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生
《北欧人》在国内反响平平，一大原因可能是大家对《哈姆雷特》的故事太过熟悉，尤其是当年的经典译制片《王子复仇记》，已经牢牢印刻在一代代中国观众的脑海里。
本片导演罗伯特·艾格斯的声名鹊起，和他极度风格化、个人化的创作有关。而《北欧人》对《哈姆雷特》的再度演绎，在不少影迷看来不过是缺乏新意的老调重弹。如此说来，导演真的泯然众人，失去了当初的灵气？本片的叙事当真俗套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无论是摄影、表演、美术，还是技法与野心，本片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北欧人》不是在一板一眼地照搬、重述哈姆雷特的故事，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用解构的方式展现出对于“变革时代”的独到思索。
这一次，是什么让艾格斯“恐惧”？
艾格斯的前两部成名作关键词事实上都是“恐惧”。《女巫》里有严重饥饿的恐慌、狂热宗教的氛围、丢失孩子的悲伤，但它并不是一部讲述怪力乱神的电影。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人类在危机面前可能会放弃独立思考，丧失理性，不再拥有自由意志，让整个世界走向毁灭。
《灯塔》里的灯塔是守塔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是封存于人心的原始欲望，就像难以捉摸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人类就有可能被反噬。两位守塔人之间的争斗与纠缠，呈现出的是无以名状的恐惧感。
尽管艾格斯镜头下的故事总是发生在过去，但他用“恐惧”表达出来的担忧和焦虑，却指向这个世界的未来。即使人类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但他们依然恐惧被误解、被异化、被孤立，依然需要寻找某种可以被依靠和信赖的确定性。
《北欧人》再次对这一点提出了疑问。妮可·基德曼饰演的王后，不再是传统哈姆雷特故事里被动、可悲的花瓶，反而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一心只想复仇的阴谋家。伊桑·霍克饰演的国王用暴力和胁迫让她当上了王后，但这个被侮辱和损害的女人憎恨这种生活，主动请求克拉斯·邦饰演的叔叔杀掉丈夫，篡夺王位。
这正是对“王子复仇记”的彻底颠覆。虽然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人们总会承认，哈姆雷特的复仇是正义、合理的。可这一回，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饰演的王子心心念念的“我要救回你，妈妈”，对于好不容易逃离囚笼的母亲来说，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噩梦。
换言之，整部电影讲述的不过是恶行引发的痛苦和连环仇恨，一众角色也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可言。但是，如果连王子复仇的正义都只是相对的、不确定的，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这不正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性难题吗？当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交织、纠缠在一起，且都理直气壮地坚持自身立场时，冲突和毁灭会不会成为最终的结局？艾格斯对此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
阐释的开放性与世界的可能性
艾格斯的电影里，总是充斥着各种或明或暗的符号。在《女巫》的结尾，女孩飘向空中，那欣喜的表情和舒展的动作，似乎象征着她终于挣脱了禁锢。但围着篝火起舞的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女巫，还是说电影里的一切都只是女孩头脑中的想象？电影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灯塔》里两个守塔人的床铺位置不断调换着，雷电和暴雨来了又去，上一秒还在拥抱的两个男人下一秒就暴怒，亲密地舞蹈之后就是厮杀。所有的场景都是混沌、无序的，各种悖论同时存在，而艾格斯同样拒绝对此进行任何解释。
电影里既没有时间的秩序，也没有前因后果。守塔人看到的人鱼、章鱼，到底是超自然的现象还是守塔人精神崩溃后产生的幻想？灯塔里到底有什么？所有的问题都留给观众自己去阐释和理解。这就是艾格斯的电影，这一回也不例外。
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不缺少壮丽、恢弘的英雄史诗气质，《北欧人》却将叙事背景搬到了原始、苍凉的维京人领地，这不光是为了展现所谓原版的哈姆雷特故事，更是在刻意消解宏大叙事的特征。
《北欧人》里的巫师、流浪的先知、披着野兽皮的人、复仇之剑，无一例外地糅杂了神话的成分，增加了电影的魔幻氛围，旨在强调王子必须前往复仇的宿命论。但在王子被安雅·泰勒-乔伊饰演的女奴救出后，完全可以和所爱之人浪迹天涯，过上岁月静好的日子。但为了保护爱人和孩子，也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王子还是毅然决然地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为复仇而战。
这当然是再清楚不过的隐喻——传说也好，宿命也罢，导演并不认为个体的命运轨迹是先定的，因此，他也不希望带着观众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去评判王子复仇的故事。
王安忆在解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时就指出，“我觉得‘否定’不如‘怀疑’高级。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之中怀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言之中。”这或许也是《北欧人》不被部分观众接受的原因。因为王子选择复仇，到底对不对？叔叔和强暴王后的国王比起来，真的更邪恶吗？作为仇恨根源的王后，到底值不值得同情？对这一系列问题，本片确实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和箴言。
在传统电影里，人物会遭遇不幸，但他们总能在旅程中克服挑战，达到更完满的状态。而德勒兹认为，这不过是虚假的“叙事神话”，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偶然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一个拒绝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变革时代”。就此而言，《北欧人》绝非《王子复仇记》的维京版，因为它的精神内核远比后者贴近现代。
在雅克·德里达看来，哈姆雷特是为正义而生，但他必须用仇杀和惩罚来实现法律上的公正。他对此无法选择，因为“历史已经先他而存在”，他的出身就证明了世界的“本源性腐败”。那么，哈姆雷特的出路到底在哪儿？
女奴和王子的孩子，就是存在于“王子复仇记”之外的无限可能性——美好的事物绝不能用暴力、惩罚去换取（王子杀死叔叔），而要超越对立和矛盾（王子和王后、叔叔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这也正是艾格斯电影始终充满多义性的根本原因——唯有彻底终结目的论、本体论，才有可能真正地打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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