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元
舒群、罗烽、萧军
舒群率延安文艺干部团在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后，又觊觎蒙古和苏联的远东及伊尔库次克以西的西伯利亚地区，在中苏边境接二连三挑起事端。为了阻止日本进攻苏联，为了摧毁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共产国际决定，由苏联红军参谋部负责训练中国、朝鲜等国的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破坏占领中国的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钳制日军的行动。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选送了几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党员、爱国进步青年去苏联，一部分参加莫斯科红军参谋部军事训练班接受特殊训练，一部分在哈巴罗夫克（伯力）远东局司令部情报部受训。学习的内容有：政治、无线电、燃烧、爆破、射击、游击、汽车驾驶、秘密工作等课程。参加国际情报的中共党员，从参加培训之日起，即不再与本国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学成后回国内建立情报组织。在白城、洮南曾先后建有共产国际情报站和情报点。
舒群秘建洮南地下情报站
1932年8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部派遣舒群到洮南，建立地下通讯站。舒群任站长。通讯站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名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传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接待过往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重要干部，搜集日军在四洮和洮索铁路沿线的运输和军事行动，秘密组织和发动铁路工人以及当地群众开展反日斗争。通讯站有两名情报员，均为中共党员。
1934年初，因齐齐哈尔情报组织遭到破坏，洮南通讯站被暴露，舒群转赴青岛，洮南通讯站停止了活动。
舒群，1913年生。黑龙江阿城（现哈尔滨市阿城区）人。原名李书堂，曾用过李春阳、李旭东、李村哲、黑人。“黑人”是从1933年发表文学诗文后用的笔名。“舒群”是从1936年5月在《文学》杂志发表《没有祖国的孩子》第一篇小说后，一直沿用终生的笔名。
1929年，舒群进入东北商船学校学习。这是军阀张作霖统治东三省时期，于1927年夏创办的。舒群为第二批学生，被编入驾驶丙班学习。当时，学校教职人员只有20多人。冯仲云从北京来到这里任过教，发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中共哈尔滨江北区委。舒群在校结识的上届同学傅天飞，就是冯仲云当时发展的地下党员之一。舒群在商船学校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后来在航务局做了一段时间的俄语翻译。
九一八事变后，舒群参加了曾担任哈尔滨一中军事教官车凌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1932年初，舒群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组织。同年8月，19岁的舒群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派他做基层工作，出任洮南情报站站长。其间，舒群用笔名“黑人”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的副刊上，发表了许多具有爱国进步思想内容的诗歌、散文，还参加了“星星剧团”的演出。同时他和罗烽、塞克、金啸、萧军、萧红、白朗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萧红在哈尔滨即将临产，举目无亲之时，是舒群第一个前去解救她。在萧军、萧红短篇小说《跋涉》出版经费困难之际，是舒群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0块哈大洋，帮助他们凑够了印刷费。
1934年初，舒群奔赴青岛。1934年秋季，青岛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告密，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大搜捕中，舒群被捕。由于敌人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在洮南等地的活动情况，几个月后他被释放了。在狱中，舒群写了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获释后，他几经周折来到上海。1937年，党组织将上海革命文化人组成两队撤退。舒群开始随一队前往重庆，后因工作需要，改与二队周扬、艾思奇等人前往延安。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又受林伯渠委派，赴山西前线，在八路军司令部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他还以总部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周立波、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起进行战地采访。他撰写的《写在正太线上》《记史沫特莱》《记贺子珍》等16篇作品陆续发表，并于1938年6月由上海出版了战地丛书第六册《西线随征记》一书。
1938年2月，任弼时派他去武汉，与丁玲共同创办《战地》文艺刊物。七八月间，当舒群从武汉撤至桂林时，他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派遣，为驻七星岩的朝鲜义勇队做联络工作，并帮助他们演出了金昌满编写的话剧《朝鲜的女儿》。直到1940年，舒群才回到革命圣地延安。
1941年至1943年，舒群受凯丰的委派担任《解放日报》4版文艺副刊主编。在此期间，舒群与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有着广泛接触。他曾参与协助毛主席筹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3年春，舒群还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开荒大生产运动。这一时期，舒群与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多次接触，得以当面聆听教诲，为他事后完成《毛泽东故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党为了开辟东北的文艺工作，以延安鲁艺的同志为中心成立了东北文艺工作团，舒群任团长并率团奔赴东北。11月2日，他们历经两个月的跋涉抵达沈阳。阔别东北故乡12年的舒群当时感慨万分。在1946年初的《东北日报》上，他以题为《归来人》的文章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回到故乡以后，他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担任过东北大学副校长和东北文联副主席等职。在重返东北工作期间，舒群的足迹遍布东北各地。
苏子元在白城建立秘密情报站
1931年夏秋之交，在苏联莫斯科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学习的中共党员苏子元、朱绍华夫妻二人，接到伯力军区情报科中将瓦林的命令，随身携带电台、经费和有关物品，途经哈尔滨秘密潜入齐齐哈尔，着手组建东北军事情报网。
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地下军事情报网，在完成大量的军事情报工作的同时，还为苏联伯力军区情报机关推荐选送了30多名经过地下工作锻炼的具有实践经验的情报员，赴海参崴列宁学校深造。学成后被分别派往白城、哈尔滨、佳木斯、华北（包括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组建情报站。
1935年夏，在苏联伯力第四科工作的中共党员苏子元接受了新的任务，被伯力情报科长派到白城子设立情报站，同行的还有情报员周云庭。
苏子元，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刻苦，1919年考入辽中师范讲习所，1922年在阎宝航创办的沈阳贫儿学校任教。1924年结识中共党员韩乐然，在他的帮助引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夏，苏子元协助任国桢等利用基督青年会开办暑假大学，由任国桢，吴晓天等讲课，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为沈阳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奠定基础。1925年8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冬到哈尔滨以基督教青年会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4月，中共哈尔滨地方委员会成立后，苏子元任宣传干事。1927年春任东省特别区教育会《教育月刊》主编，利用这一社会地位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团员。
1927年7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借调做国际情报工作的同志，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派高庆有、苏子元、白希清等5人到海参崴学习，由高庆有带队并作翻译，训练班由俄国军任教。教授一些军事常识，还到野外实地学习简单的地形、地图测绘方法。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他们被派回国内从事情报工作。主要搜集东北军阀和日本人在东北的情报，苏子元往来于东北各地与伯力之间，通过东北地方党组织和以前的熟人关系，完成了任务，也积累了情报工作的经验。
1929年，苏子元再次赴苏，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他学习的班级里，教员由苏联人担任，翻译兼政治指导员是秦邦宪。苏子元专注于学习，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在野营军事学习的评比中，苏子元被评为连长级别。1930秋，苏子元与朱绍华结婚。朱绍华是湖南武冈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曾在武汉、上海从事革命工作革命运动。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其占领东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日本政府“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大陆政策由来已久。苏联为遏制日军进一步北进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决定加强在东北的情报工作。苏子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苏军总参第四局选派到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工作的。在伯力，第四科科长卡包大会见了苏子元，派苏子元回东北了解情况物色人员，制定建立东北地区情报网的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主要是建立齐齐哈尔地区情报网，在白城、洮南以及昂昂溪、嫩江、博克图、扎兰诺尔一带设立情报站。在齐齐哈尔设立秘密电台，直接与伯力第四科联系，开展组织工作和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在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设立据点。
苏子元回国后，首先到达哈尔滨，找到曾在第四科工作过的范传甲，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然后到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地调查情况，寻找以前在沈阳工作时接触过的同志，物色了一些情报人员。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苏子元再次回到哈尔滨，随后着手建立齐齐哈尔情报组的工作。很快以龙江医院为中心联络站的情报组即建立起来，负责人是苏子元。
1932年3月，齐齐哈尔电台开始工作。龙江医院的院长、医护人员等都是地工人员。院长杨允中、医生张执中为中共党员。护士朱绍华在赤塔受过专门培训，主要负责电台收发报工作。苏子元以医院为基础发展扩大组织，吸收了孙乐天、谭连成、纵精博、白瑞为地工人员。这些人以“病人”身份住进医院，进行共产主义知识和情报业务的学习，又通过他们纵向发展情报人员。并利用各种可靠关系建立了多处交通站，
白城子情报站和电台的建立主要是准备在战争时期监视日军向蒙古及苏联作战的调遣军队及军火运输。考虑到从苏联运送发报机非常危险，因过去曾发生过被日本特务查获及情报人员被捕的事件，于是决定由周云庭到哈尔滨朱绍华处装配发报机。恰遇警察巡查，而周云庭组装好的电台就藏在床下，苏子元机智地用“家礼教”的用语与警察周旋。巧妙地躲过了盘查，保护了电台的安全。随后，苏子元将电台放在柳条箱中，通过机务段长王钧的专用车厢运到昂昂溪，再转运到白城子。
在白城子郊区，苏子元租了三间民房，几亩菜地，修建了菜园，修建了暖窖，作为秘密发报间，用温室种菜，借以掩藏电台。情报站领导人为苏子元，情报员有周太，发报员为张郎。
1936年，白城子情报站由于报务员不辞而别被迫停止了工作。电台由齐齐哈尔情报站接收。
张永兴领导的白城、洮南情报站
在1934年至1936年之间，中共满洲省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使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面貌。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相继成立，开展积极的反“讨伐”斗争。在此期间，张永兴领导的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齐齐哈尔秘密建立了情报站，在洮南、白城建立了情报点。
张永兴和他领导的地下情报站，搜集日伪军事情报的计划周密，方法巧妙。张永兴曾亲自带领情报员王国相在洮南、白城以买瓜籽为名进行侦察活动。为进入敌人的军事设施和营区，有时组成“苦力”侦察组，利用给日本人送货、修路、烧水、清扫场地、清理仓库、搬运货物等机会，经常进出日本军营、飞行队、工兵队、陆军医院等场所，侦察日军飞机的种类、机号、起落架次，演习状况、货物运输数量及步、工兵的装备情况等。
大量的军事情报汇集到情报站，经张永兴整理分类，能用电台传递的就及时发出，用电台传送有困难的，就派人直接送往上级情报机关。
在两年的时间里，张永兴领导的白城、洮南情报站，为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日军在白城地区和其他沦陷区的军事情报。
1936年9月20日，日本宪兵队在北黑线逮捕了有通苏嫌疑的高立良。9月25日，瑗珲三道沟交通点被敌破获，正在三道沟附近活动的关奎群、蔡秀林、罗世环被捕。蔡秀林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供出了张永兴、闻汉章、许志岚等领导的齐齐哈尔情报站，张永兴等人被捕。
日本宪兵队在关东军特工的配合下，对逮捕人员进行了突击审讯。起初，日本特务试图劝降张永兴，做他们的“秘密工作人员”，为他们效力。他们把张永兴等作为主攻的对象。面对敌人的诱降，张永兴义正辞严：“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还能投降你们！”当敌人想通过他们了解第三国际情报组织的情况时，张永兴坚定地说：“我们的组织规定，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认识的人，不准对外人议论。”
诱降失败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转用严刑逼供。敌人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绑在长凳子上，用水壶不停地往嘴里和鼻孔里灌凉水，将肚子灌满后，特务们又骑在他身上，把水压出来。反复地灌挤和其它酷刑的折磨，使张永兴几次昏死过去。每当他被凉水浇醒时，他都两眼喷射着怒火说：“我告诉你们，我是中国人，中国正在遭受你们的侵略。我不能坐视不顾，现在中国人不能马上把你们赶出中国，但我们要同侵略者血战到底。我们要解放自己的国土，是需要苏联援助的。我为苏联工作是为了挽救我的祖国，我确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敌人见张永兴在重刑之下毫无惧色，又把张永兴的妻子和两个儿女抓到宪兵队，企图用亲人劝说而使其改变态度。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始终未能动摇张永兴的坚定信念。1937年1月5日，日本宪兵队将张永兴等8名情报员枪杀在齐齐哈尔市北郊。
张永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成功地领导了共产国际地下情报站，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情报员朱尚达
1935年，共产国际情报员朱尚达被苏联情报局派遣回国，在白城子菜市胡同道西，以开粮米店为掩护，搜集日军情报。后因与苏联情报机关断了联系而潜伏下来，直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
1945年8月12日，从西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在白城子上空盘旋数圈后飞去。朱尚达看清是苏联飞机，于是就对邻居“洪昌源”老板屈洪信说明了自己多年隐瞒的真实身份。在屈老板的惊异之余，朱尚达又说出了打算借助苏军夺取日本鬼子的军火和重要物资的想法，希望屈老板等人帮忙。
8月13日，朱尚达联系了屈老板的儿子屈振铎、屈的内弟孟祥春等人，制做了联络暗号，即一把镰刀斧头符号挂在每个的胸前，这样就能证明身份，苏联红军就会接待。这些符号别人没见过，都是朱尚达自己准备的。
上午3人做好了准备，刚到白城子北门时，苏联红军的坦克就一辆接着一辆开过来，每辆坦克上都架着重机枪。朱尚达选定第三辆坦克车上前招手，并用俄语说话。这辆车停了下来，后面的车子也停了下来。从坦克里跳下来几个军人，其中有一个是军官。朱尚达边说边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份已陈旧的证件，递给那个军官看，坦克上的兵见了都举手说：“上高！上高！”那军官叫朱尚达上车，朱、孟两人爬上了坦克，屈振铎因害怕心跳得很厉害，没有敢上车，这些坦克便向城里开去。
在朱尚达的引导下，苏联红军顺利地占领了日本鬼子的军火库、油库、仓库以及火车站、宪兵队、伪县公署等要害部位，并在伪县公署挂起了苏联红军指挥部的牌子。当日，朱尚达臂上佩戴红袖标，为苏联红军安排食宿而跑前跑后。下午，朱尚达摆酒宴，请城内各界名流，祝贺白城子光复和抗日战争胜利。
驻白城子的苏联红军指挥机关命朱尚达组织一支军队。朱尚达曾多次找屈老板，要帮他建军，屈不想从政，一心想经商，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但表示可以借给他一笔钱，作为建军费用，算表示的一点心意。
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朱尚达在白城成立了公安队，朱任队长。公安队成立由于原封不动地接收了维持会的治安队，扩编时，又将一些地主和伪警宪人员委任为公安队的负责人。如孙相臣是农村的大地主，就因与朱尚达有亲属关系，而被委任为中队长。所以在1946年初“光复军”打白城子时，他领导的公安队里勾外联悉数投敌叛变，最后使朱尚达身边竟无一兵一卒，造成很大损失。虽然如此，朱尚达对接收白城还是作了一定的贡献。
朱尚达在苏联期间因退出中共党员而成了苏共党员，1946年4月中旬，经中共白城子地委批准，朱尚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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