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万晴川教授论《明代通俗小说的政治书写——以重大历史事件题材小说为例》一文，很受启发。他的文章以“靖难之役” 论述历史大事件的性质之争，以对于谦、毛文龙的评说讨论历史人物的正邪之争等；“通过几组反映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剖析明代小说的政治书写特点。”
万晴川《论明代通俗小说的政治书写——以重大历史事件题材小说为例》
万晴川教授论述涉及的作品，我都比较熟悉，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中也作过简要的介绍和评论。他的论述更丰富和深刻，我就不必赘述了。
引起我思考的是他关于“靖难之役” 的论述，他说：“从明初至清初，史家和稗官对‘靖难’的书写，经历了从‘革除’到‘逊国’再到‘篡夺’的演变过程”。那么到清初之后，就结束争论了吗？请看《儒林外史》里的论争①。
书中涉及永乐问题的有四处。
第八回，蘧太守和娄三、娄四公子烹茗清谈，说起宁王反叛的话，蘧太守和娄三公子赞扬新建伯王守仁平叛的功劳，娄四公子说：“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和成祖差不多。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蘧太守说“成败论人”是“庸人之见”。娄四公子接着骂道：“自从永乐篡位以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
第九回娄府的看坟老仆邹吉甫大骂永乐：“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
《儒林外史》邮票
他吃着酒又说：“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老人接着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娄三、娄四听到老人的话与自己同调，很兴奋，当知道邹吉甫是从杨执中那儿听来，引起娄三、娄四对杨执中的兴趣，转入探访杨执中的故事。
第七回写陈和甫扶乩，吹嘘他请神的灵验，说有一次请到的就是建文帝，诗云：“梦到江南省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陈和甫借扶乩随手引来的两句诗，反映了同情建文的心情。
蘧太守和娄三、娄四公子聊天是正德十四年（1519），可是到了第二十九回，从书里所写的时间来看是嘉靖三十年（1551）左右，时隔三十多年，另一个公子杜慎卿却跳出来发表了和娄三、娄四公子完全相反的看法。
连环画《杜慎卿寻妙》
“列位先生，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汉法最重，‘夷三族’是父党、母党、妻党。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是高、曾、祖、考、子、孙、曾、元，只是一族，母党、妻党还不曾及，那里诛的到门生上？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
议论方孝孺：“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
娄三、娄四公子和杜慎卿都是作者有所贬抑(对杜慎卿否定更多)，又有所肯定的人物。娄三、娄四公子想做信陵君，落得一场扫兴，但他们“科名蹭蹬”“激成了一肚子的牢骚不平”，有不同凡俗的见解；杜慎卿矫情，一副名士做派，但他不同于那班斗方名士，有身家，有才情，有自己独立的见识。一个举办了莺脰湖聚会，一个导演了莫愁湖大会。
他们这场超越时空的论战，哪一方代表作者的观点？学界或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观点最明确的是张国风先生，他说：“可以断定，杜慎卿对永乐的肯定不是作者的见解，而是作者要讽刺和否定的观点”。
《儒林外史的人间》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凡提及永乐、建文之处，均与情节发展没有关系。既不是情节发展的结果，也不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全书的基本倾向是批判、否定功名富贵，如果把关于永乐的穿插理解为对雍正嗣位的影射，这些穿插和全书基本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显露出来了”。②
张国风先生的意见可备一说，对我们很有启发。但我有些不同看法。
第一，关于建文、永乐的议论，并非与情节发展都没有关系。正是听了邹吉甫的相关议论，娄三、娄四才去找杨执中，引出莺脰湖名士聚会等故事。
第二，吴敬梓的先人也是平民百姓，其远祖因永乐时“从龙”才开始发家的。《移家赋》云：“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自注：远祖以永乐时从龙），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由此看来他对永乐没有反感。
吴敬梓塑像
第三，更重要的是双方看似尖锐对立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杜慎卿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也就是说，方孝孺为维系建文正统名分而反对永乐是“迂而无当”，这和娄三、娄四公子对永乐、宁王的议论如出一辙，讲什么正统不正统，还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吴敬梓并没有表现出他站在哪一边，是同情建文还是支持永乐；是赞成娄三、娄四的观点还是同意杜慎卿的看法。他是把明末清初关于明代历史上这场大辩论双方的观点客观地介绍出来。
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是明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永乐是不是篡位；如何评价建文的忠臣如方孝儒；建文帝的下落等问题，从嘉靖年间不同的看法就开始表露，到明末清初，争论就激烈起来了。明之遗民对“故国”灭亡教训的探讨；明史馆修史时的争论③等，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吴敬梓当然关心这场论战，了解争论的观点。他写到书里的几个问题，都是有根据的。
《今言》
嘉靖时文人郑晓的《今言》卷一第73条载：“成祖于建文己卯七月起兵靖难，宸濠亦以正德己卯六月反湖广。”④
王世贞曰：“文皇靖难师在己卯秋，宁庶人作难亦在己卯秋，相去正得二甲子。文皇之起，以都督三司谢宴，伏兵僇系之，宁庶人亦然。岂偶合耶，抑有所借袭耶？”⑤这就曲折地把永乐和宁王等同了。难怪娄四公子说：“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和成祖差不多。”
黄宗羲则将成祖与七国之乱的吴王濞相比：“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⑥
将明成祖比之吴濞，其所暗含之意已十分明显。只是郑晓、黄宗羲等是明朝人，还没有把“篡”字说出口而已，到清初直指永乐篡位就是普遍的看法了。
《明儒学案》
遗民们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指出永乐杀戮忠臣、重用宦官、复置厂卫、东南赋重等等，如顾炎武所说，造成人才之衰、道德之衰（“十族诛而臣节变”）、文化之衰（“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学出而经说亡”），成为明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娄四公子骂道：“自从永乐篡位以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
永乐是个有为之君，“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明史·成祖本纪》）。因此，不少文人虽然同情建文帝，但又认为建文帝柔弱，使朱元璋开创的基业，难以为继。“师称靖难，或疑无难可靖，是不睹善述为功而忘二百年治安赐也。”⑦
认为朱棣以守兼创，如周代的武王，“尝考商周之际，武王克商，夷齐饿死，圣贤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论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齐之所守者义也。不有武王固无以安天下，不有夷齐，又何以风励后世而绵八百年之精神命脉哉？”⑧
《古今说海》
这个比喻就是说，朱棣夺取皇位是对的，否则“无以安天下”；建文诸臣尽忠也是对的，否则就没有风励后世之精神。杜慎卿所说：“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也反映了当时对永乐、建文的一种见解。
对方孝孺的评价和“诛十族”事的辨析，见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四书》：
“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阙下，语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王谓曰：‘独不顾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为一族戮之，此则三家村夫子之说矣。欧阳夏侯尚书虽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马、郑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孙。九峰蔡氏从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为九，其实本宗一族尔。迨秦汉诛及三族，则兼逮母妻之党。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轻，三族为最酷，而造为是说。使文皇果用是刑，无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 ⑨
杜慎卿好像就是把朱彝尊的话复述了一遍。朱彝尊文中还驳斥茅大芳妻死，成祖命饲狗的说法，认为永乐“不应若是之酷”，与小说中杜慎卿所谓“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不是一样的口吻吗？
《曝书亭集》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震撼了文人的心灵。吴敬梓把明末清初关于永乐的一场大辩论，展示在读者面前，表现了思想家小说的特点。他在作品里不但思考和探索着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命运，而且思考着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度，包括“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君与民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等，体现了吴敬梓先进的民本思想。
“后之为君者则不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听听黄宗羲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论，吴敬梓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了。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思想家所发动的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吴敬梓也在思考着，探索着。
受万晴川教授文章的启发，我引用这篇旧文，希望引起对《儒林外史》和吴敬梓思想的深入讨论。
注释：
①下面引自我所写的《读（儒林外史）札记》中“谈永乐”一节，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个别字句有改动。
②张国风《儒林外史谈永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③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准备修明史，到乾隆四年（1739）《明史》定稿，前后九十四年，即使从康熙十八年（1679）恢复明史馆，开始撰修算起，也有六十年之久。
④[明]郑晓《今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⑤[明]王世贞《皇明奇事述三·己卯壬午之际》，《弁山堂别集》卷十八，中华书局1985版，第325页。
⑥[清]黄宗羲《诸儒学案上一·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明儒学案》卷四十三，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5页。
⑦[明]钦叔阳《建文书法儗序》，载[明]朱鹭撰《建文书法儗》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7页。
⑧［明］张芹《备遗录引》，载[明]张芹编《备遗录》卷首，［明］陆楫等辑《古今说海》，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816页。
⑨［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第81册），王云五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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