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最后一顿午餐，85岁的傅达仁先生吃了一颗水煮蛋、一点点蛋糕和巧克力糖。
原本胃口一直不佳，但那天他突然有些嘴馋，像个孩子似的念叨，“哇，这最后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还有没有？”
吃饭时，儿子在他衣服口袋里放了200美金，又被他打趣，“噢儿子，这是你给我拿来当过路费的。”
2018年6月7日，在瑞士安乐死机构Dignitas的尊严屋中，傅达仁先后喝下两杯药水，家人身着深色正装和礼裙围坐在他身旁，为他鼓掌，告诉他“没有病痛了，我们爱你。”
他的右手被儿子紧紧握住，直到头也缓缓靠过去，进入永眠。
傅达仁被冠上“亚洲安乐死第一人”的名号。但其实这位开明的老先生与其他普通的父亲并无太大区别，年轻时忙于工作、严厉、看重亲情，还有大家长般的慈爱。
小时候，儿子刚学会煎牛排，喂他吃了一口，隔天他便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刊登文章《一块牛肉》，讲述父子间的温情故事。骄傲又霸道，弄得儿子很不好意思。
他时常要求全家人要在家中一起吃团圆饭；早在几年前，就为自己挑好了墓地，避免家中意见相左；全家人两次往返瑞士的所有费用他也坚持自己出钱支付，300多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65万多），几乎花光了他个人的全部积蓄。
就算弥留的最后一刻，公众在影像上看到的傅达仁也依旧干净体面。作为台湾知名体育主播，他竭力维护着自己一辈子的形象，要清清爽爽，即便身患绝症。哪怕在医院，他也试图在外人面前努力控制自己衰颓的一面，连主治医师都夸这位病人“修养很好”。
医生说他的生命只剩下3到6个月，但他拒绝开刀、插管、化疗，靠吗啡镇痛，挣扎着比医生的最后通牒还多活了一年半。
只有为数不多、最亲密的家人，才目睹了那些因末期癌症带来的堪称狼狈和痛苦的场面：体重骤减、呕出胆汁、腹泻不止、抽搐发抖、剧痛难熬。
好在，一切终归尘土，结束是以他想要的方式。
剥洋葱访问了傅达仁儿子傅俊豪，以下是他口述的父亲。
“痛在我身上，你们没办法体会”
2016年6月，爸爸在台湾林口长庚医院检查出胰脏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是有一点震惊的。
确诊之后，家人几乎把全台北的医院都跑遍了。最开始，我们和医生都劝他开刀，周围的朋友也鼓励他要发挥“篮球运动员”的精神，尝试化疗。
胰脏是藏在胃、肝脏后面的器官，如果拿掉胰脏，会留下三个手术接口，一旦接口发炎，必须插管从肚子里把血水导出来。
医生告诉我们，如果不开刀不化疗，爸爸存活的时间是3到6个月，如果开刀加化疗存活两年的几率是50%。
台湾每个人都有健保，看病比很多地区便宜许多。但癌症重病要用到标靶药物或是手术住院，长期下来的费用其实不低。
我们还咨询过到日本治疗，也是化疗的一种，用最新的技术：用分子直接3D定位，瞄准胰脏头的癌细胞，用镭射光打下去，要差不多200多万新台币的治疗费。
但爸爸自己的意思是不要做手术，说“干脆不要治了，不要花这些钱”。
考虑到他八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样的手术，语言不通的地方生活也不方便，我们也就没再坚持。希望他能在剩余的日子里有尊严地吃饭、走路，做他想做的事。
傅达仁。受访者供图
但其实癌症病人最难熬的是疼痛。
爸爸痛起来只能靠吗啡止痛，其实那是毒品，会成瘾。我们听医生说，很多癌症末期病人会痛到把点滴直接拔掉，发狂、要跳楼自杀的都有。但爸爸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医生那时候还跟我们说“傅爸的修养很好。”
后来，他的情况变得更糟了。每天拉肚子4到6次，腹部隆起，长出一块特别硬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在慢慢变大。再后来每天拉肚子的次数增加到8到10次，吃什么拉什么。
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看到了宛如地狱一样的场景，爸爸痛到发狂，那时候的爸爸已经不是爸爸了。
在爸爸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知道安乐死这件事，病了之后开始积极打探。差不多从2017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联络相关机构。
2017年11月，爸爸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本来已经决定要执行安乐死了。但很巧，他曾经上书给台湾高官要求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正好那时候有了回应，官方要接见他，但最终促使他回来的原因是我当时恰好病了一场。
回台北后，爸爸的疼痛又发作了，不得不加大吗啡贴片的药量，这导致他发生严重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当时我在上班，接到电话后赶回家开车带爸爸去仁爱医院。中途他也一直不停地吐，后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说是钠离子过低，挂上了点滴。
在病床上，他不停地躺下又坐起来，躺下又坐起来，几秒钟就重复一次，整整一夜都这样。半夜又开始发抖、翻白眼，医生说爸爸已经是濒死期，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当时的场景，对我冲击很大。我们都非常后悔让他受这样的折磨，没让他那次就在瑞士完成安乐善终。
家人甚至把葬仪社都找来谈好了，但到了第二天中午，爸爸突然清醒了。我问他：“爸，你已经死过一次了，应该不会再想去瑞士了吧。”他说，“当然要去！痛都在我身上，你们都没有办法体会，你们不能帮我痛。”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病床上一直能听到我们说话，但是自己却讲不出来，那种全身疼痛的感觉，就像是有人在拿棒子打他一样，“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了。”
不希望最后一刻很狼狈
我今年29岁，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快要六十岁了。
在我印象中，他很高大、健壮，年轻时身高有1米8，他蛮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国中时身高超过了他。
他是很威严、严厉的父亲，小时候我如果做错事，时常会被他责骂：“做一件事毁三件事，敬酒不吃吃罚酒。”
其实他很爱我们。有一次我刚学会煎牛排，喂他吃一口，隔天他便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一块牛肉》。那时候我还小，觉得很不好意思。
爸爸做什么都是100%付出努力，做到顶尖。不管是打篮球，还是做篮球教练，从广播做到电视也都拿了金钟奖。
傅达仁和姚明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他是个公众人物，从很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不会有比父亲做得更好的了，他生前在的时候我没有说过。对我来讲，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一辈子的形象都是很正面的，不希望最后一刻是很狼狈的样子。
爸爸一生中进医院很多次，头部、盲肠、胃部、腿部都开过刀，伤痕累累。
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他随时会走。他常常会说，如果遇到车祸或是什么紧急的事故，千万不要帮他插管，“不要惦记，让我顺顺地走。”
活到这个年纪，他看过周围很多朋友插管、电击之后的状况，只能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他不想要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想去瑞士实行安乐善终的原因。
其中一个例子是爸爸曾经的学生，也是台湾的篮球教练，叫吴建国。他以前身高200公分，跟巨人一样，但癌症末期在安宁病房里，躺着没有办法讲话，整个人缩得不成人形。
爸爸生病后，我们有请帮佣来看护，妈妈也会照顾。照顾病人会占用很多时间，我们全家这么多人只照顾爸爸一个病人都时常会很忙乱，睡到半夜起来跑急诊都是很常见的。
爸爸本身很乐观，这个能量也会传到我们身上。反而时常是我们很紧张，说“爸你要治哦”，他回答，“我这么老了，要治什么呢？”我们告诉他，没关系的，全家以你为重，他却说，“我不要拖累你们。”
这两三年间，在精神上他不曾有过绝望的时刻，很正面地面对死亡。
傅达仁（右）和儿子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很多人从电视上看到他生病后接受访问的样子，都说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癌症末期病人。其实有时候一个小时的访问做完回到家，他非常疲惫，要休息很久才能缓过来，这是外人看不到的。
有时候，我们全家人也会因为舍不得劝他放弃安乐死的想法，他偶尔会有一点动摇，但最后还是坚持，“我瘦成这样皮包骨，还有什么好活的呢？你们要支持我嘛。”
他要的是尊严，不要他不堪的样子被人家看到。就像他喝下那杯药的时候毫不犹豫，那是他性格中一直都有的勇敢，只要决定的事情，都会拼尽全力去完成。
安乐善终前，傅达仁参加儿子的婚礼。受访者供图
两赴瑞士
从台湾去瑞士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们两次陪他去，每次差不多都呆两个礼拜。
在瑞士有两家机构可以执行安乐死，一家叫Dignitas,另外一家叫EXIT，全世界唯一一家能服务外国人安乐死的只有Dignitas。
它的网站上面没有电话，只有e-mail，回复你的时间是由对方决定的，我们只能等待。瑞士周六日不上班，再加上隔着时差，我们和机构来回沟通的过程非常耗时。要知道，对于癌末病患来说，最珍贵的也是时间，爸爸常常说要提早去，他怕等不到。
首先要缴300美金，成为Dignitas的会员，把病人在台湾的病历寄过去审核，执行安乐善终的资格是病人年满十八岁，并且被判定只剩下3到6月生命。
接着机构会安排两次医生面谈，确认这是你本人的意愿，是意识清楚下做出的决定，第二次面谈时会定下安乐善终的执行日期。
在瑞士，我们没有与其他病人的家人接触，但在总部参访时看到很多资料夹，分别标注了红色、黄色、粉色、绿色，那些表示已经完成安乐死、正在安排或已经登记的病人。
其实在父亲之前，已经有一位亚洲的病人过去执行安乐善终，但他是美籍亚洲人，纯中华血统长大去完成这个仪式的，父亲是亚洲第一位。
第二次去瑞士，原本定了6月6日执行仪式，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爷爷，但那天早上下午都已经安排了其他病人，一天最多只能两位。
我们曾经问过Dignitas的工作人员，如果家属反对的话，病人还能执行安乐死吗？对方说，只有傅先生是我们的病人，只对爸爸本人负责，会100%尊重他。
仪式延后了一天。7号早上11点，我们进了尊严屋，先签署文件，然后房间就可以随意使用，等当事人觉得自己状态准备好了再服药。第一杯是止吐剂，25分钟之后喝下第二杯致命的药水。
头一天，爸爸就交代好，说要买鲜花和蛋糕，我问他买哪一种？他笑着跟我说，“你们觉得好吃就好啦，开party在歌声中送我离开，都不准哭。”
爸爸的最后一餐饭，吃了一颗鸡蛋，一点点蛋糕还有巧克力糖。有一点遗憾的是，他吃着鸡蛋，说“哇！这最后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问我们还有没有，那时候外面有台湾的媒体记者在守着，我们也不方便出去再买。
爸爸就说没关系，就这样啦，我们唱歌吧。我们一起唱了首《奇异恩典》，是他头天晚上自己亲自填写的歌词。
父亲靠在我肩上倒下去，呼吸慢慢没有。当我们陪伴他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工作人员便先请家人离开，当地的检察官和法医会到现场鉴定——这也是为了避免检察官会当面对家属提出苛责的问题，大多与谋财害命或是诈领保险金有关，对家属情感上造成再一次伤害。
傅达仁和儿子拥抱。受访者供图
全家对于丧葬仪式的要求很简单。因为爸爸常说“活着的时候对我好一点就好了，死了办多大的仪式都没用”。所以吃最后一餐饭的时候，我放了200美金到他的口袋里，他调侃说，“噢儿子，这是你要给我拿来当过路费的。”
在当地一家干净肃静的殡仪馆，爸爸完成了火化仪式，全程两个小时。他穿着自己的衣服，我们看着他通过运输带被送进高温炉，那个开始的按钮是由我亲手按下的。火化结束后，骨灰被放进瓮中，封蜡，带着盖有印章和翻译的火化证明才能上飞机。
瑞士的消费是全世界数一数二贵的，洗碗工的月薪是12万新台币，一份简单的麦当劳套餐要700块新台币，对我们来讲也是消费非常高的。
Dignitas收取安乐善终的费用是一万多美金，包括从入会到病历审核，再到两次面谈、执行、火化，协助我们取得官方证明上飞机。
全家人两次往返瑞士的所有费用包括食宿，都是爸爸自己要求付的钱，大概是300多万新台币，几乎花光了他生前所有的积蓄。这是他辛苦一辈子赚的钱，我们尊重他，由他自己来决定怎么使用。
不是鼓励自杀，而是多一个备选
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外婆的离世。
她晚年糖尿病加中风，在床上躺了七年，又在加护病房拖了一两个月才走，全身都长了褥疮。那时候看着她时常对着空气讲话，嘴里哇哇念。最后那次是肺积水，急诊插管，管子插进去就看见她的头慢慢低下来，一口气完全吐出来，离开了我们。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一个人走是这样子的。
早在三四年前，爸爸就为自己挑好了墓地，在死亡这件事上，我们家里避免了分歧和争吵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定好的。爸爸决定要去瑞士安乐死之后，我们便一起查询搜集资料、询问朋友。
以前亚洲文化都会避免谈论死亡，但在父亲安乐善终这件事之后，很多人开始思考应该怎么好好规划自己的最后一段人生。有很多病患家属来问我们安乐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就把经验分享出去。
今年2月24日，我们在台湾成立了安乐善终立法促进会，把爸爸的故事分享出去，目前大概有70位会员，大部分是商界、学界、医界、政界人士，现在比较缺少法学界人士。
父亲推广这个理念的时候，是想着节省社会和医疗资源，减少后代麻烦、不希望我们受累，同时实施个人人权，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最后一程。
其实我们收到的信息中，九成都是支持的，还有一些出于舍不得，认为不要做这件事。很多人会说安乐善终就是自杀，其实不是的。我曾经问爸爸，安乐死怎么不是自杀？爸爸说，安乐善终不痛，自杀比如卧轨、上吊、跳楼都是痛的。
从理智上讲，现代医疗会有一个界限存在。
医生告诉我，对于癌末病人来讲，在医学上让他们只是活下去，有呼吸、有心跳是很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医疗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躺在那里不能说话、吃饭、走路，你觉得真的叫活着吗？
很多人在台湾推广安宁治疗，也认可医疗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可以放手。我父亲就是安宁治疗的病患，但其实就是给止痛药吗啡，从四天一罐增加到两天一罐，吗啡会成瘾，对人的身体也会造成伤害，日渐衰落，不晓得什么时候死。
安宁治疗，也被称为“尊严死”。推尊严死的医生在早期跟安乐死是非常划清界限的，我们现在讲的安乐善终并不是一般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是由医生注射药物到你的体内，而安乐善终在学术上叫“协助自杀”，是由病人自己完成这个动作。
对于亚洲社会来说，比起安乐善终，安乐死是更为熟悉的一种提法。从严格学术意义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安乐善终不是我意识不清楚之下医生帮我打药下去，而是在我意识清楚之下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
对很多癌症患者来说，最恐惧的是这次做完化疗暂时好转了，下一次呢？它是无限循环的。所以有人愿意像爸爸一样自愿坐快车抵达终点的话，也是蛮好的一种选择。
目前推动安乐善终在台湾立法，需要漫长的辛苦的路，一切都刚开始。我还记得在瑞士的时候，爸爸跟媒体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场仗一定要打。”
安乐善终并不是把你杀死，而是你自己认为如果到达一定的限度，当你觉得“够了”的时候，让你有另外一个出口，有得选。
当然，这也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资格。我们并不是推崇说得病的人就马上去选择死亡，而是多一个选择，无痛尊严地离开，当你需要的时候有一个备案，好好规划自己的死亡，好好说再见，好好跟挚爱一一道别。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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