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澳大利亚的起源，在中文互联网乃至于世界互联网上，都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又颇具挖苦意味的段子——这是一个由罪犯所建立的国家。
严格来讲，这个说法和事实有着些许出入，因为澳大利亚作为独立主权的“国家”存在是迟至1931年之后的事情，而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就已经停止向海外殖民地流放罪犯。
但不可否认的是，澳大利亚作为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和开发，都与英国罪犯流放制度，以及小偷、诈骗犯、杀人犯、造假币者、爱尔兰革命分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澳大利亚在地理上作为整块大陆面积广大，但是因为它的北部海域风高浪急，暗礁丛生，所以长期孤悬海外，并不被旧大陆的人所了解。
只是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出于对称的想象，猜测在地球的南面也会有一块巨大的陆地，只是这个猜想一直难以得到证实。
即便在1542年的法兰西王国地图上，在爪哇岛的南方，现在澳大利亚的位置描绘了一大片陆地，但还是很难认为这就是欧洲已经发现澳大利亚的证据，更有可能是臆想和实际的巧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料群岛的发现让欧洲殖民者争先恐后地赶赴东南亚，积极进行探险和地质勘探活动，这块巨大大陆在茫茫海洋中的轮廓也就不可避免地变得越发清晰起来。
在16世纪中叶，有多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舰，宣称自己在太平洋的西南角看到了一块全新的大陆，其中有一个西班牙船长为之取名为“澳大利亚”，意为“南方的大陆”。
但第一批真正踏上澳大利亚土地进行探险的，既不是葡萄牙也不是西班牙， 而是后来居上的荷兰。
16世纪中后期，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荷兰从西班牙手中获得独立，并且跃升为欧洲海上贸易量最大的国家，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美誉。
同时，荷兰人趁着葡萄牙被西班牙统治而走向衰落的天赐良机，迅速进入东南亚，很快就在爪哇国建立前进基地，一口气成立了七个东方贸易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
支持荷兰人商业利益的是他们强大海军与探索精神，他们在17世纪初的海上所向睥睨，而且到处探索，绘制地图和挖掘航线。
1606年，一艘荷兰船只经过托雷斯海峡时，因为要补充补给而首次登陆澳大利亚，之后的数年内，荷兰人逐渐完成了对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探索。
同时他们意外发现，如果从非洲好望角直接向东到澳大利亚西海岸，再向北进入东南亚，要比过去从好望角往北沿着亚非大陆海岸线航行快上许多。
这就促使经过澳大利亚的船只越来越多，所有的欧洲航海家都知道了这里还有一块未开发的崭新大陆。
然而，澳大利亚的发现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并没有激起新大陆那样的殖民浪潮，主要原因是对澳大利亚的探索被认为是“赔本买卖”。
当时主导荷兰在东方利益的是东印度公司，跟后来英国不一样的是，荷兰的这家公司商业属性更加浓郁，对澳大利亚的探索在当时看起来成本巨大却不见收益。
大量的沉船事件和被土著干掉的荷兰水手让公司管理层兴趣寥寥，他们更愿意投入到那些现成的商业模式里，比如说买卖印度的稻米和中国的丝绸。
即使有少数几个探险家坚持要求加大对澳大利亚的探索投入，结果只得到了阿姆斯特丹股东们的灵魂拷问：“为什么要去那些偏僻又无利可得的地方呢？”
还有一封公司高层寄给荷兰探险家安东尼·范·迪门的信件更是语带讥讽地指出：
“为公司寻找金银矿并不是你们的任务······而且老实讲，公司已经找到了获得金银财宝的途径，那就是我们在印度洋上的所有贸易。”
澳大利亚就这样在之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块贫瘠的化外之地，直到18世纪中叶，一位热爱写作的英国船长，通过自己的畅销游记作品，才彻底扭转了这一印象。
1768年，伦敦的皇家协会向英国海军申请船只，要求派人护送前往南半球海洋以观测“金星凌日”这多年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
英国海军批准了这一申请，而承担这次远航指挥官任务的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库克船长”——詹姆斯·库克。
根据科学计算，金星凌日的最佳观测点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不过对库克来说，对天文现象的兴趣远不如探索新陆地来得大。
他在1769年6月1日成功完成了护送观测任务后，就调转航线往西南方向驶去。
他先是在新西兰探险和测绘了半年，然后在1770年决定探索还处于迷雾之中的澳大利亚东岸。
4月20号，库克的船只发现了东海岸，30号，库克和他的船员登陆植物学湾，然后进入了现在的悉尼港。
之后的几个月里，库克沿着海岸一路向北探索，同时他将这片海岸命名为“新南威尔士”。
后来库克回到了英国，反映他神奇探险见闻的《库克船长日记》编辑出版，立刻成为了全欧洲的畅销读物。
从普通海员到法国国王都被这本著作描绘的传奇经历所深深吸引住，库克的庞大读者群中还包括了青年拿破仑。
在这本书中，澳大利亚被描绘成了一块欣欣向荣的土地，库克写到：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带来的大部分谷物种植培育，譬如水果、根菜，最后一定会收获丰硕的果实。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取之不尽的草料，即使将所有牛儿赶来也吃不完。”
而除了库克天花乱坠的描述，促使英国殖民澳大利亚的还有一个重要现实原因，那就是美国独立。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好不容易争取到独立地位的美国政府立即展开了对国内亲英分子和保皇党的清算，不但没收财产，而且将他们强制驱逐出境。
成千上万的人只能逃到加拿大和加勒比海的小岛上面，还有一些人跟着英军回到了英国本土，但他们都处境都非常糟糕，没有了财产，大部分人只能过非常凄苦的日子。
怎么安置这些因为忠心于英王而陷入如此境地的难民，就成了英国政府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美国独立导致英国也无法继续将罪犯流放到美洲。
流放罪犯到殖民地是18世纪以来英国刑罚的惯例，如今美国独立，本土的犯罪却不会因此减少，大量等待流放的罪犯塞爆了监狱。
一个夸张的估计是当时有十万名罪犯被判流放却无处可去，成了英国政府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
一开始，英国想到将这些犯人送去位于非洲的殖民地，然而热带气候让这些英国的罪犯难以适应，肆虐的疟疾和热病等于判了流放者的死刑。
著名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就尖锐地批评道，把罪犯送去非洲还不如直接送上绞刑架，起码受的折磨还少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提出在库克所发现的澳大利亚东岸建立安置地，把保皇党和罪犯都送去那里。
澳大利亚广袤富饶的土地足够他们养活自己，而且还有和印度、中国和日本发展贸易的机会。
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1786年英国在新南威尔士建立的第一块安置点。
不过跟最开始的设想不一样的是，这个安置点的首批居民主要是罪犯而不是保皇党。
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让忠心耿耿的英国公民和犯罪分子享受同一个待遇实在是情何以堪，就像是培根所批评的：“让人渣和邪恶的罪人成为你的劳动伙伴，是一件可耻不幸的事情。”
首批前往澳大利亚的船队由英国总督亚瑟·菲利普率领，有11艘船一千多人，刨除了军人和水手之后，有717人都是罪犯。
他们在1788年1月登陆植物学湾，但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土地相当贫瘠并不适合耕种而且满是沼泽，这让菲利普大呼上了库克船长的当。
可人已经距离英国万里之遥，就此回头是不可能的事情，众人只能向北探索。
幸运的是，菲利普等人很快就发现了一处风光绮丽，资源丰富的海湾，这里绿荫连绵，拥有定居生存的一切资源，菲利普称赞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港湾”，并将之命名为“悉尼”。
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殖民也就由此开始了。
在鞭子和绞索下建设殖民地开发的最初几年都一直依赖外界运补物资，如果因为一场风暴让补给船延期到来，这些殖民者就只能饿肚子。
而且因为首批到达澳大利亚的殖民者中，罪犯的比例是最大的，这就使得他们在监管条件下的劳动积极性很低。
而且菲利普还在报告中抱怨身体健康头脑灵活的罪犯都留在了英国，送过来的都是一些懒惰且无知的人。
所以他建议应该把自由的权利作为奖励，授予那些表现积极的罪犯，而且希望英国政府派来更能干的殖民者，以带动整个新殖民地的开发。
然而，不只是有能力的一般公民不愿意来到荒凉的澳大利亚从头开始，就连英国的军队都不大乐意驻扎这里。
即便政府以土地作为军队定居的奖励，但新南威尔士的步兵团仍然很不安分，时常爆发骚乱，菲利普之后每一任总督都得处理过这类事件，有一个总督还被军队所罢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督们更不敢约束军人，这使得军纪越发败坏，连带着整个殖民地的风气也跟着变坏，原本被派来管理犯人的英国军队反倒是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因为军官在朗姆酒的进口和分配上有着职务优势，他们靠着这一项赚了大笔利润，并促使了士兵和罪犯沉溺饮酒，酒精泛滥更加重了各种脱序行为的发生。
而光是酒品的生意还不能满足军官的胃口，他们开始垄断其他的商品交易，最后更是直接将手伸向了个人。
大量的罪犯都被安排在了他们的私人土地上进行劳作，英国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也都进了军官们的腰包。
军方的权力同样伸进了法庭，原有的民事法庭几乎停转，最重要的裁判权被军队拿去，这让军官和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澳大利亚实际成了一个军事独裁的腐败天堂。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罪犯从英国运往澳大利亚。
这首先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刑罚在整个欧洲是最为严苛的，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重刑犯被流放。
而许多所谓重罪在现在看起来实在荒诞不经，比如无执照卖肉，偷窃牡蛎，在公共场合涂鸦，这些倒霉蛋都跟绑匪和杀人犯一样被送去了澳大利亚。
除了刑罚过重之外，英国人“奇妙”的商业头脑也促使大量罪犯被塞进污浊闭塞的船舱。
当时，承担运输任务的船商可以在每个罪犯的人口上得到三十英镑，这就导致他们拼了命地往船里塞人，结果就是罪犯的死亡率奇高。
1790年一艘载着502个罪犯的船离开英国，途中死了158人，1799年的另一艘船有300人登船，到达悉尼时已有95人去世，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犯人，也个个虚弱不堪。
到达了澳大利亚也不意味着从此雨过天晴，上文提到很多罪犯沦为了军官的农奴，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就是英国规定。
总督掌握着罪犯的劳动权并拥有其劳动成果，那么总督将这种权力分配给其他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而在这种劳作里，罪犯所得到的报酬不过是茶叶和烟草，而没有现金，他们的其他生存需要由殖民当局统一供应，这种生活能达到什么水平是可想而知的。
殖民地同样还有针对犯人的刑罚，他们日日夜夜都面临着鞭子和绞索的威胁，稍不留神就会遭到鞭打甚至付出性命的代价。
爱尔兰罪犯曾共同发起一次反抗，结果遭到镇压后，15个头目全被吊死，其他人被判鞭刑两百、五百甚至一千。很多罪犯在中途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又立马被拉去完成剩下的鞭数。
迈向改变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当局的恶行恶状最终引起了伦敦政府的注意，尤其是在英国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之后，他们也无法接受在澳大利亚的犯人处于另一种的奴隶制中。
1802年之后，英国改为一年两次由专门的运输船定期运送罪犯，并在1810年解散了作威作福多年的步兵团，并督促殖民总督进行改革，改善犯人的待遇。
在殖民澳大利亚的前三十年，罪犯能不能重获自由全凭总督决定，而在1821年之后，总督政府颁布法令。
一定期限内表现良好便可自动获得自由公民的身份，即便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重刑犯也可以获得一定自由权利。
罪犯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甚至有人写信给远在英国的未婚妻，要她来澳大利亚结婚并共同生活。
不过，从历史唯物的角度，真正促使澳大利亚社会改变的根源不在于伦敦和几个总督的态度，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最开始因为殖民地开发条件低，人口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澳大利亚连基本的食品都不能自给。
可到了1823年，因为耕地扩大和煤矿开发，殖民地普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有人在1826年一次性申请了两千名罪犯劳动力，让总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就变得相当珍贵，强制性劳役的生产效率显然比自由人要低得多，因此罪犯想要重获自由越来越容易。
这些被释放的人被称为“刑满解教者”，其中一些人成为了牧师、商人、律师、老师乃至于银行董事，更有幸运儿成为了悉尼的大富翁。
另外，罪犯自身的抗争也非常重要。
18世纪末，大批参与爱尔兰起义的政治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些人能力非凡而且充满了斗争精神，他们很快就把原本一盘散沙的流放犯人们团结在了一块，并在19世纪初掀起了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
即便起义最终被镇压，但爱尔兰人坚定的抗争劲头还是让当地的总督和伦敦的政客心有余悸，彻底废除罪犯流放制度也就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
1837年英国议会针对流放制度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大辩论，最后在1840年5月决定停止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
然而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却想尽办法延续这一制度，改换各种名目往澳大利亚继续运送犯人。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澳大利亚本土的市民社会已经成型，他们迫切地希望拿掉挂在家乡头上的这块“监狱”招牌，更不愿意看到罪犯劳动力拉低当地的薪资水平。
所以从墨尔本到悉尼，反对流放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当地报纸对流放制度口诛笔伐，墨尔本人民更以起义相要挟阻止运输船入港。
最后在1855年，在经过67年的历史，流放了十万人之后，这项充满着血与泪的残酷制度在澳大利亚彻底结束。
参考资料中国知网；试论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王品；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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