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坐落在黄河之滨。我们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除了假期和周末，洪元基先生作词、卜锡文谱曲的校歌《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每天都在校园里回荡：“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鲜花朵朵、绿树行行。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歌声阵阵、书声朗朗。在花丛的浓荫之中，智慧的春光在荡漾，知识的青春在流淌，啊啊啊……你的乳汁哺育我们幸福成长，你的乳汁哺育我们幸福成长。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鲜花朵朵、绿树行行，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这儿歌声阵阵、书声朗朗，在歌声和书声之中，青春的理想在闪亮，慈祥的乐章在回响。啊啊啊……你的精神鼓励我们奔向远方，你的精神鼓舞我们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听到校歌，令人心旷神怡，积极奋进。
今年，西北师范大学将迎来 120 周年校庆，看黄河滔滔，听书声琅琅，抚今追昔，感慨华夏文明之久远、宏伟，遂成此文。
《香满陇原》 段新民
十里店
古代关和津都是交通往来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都比较险要。兰州是过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有天堑黄河，关口以临河而筑的金城关、京玉关及南边摩云关为最著名，它们和永靖临津渡口、靖远索桥渡口及鹯阴渡口同是古代丝绸之路与黄河交汇处的几个咽喉要津。
西汉朝廷在兰州设金城郡，建置在今西固城(旧称西古城)，今沙井驿西沙黄河大桥附近有金城关。学界对此有争论，史书记载也多有出入。如《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说：“金城关，州北二里，当黄河西北山要隘处。本汉置。阚骃《十三州记》‘金城郡有金城关’是也。后废。宋绍圣四年，复置关于此，据河、山间筑城为固。崇宁二年，王厚请移关于北境之斫龙谷，不果。今设巡司于河南岸。”《元和郡县志》记载：“金城关，在州城西。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改津为关。”《甘肃新通志》记载：“金城关在县北二里，黄河西北山要隘处，倚山临河，乃通甘凉要路。关始置自汉，阚骃《十三州记》：‘金城郡有金城关，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复改为关。’宋绍圣四年重筑(钟傅修，苗履展筑)。明设巡司于河南岸，万历二十五年，易土以砖屡加修葺。”《重修皋兰县志》记载：“金城关，汉置，隋有关官，唐因之，宋绍圣四年重筑，明屡加修葺。”
根据以上资料所记，“当黄河北山要隘处”当指今安宁区凤凰山下沙井驿。《安宁区志》记载：“沙井驿自汉唐以来，为丝绸之路必经之路，由兰州去河西第一站。元末明初，群众为铺沙压田抗旱，成为沙井儿。明洪武年间，整修沙井堡，兵部设驿站，从此便称为沙井驿。而修建在黄河北岸的一段长城(边墙)系明孝宗弘治年间为防御蒙元残余侵扰而筑，东起盐场堡，经十里店、刘家堡、安宁堡至沙井驿。西去苦水到乌鞘岭界碑止。驿站城墙高二丈，底宽一丈二，收顶六尺。区境内约长20公里。沙井堡呈方形，城堡周围共二百八十丈，墙高三丈五尺，底宽三丈，收顶一丈。东西城楼四座，敌台二座，吊桥二座，城壕一道，栏马墙一道。堡垒内建十字形街道，东西各建牌坊一处。周围有住宅，设公署，警察院一处，递运所衙一处，防守公署一处，堡西家辅有候马亭，为汉武帝时迎候西域马匹而设。”
明朝北长城从兰州黄河北岸穿城而过，万历十年(1582),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一带是甘肃和固原两镇长城结合部。由于军事和交通需要，朝廷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在黄河上建造浮桥，位置几经变化，最后固定在金城关附近。宋国公冯胜和卫国公邓愈先后共铸造四根粗长铁柱竖立在黄河两岸，用以系栓一百二十丈的铁缆，固定浮桥。铁柱长一丈八尺，重数吨，柱上铸有年号和铸造人姓名。现存一根为邓愈监制，立于黄河中山桥南岸东侧，就是人们所说的“将军柱”。镇远浮桥对改善西北交通和巩固西北边防作用巨大，对兰州地区黄河南北两岸交通与经济交流也起着巨大作用。清朝时黄河北岸出现许多酒楼，十分繁华。
明清以后，深处内陆的兰州在古老深沉的文化传统与日益炽烈的现代新风之间磨合交融，如同德国人主持修建的中山桥——这座黄河铁桥极具象征意义：它飞渡黄河两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杰作，连接了古老的玉帛之路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和欧洲现代工业文化。
清中叶，边防松弛，外患日亟，“海防”与“塞防”之议成为朝廷内外关注问题,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渐致力于边疆问题研求，正如梁启超说：“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从清朝到民国，有些知识分子游历边疆后留下珍贵文字记录，而兰州市安宁区朱家井、安宁堡、十里店是兰州通往新疆或陕西的必经之处，也多有反映。他们的文字记录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化的轨迹。
《兰州握桥》吕斯百
清朝末年，安徽定远人、浙江湖州知府方士淦因事被遣戍新疆，四十二岁东归，撰《东归日记》，其中记载1828年五月“三十日，七十里住平番县，山水、树木皆好，城市尤好。六月初一日，七十里红城，红树黄花，麦麻被野，风景不减高台、张掖，且近黄河。又五十里，哈家觜(即今甘肃永登县东南树屏乡驻地。其地产盐，有红、白二色，称为哈盐。民国时设哈家嘴产盐局)，山路尤妙。初二日，七十里，过黄河浮桥到省(指兰州)”。
1842年，林则徐途经兰州，从镇远浮桥上渡过黄河，然后通过金城关前往新疆。他在旅途中作《壬寅日记》，记录所见所闻所感。后删削成书形成《荷戈纪程》，于光绪年间出版。其中有记载经过兰州的内容：“……初七日癸未，晴。辰刻行，出西门，过黄河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复有集吉草巨绠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之所无也。十里，至十里店，名离城十里，实则倍之。又五里浸湾墩。又五里俞福墩。又五里沙冈墩。又五里安定堡。又五里三道桥。又五里沙井驿。将至驿处，山土塌陷，有仅留一蹊径者，驿舍亦破损。初八日甲申，晴。辰刻行。十里白家铺。又十里新田铺。十里关帝庙，明万历间，显灵于此，因建焉。又十里韩家沟。又十里石碑沟。又十里胡家山岑。又十里苦水驿。沿途皆极荒陋，将至驿，则山树皆绿，始有生趣，驿系平番县辖。”
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陶保廉于1891年因父亲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随从侍行，对沿途所见所闻予以记载，著述具有明显实地考察及考证特征的史地之作《辛卯侍行记》。光绪十七年(1891)农历十月十一日，他路过兰州沙沟，在《辛卯侍行记》中写道：“折北行，三里，安宁堡之北。五里，沙沟。宽二三丈，两旁乱山，路曲而平。三里，路稍宽，有岩石突起，下方上圆，如楼台。土石皆红黄色。”
四川彭县人李德贻，少年时即以词章见重于王国维，曾考入四川省武备学堂。1900年后遍游秦陇、吴越、湘鄂诸地，后返乡创办学校。1904年入金陵南洋高等警官学堂，1905年毕业后派赴镇江开办警察机构。1907年受调由镇江到北京，然后出北塞，经草地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而达伊犁，创办伊犁警校。1909年由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翻越乌鞘岭到达兰州，任兰州高等警官学堂提调兼巡警教练所所长。1911年任漳河县(今甘肃漳县)知县，开办教育，振兴文教。1912年回兰州，创办《兰州日报》，再次受命办理甘肃全省警政。李德贻将1907—1909年游历见闻写成《北草地旅行记》，其中8月11日—14日写从永登苦水到进兰州城的经历:“三十里碱水河(今苦水境)。上午大雨，雨止乃行，故仅行三十里也。且前途有山沟，非上午不敢行，故止宿于此。十二日，四十里余家湾(当作‘俞家湾’，今皋兰县中心乡)。初行沙淤十数里，即入朱家井山沟，两山壁立，车行沟中，如舟行巫峡，倘遇暴雨，顷刻水深数尺，车马时有淹毙者。全长十五公里，无处躲匿，故行者戒惧，非上午不敢经过也。出沟后又数里，即抵余家湾，时虽尚早，可再行二十里，然非三十里无栈房，势又不能达，故即宿于此，明日乃可抵兰州。十三日，七十里到兰州，过黄河桥，即抵北关，时已黄昏，遂寓栈客。”
被称为“民国时期西北拓荒第一人”的林竞，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曾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和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从1916年到1928年，先后三次在西北旅行考察，足迹遍及河北、内蒙、宁夏、甘肃、新疆各省区及现在的蒙古国，留下《西北丛编》《西北旅行记》《中国必能复兴》等著作。1919年1月21日晚，林竞自宁夏长途跋涉而来，从西门进兰州城，住进名叫“集成栈”的客栈，开始兰州考察。近一个月时间里，他访问甘肃省督军兼省长张勋伯、兰州道尹陈闫、甘肃省实业厅厅长司徒颖、甘肃省署教育科长王天柱等社会各界要员，考察甘肃省棉花生产、交通、教育、商业、财贸、宗教等情况及发展问题和前景。过完春节和元宵节，他于正月十七(1919年2月18日)离开兰州前往凉州。他在《西北丛编》中对兰州地理风貌和民俗多有记载：“经沙沟口时，见两旁峭壁，殷红如朱，崩塌之处，若重楼叠阁，极呈奇观。惜此次为时已晚，不及一见。胜境会离，亦有缘耶。”1月28日(农历腊月28日)日记中林竞写道：“午后闻五泉山有庙会，刀偕陈雪峰君往游。徒步出南门，行五里，至则并无动静，不免失望。惟连日闷居旅邸，至此领略泉林，亦觉心神为爽。……五泉者，曰甘露，曰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今水旺处曰东龙口、西龙口。余等由中间石磴拾登，则见佛舍重叠，楼阁轩敞。更登高一望，目穷三面，黄河冻冰，白光一带，城市烟火，罗列眼前，诚奇观也。绕至西龙口，下陡坡，滑跶难步，余跌一交，而意甚乐，以为非此不足征游山之妙也。此地树影婆娑，泉声潺湲，为五泉最胜处。其下水磨三座，因泉水不冻，此时犹旋转不停也。”2月4日(正月初四)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街上锣鼓喧阗，盖市民新年闹社火以取乐也。见无数男子作奇异之装扮，招摇过市，令人捧腹。闻其中故事，本有各种意义，惜年代久远，惟知奉行，而莫名其妙耳。又有十数人负椭圆形之大鼓，旋转跳击，均有节奏，俗称太平鼓。闻此风兰州最盛。又有扮作生、旦、丑、净模样者多人，以长数尺之木棍绑于腿上以代足，俗名高跷，形式与内地同。沿街红男绿女争先恐后，女子尤多列坐阶前，或升屋顶而观。少年男子亦有整其衣冠，骑骏马，驰骋郊外以取乐者。”林竞还记录兰州名胜握桥，2月7日(正月初七)，林竞与一位叫邵文彪的同行者骑马“出西门，览握根桥。……桥长十余丈，其形如弓，桥上盖屋，足蔽风雨，五彩绘缯。两端有坊，东曰‘空中鳌背’，西曰‘天上慈航’。桥底无墩，自远望之，宛如卧龙。闻此桥原来有墩，因某年山洪暴发，被其冲毁，自始改今式。其法：先将两岸之桥基筑好，以数丈长之巨木直列成排，复以横木连之。木材之数，依桥之宽狭而定，其前端伸出河中约二三尺，其后端即以巨石压之。如是叠架不已，每加一层，即前端伸过下层数尺，如倒挂之阶梯然。而层与层之间，复联以铁环及钉木，迨两岸距不远时，即以巨木渡也。……此桥因两岸地低，桥身搭架太高，只宜行人，故于桥北侧建一土桥，以为通车之用。但遇大水，则被冲散，而重载阻隔矣。”过握桥后林竞和同行人还游览了雷坛庙和小西湖：“渡桥里许，至雷坛庙，为明肃藩建。嘉庆十七年，那彦成督甘时重修。庙宇辉煌，两廓壁间画老君出世图，五彩鲜明，笔画工细，传明代物，宽约七八丈，巨观也。庙左为阿公祠，即清初阿桂平青海有功者。院中古柏苍翠，净不见尘，有阿公墨宝多幅，石刻嵌于壁间。庙东有牡丹园，多佳种……再进三里，为莲花池，俗名小西湖，今改为农商部苗圃。湖中多芦苇，不见一莲，亭榭两座，业已倾圮。夏令树木茂盛，或有可观，此时极感萧条也。”林竞看完握桥、雷坛庙、小西湖，“旋进西关，循西城根行，过黄河铁桥，登金山寺。曲折升至五福殿，为最高处，东南俯视兰垣，了如指掌。对面为四墩山，其西为华林山，山上有土堡，今驻军于此，得此则兰州在掌握矣。黄河未冻处，水碧绿且湍。余两次过兰州，均遇河冻，不见巨流，殊遗恨也。寺依山势建筑，极曲折耸危之致……，将入北门，见居民群集河上，凿冰成孔，用瓢取水，以供饮料。”这些都是非常生动的老兰州生活图景。兰州年俗也令他感到十分新奇，元宵节前一天(2月14日)，林竞骑马出兰州城北门，过黄河铁桥，沿白塔山下东行，到庙滩子，再行五里，到盐场堡，又看见了人们闹社火：“至盐场堡，住居民五百余家，有城隍庙一座。各家屋檐，遍悬纱灯，华丽逾兰坦。市民正在迎春，挨肩摩踵，备极热闹。见有持纸糊之状如漏斗者一人前导，次有打太平鼓者数人，随后有一人扮女相，丑不可言，而装娇作态，使人捧腹。时复戏谑道旁妇女，妇女亦不之忤也。最后又有面涂黑色者数人。其神情亦如前。余坐骑惊跃，乃急跳下，幸未跌倒，遂即驰归。”
《金城关》余国纲
清末举人、江苏江宁人程先甲，1898年任江南高等学堂教授，又任简字学堂总理(校长)，精训诂、音韵之学，投身文字改革运动，成为早期汉语拼音的先驱。1919年有陇上之行，著《游陇丛记》，因自兰州返北平途中遇盗，原稿丧失殆尽，1922年出版的本子是后来补写，比较简略。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带着考察团途经兰州，一路西行，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开始考古发掘。两个月后发现赫赫有名的朱家寨仰韶文化遗址。1924年五六月间，安特生考察团又从兰州出发，向南进入洮河流域，发现马家窑遗址、辛店遗址、半山遗址、齐家坪遗址和寺洼山遗址……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深埋地下，而甘肃这些对揭开华夏文明发展之谜有重要作用的著名史前文化遗址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安特生不但开启了中国考古学，也揭开了古老文明的一角。
1925年4月，陈万里考察经过兰州，在华兴旅馆住八日。他在《西行日记》中记载“房饭费及杂费共洋一百三十元”，平均每天开支16.25元。4月13从兰州城出发，“从北门过黄河铁桥、金城关，十里至十里店，枣林极盛，又十里则桃树遍野，旬后可放花也矣。自此转向西北，入丛山中，土色赤朱，其崩陷处有笔立若削成者，远望之，颇似圆明园劫后所立之石柱，极可观也。车行涧中，是名沙沟，如此约十里朱家井宿，是日行四十里。”14日，早发朱家井，七十里盐水河铺尖，三十里洪城驿宿，实有一百二十里。“发朱家井后行两山间，虽有升降，路尚平坦。沿途无树木，杳无人烟，境况萧飒。五十里哈家寨，有华定榷运局分处，然民居亦仅十余家耳。遍地霜白，产盐之富，可以概见。过盐水河铺略见驿柳，仍行乱山中，尘土极大，不减晋南道也。二十五里徐家水磨，驿柳始成行，村落渐多，泉流时闻，五里至红城驿已黄昏时矣。”
这年6月27—28号，陈万里经此道返回时再次经过兰州。
福建莆田人林鹏侠，时称“我国惟一女飞行家”，1932年春，淞沪抗战发生，即奉母命由新加坡回国，欲赴东三省参加东北义勇军。《淞沪协定》签订，她一腔热血无处可洒，独自游历西北，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几乎每至一地，她都会参观当地中小学校，并向负责教育的官员询问教育情况。1934年将其考察见闻撰为《西北行》，付梓赠人。
安徽寿州人方希孟，于光绪二年(1876)随“卓胜军”将领金顺进疆，就职于金顺幕府，常活动于迪化至哈密一带。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长庚幕府宾二次出关，于十月十五日自郑州启程，次年四月十四日抵达迪化，著有《息园诗存》《西征录》《西征续录》等作品。
斯文·赫定于1896年1月14日开始第二次中国西部探险，并于1896年5月27日离开和阗后经戈德菲尔德山口翻越过昆仑山前往西藏，然后又折向东北到柴达木，经过西宁、兰州到鄂尔多斯，1897年3月到达北京，最后取道库伦和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回瑞典。他在《斯文·赫定素描集》(《svevhedin’Arts》1964年瑞典出版)中收录1897年画的兰州素描，例如，他在黄河北岸看到由河水冲积形成的扇形二级台地上修建有一座关帝庙，时称“武庙”或“老爷庙”，庄严宏伟，气势恢弘(至今人们将关帝庙前冲击扇砂滩地称为庙滩子)，就将殿内关羽塑像描绘出来。在说明文中，还描述“兰州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城镇，有古老的城墙、城门和城楼，虽然不及西宁给人印象深刻，但它却原始新奇，风景如画。在这里我曾画过城郊，寺庙，殿堂，以及右手指捋着长髯威武的武神。”
1935年1月27日，斯文·赫定结束西北考察活动东返，再次从永登到兰州。这段行程记录简略，书中仅仅提到小芦池、二十里铺两个地名，可能走南大路，从河口镇渡河。
1934年，陈赓雅作为第一批国统区记者深入中国西北采访，在《申报》上发表30万言《西北视察记》，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被誉为“南陈北范”。《西北视察记》详细记录西北地区各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行政区划、交通、建设状况、民风民俗、经济条件、教育状况等。
笔名为“天涯游子”的作者撰《甘肃省旅行记》发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的《旅行》杂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抗击日本侵略，广袤的大西北成为支撑抗战的大后方，开发大西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能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之一。天涯游子在《甘肃省旅行记》第二章《向张掖(古甘州)前进》(第9页)开首写道：“从兰州至武威(即凉州)的旅程，如果在天气良好的条件之下，那么一星期内即可安全到达(骑车当然更快)……走出兰州城外约十里路光景，我们走上了一条古代内海的干河床，它地形势是环圆形的。古时海水最高处的痕迹，依然可以辨别。那道水痕高处于我们的头上，几及周围的峭壁之巅，峭壁上的石块，都已变成残柱形状了。河床底下铺满了极细的沙，偶有一两处还可以取到一些水滴，但其味极咸。有一群犁牛(牦牛)也在这干涸的河床旁边经过，他(它)们是被驱赶到兰州城内去屠宰的。在西北各大城市内出售的牛肉，都是这种犁牛肉，因此可以说是西北的重要食物之一。”
我的校园在黄河岸上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形势严峻，兰州成为大后方和连接国际通道的重要枢纽。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奉命从陕西城固迁往兰州。
1940年和1941年，李蒸两次乘卡车从城固前往兰州勘察校址。1940年6月李蒸校长第一次到兰州。选择校址时，李蒸有两条规定：一条是不占用农民的水田，一条是照政府规定的地价购买，不让农民受一点损失。因此，他选中为使市政府人员躲避日机空袭而在距市区仅10里的十里店设置的临时疏散用的土平房35所。当时抗战仍在进行，李蒸认为这个地点作为校址是比较合适，他返回城固后向全校师生报告新校址情况：“校址背山面水，既离开闹市，又距城不远，环境幽静，交通比较便利，菜蔬比较丰富，取水及购置生活用品比较便利，不仅枣树繁多，附近还有桃林的风景，是读书的好地方，是兴建师范学院的好场地。职工宿舍在十里店街上，教学区另在不远的空地上建造，二者分开，有利于办学。”
1941年6月，李蒸院长偕同学校有关人员第二次到兰州，宣布设立西北师院分院，聘请兰州各界知名人士和地方士绅29人为兰州分院建筑设计委员会，购置兰州市政府十里店供疏散用土平房35所及地皮275亩，作为校舍用地。
1942年，西北师院本院由城固迁到兰州，城固本院则改称分院，1944年，城固分院宣布撤销。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从陕南城固迁到兰州，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有限的财力建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李蒸提出发展西北地区的教育及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西北地区过去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现在是国防的重心，所以开发西北是坚持抗战、建设国家的紧迫任务，而开发的首要任务便是教育。为了给西北各省多输送人才，李蒸要求西北师院在抗战期间招生尽可能向西北各省倾斜，并要求毕业生以西北为服务领域，积极主动留在西北工作。抗战即将胜利之时李蒸又指出西北师院有参加整个西北地区文化建设工作的任务。他将文化建设分解为教育与研究事业、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新闻与出版事业三个方面，又将中小学师资的培养作为西北文化建设的根本。此外，李蒸认为做好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即保存好西北古代艺术，因为西北各省流行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歌曲富含民族精神。他的这种思想在现在仍具有积极意义。李蒸为西北地区培养师资，给专家教授介绍兰州情况，作细致思想鼓动工作和生活安排工作，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值得西北人民怀念。十里店一条街(今十里店安宁南路南面旧街)曾被命名为“李蒸路”，就是对他作出贡献的肯定。
抗战时期经费不足，教室、宿舍等是由校内人员设计并负责施工，礼堂的设计和施工，由劳作科教师赵擎寰负责，宿舍区的厕所，是在国外学习公共卫生的体育系教授兼主任袁敦礼设计的。教职员住在旧驻军供疏散用的土平房里。在建校中常利用课余时间，动员全院师生参加建校劳动，例如组织同学平整校园和修筑道路。刚开始由于设备不齐，连饭桌板凳都没有，不少同学露天用餐。冬天馒头冻成冰疙瘩，咬也咬不动。师生们戏称他们戴的是“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是“脚踏实地”的鞋子和“空前绝后”的袜子。教师生活也很清苦，教育系著名教授胡国钰先生曾说：“我一年到头就这一身衣服，冬天是棉袍棉裤，春天去掉棉絮成夹袍夹裤，夏天去掉里子成长衫单裤，秋天再加上里子，冬天再絮上棉絮。”当时师生们喝的是“从天而来”的黄河水，用人力车马从黄河运到学校，再分送到伙食团和老师们的家里。学生们洗脸洗衣服，需要排队接来浑浊的泥水，自然沉淀之后才能使用，为了防止自己的水被盗用，即便是星期天早上，也没有人敢睡懒觉。当时还流行“预订剩水”，就是晚起的同学叮嘱早起的同学不要倒掉剩水，留给自己洗脸。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学生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互相理发，自己拆洗缝做被褥，自己装订笔记本，自买颜料冲制墨水。每逢周末，则争先恐后到茶炉和灶房取草木灰，用开水冲后，澄清洗衣。真正做到了“以精神的力量，补充物质的不足”。因此学校秩序良好，教师认真授业，学生勤奋学习，人人精神饱满。国难当头的艰苦环境，使得师生们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独立富强的渴望空前高涨。
《冷香》察小枫
李秉德教授在《名师荟萃的殿堂》一文中回忆了西北师范学院初期的周边环境及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在路上，所乘的汽车时停时修，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兰州。我们到西北师院十里店宿舍住下时天色已黑。我问：‘西北师院在哪儿?’回答是：‘顺马路往西走，过了狼沟(即十里店桥下面的那条沟，桥是后来修建的)就是。’次日清晨，我便顺路西走，过狼沟后看见的还是像十里店宿舍的土墁房子，再走远就是农田了。我就又问一个农民：‘西北师院在哪儿？’他说：‘你已经走过来了。’我这才知道这些土房子就是国内颇有名气的西北师院。不过大门是朝东开的，未见校名挂牌而已。这对不久前从巴黎来的我来说自不免有落差太大之感。不过我在此呆下去的决心并未有丝毫改变。……于是，中央教育部就从中挑选了一批教授和回国的留学人员来到我校，其中包括吕斯百、尤炳圻、萨师炯、洪毅然、吕方、郑文、郭晋稀、王明昭等，其后不久又通过其它渠道先后引进来了陈震东、刘钟瑜、朱肇轩、金宝祥、金少英、王俊杰、郑望年、彭铎、荣书之、魏文泽、焦北辰、唐学咏、韩天眷、方匀以及由上海支援来的杨树声、韩林申、高天康、杲景业等。至于黄胄则是在兰州就地聘请的部队干部兼课教师。这些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在当时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学者。到校后都成为学术带头人和骨干，许多人还担任了系主任。因此前面所说的西北师院师资的第二次失血现象，及时地得到了大量的增补，这就为此后我校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后来又请来的许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如陈涌、赵萌棠、张阶平、汪岳云、黄席群等那都是属于正常的人事调动……”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先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同时也尽最大努力鼓励支持学生参加体育、文艺项目，举办能够发扬全院精神及改进团体生活的各项文化活动，每年都要认真筹备组织迎新活动、周年纪念游艺会、欢送毕业同学会、新年同乐会等。另外还成立各种社团，聘请有专业特长的老师进行指导，如国剧社指导老师有殷祖英、陆懋德、张德馨、沈伯平、舒明斋、李德慈等；话剧社指导老师有袁敦礼、易价、叶鼎彝、焦菊隐、余赓虞等；国乐团由张德馨、朱芳春先生指导；合唱团由吴樾荫、李世权先生指导，另外，黎锦熙、胡国钰、庄肃襟等著名专家学者都在师院任教，并指导学生社团。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社团开展活动十分活跃，校园文艺活动丰富多彩。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有一张1943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成立41周年游艺节目单》，其中包括附童声合唱、儿童剧等多种类型表演；有《黄河颂》《娃娃进行曲》等宣传抗战、表达爱国情怀的节目。
《西北日报》1944年3月报道：“连日来整个师院充满紧张热烈气象，男女同学筹备节目，极为忙碌。”当时筹备的节目众多，有体育表演、辩论会，史地系、劳作专修科及书画研究会合办的美术展览会，展品包括书画、影片、刺绣、邮票、纸币等。学生剧团公演名剧《沉渊》，并刊出《沉渊》演出专号，据《西北日报》报道，这出话剧“由学生剧团组织演出，演员阵容除张洁沈、管家骅、管立信、周健实等外，并添新由北平来之十位‘密斯’(女生)参加演出，排演纯熟。”除此之外，话剧团还曾排演过《原野》《蜕变》《桃花扇》《朱门怨》《北京人》《雷雨》等名剧。话剧团纪律严明，人手齐备，拥有众多有天分且努力的演员，另外还有师院附中学生加入。1948年，话剧社曾去青海演出，之后又转赴陇东演出，他们用青年的勇气和热爱话剧的赤诚之心，用艺术感染国民，激发人民的凝聚力与实现解放的奋斗精神。四幕抗战悲剧《不夜天》被同学们演绎得激烈悲壮万分，这是描写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为了深爱的祖国而壮烈牺牲的话剧，缠绵动人、热烈紧张，附中周淑静同学饰主角金小玉，演得年轻、活泼又真实；王忠诚同学饰演范永立，他舞台经验丰富、落落大方；许继武饰演黄秘书长，将深明官场、谈吐老练的黄秘书长刻画得丝丝入扣，动作表情掌握自如，更显真实。话剧团还请来兰州木刻家潘国彦先生设计指导舞台装置所用的门窗、柱檐等。
《西北师大校庆感赋》赵逵夫撰文刘静河书法
1944年，进步学生创办文艺刊物《新地》和《读书月刊》。《新地》还得到郭沫若先生的支持，他写信鼓励，并亲自题写了刊头。西北师范学院附中也有一群热心诗歌写作的青年学生。自1946年起，附中校园就有采频、力人等创办的熹辉文学社，柴璐、剑南等主办的寰文艺社，盾子、蓝林、舍人等创办的荆莽文艺社，波潮、周邨、尼亚等创办的漠海文艺社等。先后以壁报与读者见面的还有下列团体：“一家”、“桥”、“紫苑”、“绿星”、“透视”、“新垦地”、“北极星”(周顿主编)等。其中，最为活跃并且创作实绩比较明显的，是1948年1月下旬成立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狼谷诗社。
1947年创办甘肃省第一份儿童刊物——《儿童报》，音韵训诂学专家、兰州师范校长李恭先生兼任报社社长，旋改名《西北儿童》，于右任题写刊名。他倡导汉字改革，刊头每字后面都写上注音字母。一版左右两侧题一副对联：“向父母老师致敬，为千万儿童服务”，《西北儿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有趣，用形象、浅显、生动的语言传播了语文、算术、科学常识等基础知识，还有插图、连环画和儿童歌曲，开辟《尕娃子传》专栏，刊登富有启发性的小故事。
深沟儿墩碑
西北师范大学校史馆现存一通《深沟儿墩碑》，碑文记载:
深沟儿墩
墩军五台
丁囗妻王氏
丁海妻刘氏
李良妻陶氏
刘通妻董氏
马名妻石氏
火器
钩头炮一个
线枪一杆
火药火线全
器械
军每人弓一张、刀一把、箭三十支
黄旗一面
梆玲一付
软梯一架
柴堆伍座
烟皂(灶)伍座
擂石二十堆
家俱
锅五口、红五只、碗十个、箸十双
鸡犬狼粪全
万历十年二月一日立
此碑为1538年所立，长0.6米，宽0.4米，厚0.15米。
明代甘肃境内明边墙自嘉峪关起向东北至酒泉野麻湾，转向东南过鸳鸯池，经高台、临泽、山丹、永昌、民勤、武威等县,至武威黄羊镇附近分为两条：一条进入景泰县、靖远县，沿黄河南岸向东,进入宁夏境内；另一条穿越古浪峡，过乌鞘岭，经永登县进入兰州市,再折向东北过靖远县进入宁夏。甘肃镇总兵驻张掖，管辖的长城东起金城(今兰州)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全长800多公里。明朝政府制定出现敌情时长城沿线墩台举烟放火同时鸣炮的制度。为便于防守和执行勤务，墩台内配备旗帜、鼓、弩、软梯、炮石、火药、火箭、狼粪、牛粪、柴草等。20世纪40年代，兰州安宁区黄河南北两岸尚留有明长城及其附属设施。“深沟儿墩”即位于明代“边墙之旁”，因此墩紧邻深沟，故名。
1947年8月，何士骥教授在西北师范学院东北角明代墩台旧址发现《深沟儿墩碑》一通(此碑现存于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并专门在《和平日报》上撰写《十里店新发见之墩军碑》予以介绍。
何士骥字乐夫,浙江诸暨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专攻古文字学和考古学。1939年,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兰州大学成立后，又兼任兰大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到兰州任教后，他在兰州十里店、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西固城、西果园等地做过多次考古调查。还通过各种方式，普及考古学知识。最为难得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没有走。当时，他说西北历史悠久，考古工作方兴未艾，遂坚留兰州，继续在西北师院任教，并从事考古工作。
西兰公路
1942年，西北师范学院本院由城固迁到兰州，李蒸院长也迁来兰州，城固本院改称分院，兰州分院改称本院。1944年底全部迁校结束，城固分院宣布撤销。西迁过程非常艰辛。川陕公路需要翻越秦岭，李白《蜀道难》中感叹的峥嵘、突兀、强悍、崎岖、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即便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也依然如故，平均每十辆卡车中就有一辆翻到山沟里，车毁人亡。
成功翻越蜀道后，又是异常艰辛的西兰公路。1941—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在迁建过程中，师生经常在这条道路上往返，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
康熙八年(1669)陕、甘分设，西安、兰州由此成为清政府统治西北的两大中心。同治十年(1871)，左宗棠派魏光焘以庆、泾、平、固观察使身份驻军平凉，以确保清军粮道在西北地区畅通。同治十一年(1872)，陕甘总督左宗棠征发民工2万人多修筑西兰大道。民国时期，西兰公路继续使用。沿线土匪横行，一些货运车辆常遭抢劫。王洛宾、茅盾、蒋经国等人都走过西兰公路，他们都留下文字记载或相关传说。1942年5月，蒋经国考察西北后撰写《伟大的西北》，其中在《在西兰公路上》章节详细记述西兰公路沿途见闻：“从长武到平凉的公路，非常的阔。这一条路，就是左宗棠造的，最阔的地方有五十公尺，沿路都是很粗大的杨柳。左宗棠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的大路，两旁遍植杨柳，人行其间，只有感觉到伟大、伟大与伟大。”茅盾在《青年文艺》1942年11月号发表《风雪华家岭》，对西兰公路途经华家岭的艰难困状与气候条件有详尽描述。当时的川陕公路需要翻越秦岭，平均每十辆卡车中就有一辆翻到山沟里，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1942年秋天，李蒸全家和学校教职员一同乘坐敞篷大卡车从城固至兰州，途中发生意外。驶过天水后不久，在一段较为平坦的山坡拐弯处，大卡车突然侧翻，全车人都被甩出去，好在旁边不是山谷。车上人都受了轻重不同程度的伤，李蒸额头碰伤，从地上爬起来后，顾不得抹去血迹，查看众人伤势并镇定地安慰大家，使大家情绪逐渐稳定，安心地等待救援。
李蒸教授女儿李溪桥回忆当年遭遇车祸经历：“从城固开往兰州的那辆卡车上，除了我们一家人外，还有张德馨教授夫妇和其他几位老师，我们几个孩子高高地坐在装满行李的卡车之上，环顾四周，兴奋异常。我们只觉得好玩，而想不到这潜伏着多大的危险。卡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驶过天水后不久，在一段比较平坦的山坡拐弯处，大卡车不知何故突然向一侧翻倒了。车上的人和行李顿时被甩了出去。大家被这突发的险事吓呆了，被甩出去时都来不及喊叫……”
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后，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当时为该校教授、国文系主任。他为教学往来于城固兰州之间。1944年冬天，黎先生路经平凉，应邀往平凉柳湖师范游览演讲后连夜赶赴兰州，当夜“六盘山头皆雪，仅着毛褂裤，车中感寒而栗，至静宁病不能兴，志仁为我往静宁中学(今静宁一中)求医，校长王君等偕至，并假以皮帽毛毡，天晚登车，过华家岭，车无窗板，风极凉冽。幸当夜即抵兰州矣。”
其中提到的“志仁”就是著名体育教授袁敦礼先生，时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
（未完待续）
（该文首发于文学双月刊《大家》2022年第4期，《丝绸之路》杂志2022年第3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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