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经历了土城之战，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决议》从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道路选择上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新阶段。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继续拓展完成
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连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933年秋天，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北上抗日。
长征初期继续执行“左倾”路线，虽然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是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长征初期的8.6万人锐减至3.5万人，兵力损失已经过半，却始终都没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至此，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的严重失败，使党和红军几乎濒于绝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迫切需要解决改变领导方式和军事指挥的问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召开遵义会议的时候是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残酷的现实不允许遵义会议开得很长，会议先后只开了三天，实际是三个晚上，而且大部分时间还是争论，明辨是非，是非明辨以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四项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决议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就不得不继续北上转移，不仅遭遇土城战斗失利，而且此时敌人又封锁了长江，防止红军北渡。中国革命在艰难中推进，组织领导的问题、军事领导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1935年2月4日至14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停留了11天，其间，中共中央先后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组织领导的问题、军事领导的问题、常委分工的问题，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部署了新的战略方针，创建了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精简机构整编了红军队伍等，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遵义会议以后开启了四渡赤水战役，扎西是一渡赤水的终点，二渡赤水的起点。
水田寨花房子政治局常委会（1935年2月5日）：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常委分工的决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新的党中央向中央苏区发出了关于政治、组织、军事路线的第一份指示。
第一，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陈云继续担任红五军团军代表和军委纵队政委职务。第二，新的党中央讨论了中央苏区的组织和战略问题，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等组织之，项英为主席。第三，马上发出万万火急电报，要求中央苏区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坚持游击战争，强调这一基本原则不能动摇，遵义会议决议详情续告。
扎西会议后形成了新的格局：毛泽东是战略战术的制定者，周恩来和朱德是军事路线的执行者，张闻天是重要的支持者。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的胜利中产生，在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后逐步形成，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领航人。
大河滩庄子上政治局会议（1935年2月6-8日）：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起草决议和审议决议的决定。
第一，总结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避实就虚轻装上阵，行动才更自由，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第二，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第三，根据土城战役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党中央作出暂缓渡江入川计划在川滇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第四，把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写进了《决议》的最后一部分。第五，决定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决议精神。
扎西会议拓展了遵义会议的主题，讨论了土城战役之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在川滇黔建根据地的决定写进《遵义会议决议》。审议并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是指导红军如何打仗的纲领性文件，从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
扎西江西会馆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9日至10日）：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落实花房子政治局常委会和庄子上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对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作出部署。
第一，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将“决议大纲”电告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认真传达贯彻。第二，为了落实好打游击战的方针，发布“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部队精简缩编，取消师编制，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由10个师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同时中央红军彻底轻装，对影响部队行军的物资和辎重进行彻底清理，破坏、掩埋或者寄存到老乡家里。第三，为了落实在川滇黔边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徐策担任特委书记、纵队政委，余泽鸿担任宣传部长、戴元怀担任组织部长等，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组建并留在地方的第一支游击队。第四，二月中旬，四川和云南的敌军压向扎西，将对红军形成新的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战斗力相对较弱，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
扎西会议以后，第一，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到中央红军各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第二，部署了全国的游击战争。2月5日、11日、13日分别致电中央苏区、“省委和二、六军团负责同志”“中央分局各同志”，明确游击战争要如何打。强调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的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第三，部署全国的革命斗争。指示红二、六军团，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指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应与中央红军呼应作战，牵制金沙江沿岸的川军和驻黔东地区的湘军。指示项英等同志加强湘南游击区，选派适宜的同志到白区去工作，把瓦解白军的工作放在头等地位。
扎西会议以后，部队经过精简、缩编、轻装，改变了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和搬家式的行动，充实了各连队的战斗力，提高了红军的指挥能力和机动作战的能力。扎西扩红三千多，壮大了红军队伍。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有效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彰显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巨大威力，扎西会议奠定了四渡赤水战役胜利的基石。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道路选择上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新阶段。
中央红军长征一年的时间里，开了无数次的会议，作出了无数次的决定，其中遵义会议堪称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共党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则是在扎西会议上，扎西会议对遵义会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是转折后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扎西会议在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战略上、队伍建设上等多个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从此以后，红军彻底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指挥，开始所向披靡走向胜利。
扎西会议期间所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等资料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指示电文“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军委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在当时对坚决纠正全国革命斗争中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对指导中央红军和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扎西会议在长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遵义会议一道共同实现了党的历史的重大转折，虽然已经过去85年，但是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来源/昭通新闻网 通讯员 魏永琴/图片来源 威信县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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