表露杨先生丰沛的才智，定有其深刻的体会。若要去细细体会，就离不开杨老一生以建筑语言所表达的时代思考。
“南杨北梁”
“建筑四杰”中的另一位，梁思成先生，与杨廷宝有“南杨北梁”之称。两位先生长达一生的友谊与交往，见证了彼此心灵的相通。他们相识极早，后同为宾大建筑系的同学。归国之后，杨廷宝任职天津基泰工程司，彼时东北大学正筹办建筑系，杨廷宝推荐的系主任人选便是梁思成。1932年，梁思成赴蓟州考察独乐寺，写下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名篇《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而发现独乐寺线索，并转告梁思成的人正是杨廷宝。
今天的人们也很少注意到两人在扬州鉴真纪念堂上的联系。扬州鉴真纪念堂是梁思成在1963年设计的最后一个建筑作品，这座纪念堂凝结了他对唐代建筑的思考以及古建再创造的巧思。但由于迟迟未能动工，梁思成生前未能见到建筑的落成。1971年，在梁思成病重期间，杨廷宝曾专赴工地现场，为老友的作品指导施工。两人一生往来的友谊，于小处也见得真情。梁思成书房墙上并排悬挂着两幅水彩画，一幅是林徽因的，另一幅即杨廷宝所绘。
倘若认真比较两位先生，他们的差别却要更多一些。也正因这些差别，他们相互成了彼此的参照，为理解20世纪中国建筑学提供了难得的比较视野。梁思成影响最大的工作是考察研究中国古建筑，就工作内容而言，刘敦桢先生反而是更合适比较的人选。他们一方面力求科学客观地研究古建筑，又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保有极高的敬意。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费心尽力地发掘和保存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怀有强烈的使命感，表明中国学者有能力做出不亚于日本学者的一流研究，因此他们的调查报告又时常流露出极强的民族自尊心。
1935年，杨廷宝（中）与刘敦桢（右）等勘察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如果说梁思成是在历史中去理解建筑，那么杨廷宝的工作是把建筑写进历史。两条方向都是20世纪中国建筑学所急需开拓的路径，但所要历经的考验却不相同。
熟悉杨廷宝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建筑绝不重复自己固定的风格。从京奉铁路辽宁总站（1927）到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1981），他一生的创作风格是极为灵活的，但又能在各种样式中保持稳定的精神气质。这无疑是受到克瑞（Paul P. Cret）的影响。他深悉巴黎美院学院派讲究的“格局”（Parti），这种做法首要考虑建筑最合乎时宜的条件，再设计建筑整体的布局。这一理念要求建筑师不能紧盯着建筑体的内在设计与外在形制，毋宁说，它要先追问一个超越设计之上的问题：对于出现在一个特定时空里的建筑，怎样才能使其功能与设计相适相容，又能与周遭环境协调共处呢？在我看来，杨廷宝先生一生中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设计的过程中以之为根本问题。他考虑到建筑的环境、气质与意义，又要兼顾结构、功能和需求，进而把这些复杂的关系归拢到一个最合适的格局里徐徐展开。创造一个建筑，首先是安顿一个建筑，接着才有平面和立面在构件上的类型学组合关系。而他的天才正表现在他在该问题上的早熟。所谓杨廷宝先生的建筑哲思，就坐落在每一个建筑的“格局”的之中。
解答时代问题的建筑师
每一件艺术作品、文学著作或建筑设计的诞生，都离不开它所属的历史时代，杨廷宝的建筑设计也不例外。透过他的多个作品，依稀可以从其建筑语言中洞察到他所思考的两大时代问题。
杨廷宝回国之时，西方建筑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正处于胶着状态，杨廷宝虽远离西方建筑界，却依然独立地思考现代主义建筑的风格及其可能性，回应建筑风格的时代转型问题。因此，他的建筑可以看作20世纪中国建筑界积极参与现代主义转型的中国方案。第二个问题是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一方面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能承续传统建筑及其美学遗产。解答这两个问题极为不易，但此乃关乎民族建筑能否安身立命之题，又不能不答。
关于现代主义风格有句名言——“终结所有风格的风格”。杨廷宝很典型的几个现代主义作品和平宾馆（1953）、延晖馆（1948）等，从气质上看，无一例外地能保持着“现代性”，它似乎不随着历史而衰老，始终调试着与未来的距离，没有成为时间遗弃的对象。或许对杨廷宝来说，现代主义并不意味着形式的终结，相反，现代主义拒绝恒定的经典，它是不断自我重生的风格。我们其实能够在杨廷宝的同学，伟大的建筑家路易斯·康（Louis I. Kahn）的作品里识别出这种风格的极端表现。杨廷宝的现代主义建筑是沉稳与内敛的，虽然受限于时代条件，他无法彻底自由地尝试每一种想法，但他把现代主义的无穷变化妥帖地安顿在建筑所处的独特环境，大大拓展了建筑与自然共生的关系，从而让建筑风格在历史中延续。这无疑是创造性地将东方的精神气质融汇进现代主义之中。虽然今天不少学者试图淡化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杨廷宝的影响，但我们还是能够从杨廷宝的作品里找到赖特有关自然与现代之间的理念。杨廷宝将现代风格的延晖馆努力地藏入钟山的僻静之处，平衡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仿佛在与赖特隔空对话。
杨廷宝手绘北京北海小西天券门
杨廷宝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当然还是紫金山天文台（1931）、中山陵园音乐台（1932）、大华大戏院（1935）等中西风格贯通的建筑。我们说这些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单单指建筑学界能从中不断汲取专业上的灵感，还意味着使用者包括普通百姓，都极为乐于徜徉在这些地方。闲暇的时候去音乐台郊游玩耍，是几代南京市民美好的集体记忆。从效果上看，杨廷宝在平衡中国传统与西方形制的关系时，将传统样式再形式化于现代建筑的结构之中，建筑的筋骨是西方的，气韵仍是中国古典的。
比如大华大戏院，外观是很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而一旦进入戏院，又立刻被厚重的中式传统构图所包围。从功能上讲，它同时重叠了传统戏院与现代剧场，这展现了杨廷宝高超的设计手法，他以两种建筑在时空中共存的方式来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化干戈为玉帛，极为自然流畅。又比如中山陵园音乐台，从整体外观上看是借鉴了古希腊的露天剧场。杨廷宝考虑到它坐落于中山陵畔、紫金山中，一旦处理不好，视觉与风格上的冲突会非常尖锐，因而在细部设计上又选取了屏风般的照壁、须弥座的舞台、紫藤的廊架，极温柔地化解了对立。露天剧场被抽离为单纯的形式，进而被接纳到山林中来，入乡随俗，情同手足。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感受到音乐台怡人的亲切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撞，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在人民生活中加以安顿的现实问题。中山陵园音乐台的成功，反映出杨廷宝先生在理解这一问题上的大智慧。
1946年起，杨廷宝在南京工作生活三十多年。他一生设计并建成的建筑作品近三分之二在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原中央医院、原中央体育场、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等建筑成为南京的城市地标和南京市民的集体记忆。图为杨廷宝主持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建筑模型。均资料图片
“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南京的优秀近代建筑基本出自中国建筑师之手。从用途方面说，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师设计了很多公共建筑，如体育场、教学楼、学生宿舍、医院、档案馆等等，很多建筑至今延续着设计之初的用途。在租界开业的外国建筑师则更多地设计私人洋房、高级公寓和银行饭店，照搬当时流行的西洋建筑风格，不大考虑建筑的在地性。
普通人总会觉得，南京的近代建筑有点“土气”，而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装饰主义（Art Deco）风建筑比较“洋气”。其实杨廷宝供职的基泰工程司，也做过Art Deco建筑，只不过杨廷宝不以追求时髦为志业，他认为装饰主义不过是一种可选择的风格。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一批留美中国建筑师，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探索道路，他们把西方建筑的流变大势安放在民族建筑现代转型的命题里，讲究一种质朴的实效与民族美感的保留。晚年的杨廷宝曾感慨：“我们就不能利用固有的传统文化充实自己的建筑哲学吗？撇开一切历史的文化传统，一味地去‘创新’，我是不赞成的。”
有学者用“得体合宜”四个字去形容杨廷宝的建筑作品，这真是很贴切的提法。更进一步说，这种“得体合宜”体现了杨廷宝“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的水准与境界。从他不拘一格的设计中，我们感受不到杨廷宝强烈的个人风格，他仿佛只是将时代风气与因地制宜这两个方面不动声色地结合起来。其实，但凡有些聪明才智的建筑师，都会不自觉地在现代主义风格里滑向标新立异的一面，尝试用自己的风格烙印去定义现代主义。然而，这样做的人哪一位又不最终成了现代主义的一个注脚呢？杨廷宝在宾大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若干年后，路易斯·康回忆起杨廷宝，依然念念不忘他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位天才横溢的建筑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用于凸显孤零零的自我，而是成就两种建筑语言之间的和谐对话，最终展现为其建筑设计一以贯之的优雅感，和耐得住时间消磨的沉稳实用。杨廷宝先生已经逝世四十年，他的“得体合宜”也在今天显得愈发珍贵，令人怀念。
作者：祁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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