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看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现在，便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寖疏，开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 《畴人传》 四十五)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 “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析：
鲁迅这篇《看镜有感》是杂文中的奇文！看镜而知今古，对镜而观中外，旁征博引，叙议结合，把文章写得波澜叠起，妙趣无穷。
文章以汉代的“海马葡萄镜”的铸造为例，联系汉武帝开边万里，张骞、李广利等人开通西域，促成中外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交流的历史事实，指出正是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才形成了博大精深，闳放渊雅，丰富多彩的汉民族文化。唐太宗李世民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建立了国威远播的唐王朝。唐的文化，在继承汉文化的基础上，又一次的吸收境内各民族和异域的文化营养，形成了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化，出现群星灿烂、英才继起的唐诗创作高潮。敢不敢大胆地汲取、借鉴外来的文化营养，常常是弘扬与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关键。
从海马萄葡镜的纹饰可以看出汉朝人的闳放、自信和大量，新来的动植物本非国产，也不是华夏的国光，但汉人毫不拘束，也没什么忌讳，立即把它们化为我有，铸入铜镜，成为国宝。这是一种大胆吸取，勇于开放的积极、健康、进取的精神，汉人墓前的石兽，除了羊、虎以外，还有来自西域的独角或双角，似鹿而非鹿的天禄、辟邪等奇兽的形象。唐太宗的昭陵，在寝殿东西两庑壁间，镶嵌有他心爱的六骏良马，特别是带箭受伤的飒露紫马和产在澳洲的驼鸟形象，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创造，表现出当时的民族文化心态，创业者的开阔心胸与宏伟气魄。与此相对照，越到国力衰微，积弱不振，民族自信心下降之时，文人雅士就更加保守，抱残守缺，拘于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绘画不敢画洋花洋鸟，刻印章不敢用草书俗字，必须是蝌蚪篆文，古色古香，越古越好，连记年月也必用天干地支，不敢直书年月。从主观上看，似乎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干净与纯正，但其结果，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与衰败。
鲁迅深刻阐述了发扬民族自信心和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关系。他指出“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原因即在于缺乏敢于无所顾忌地吸收外域文化宏大的汉唐气魄。这反映出民族自信心和开放意识的下降与减弱，也是当时内忧外患、国力贫弱的表现。辽金元的不断袭扰侵犯，北宋灭亡和南宋小朝廷的覆灭，说明“国粹气味熏人”的文艺是无法振起民族魂的。相反，汉唐初起时雄主治国，文才武略盛极一时，虽有匈奴、突厥等为患，但因人民有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越是有自信心的民族，越能正确地引进与吸收外来文化，发展和壮大自己。处于衰弊陵夷之际的民族，往往丧失自信心，盲目地拒斥外来的进步文化。特别是那些神经衰弱的顽固守旧派，视外国进步文化为洪水猛兽，怕成为异邦的俘虏，“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便把已经腐朽的旧传统旧文化的糟粕封为“国粹”，用来抵御革命的思想和进步的文艺，正暴露出他们的无能和虚弱。鲁迅尖锐地嘲讽说“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能否正确地鉴别与吸收外来的文化营养，关键在吸收者的主体是否强健。这正如吃东西一样，强健者无须顾忌，能从多种食物中吸收精华，排泄糟粕，使自己的肌体更加强健;衰病者却禁忌多端，怕害胃伤身而只吃他认为有益的食物，结果是丧失了精神活气，日益衰弱而面临绝境。
为了印证上述论点，鲁迅举南宋与清代的史实为证。南宋偏安一隅，对金元俯首称臣而不图进取，在文化上“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缺乏宏大的气魄与豁达的精神。清朝初年的康熙皇帝，宏图远大，政治上颇有作为，他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气魄宏大，敢用罗马字母雕刻印章，也能推行西洋的历法。杨光先是保守派的代表，他自称只知推算历法的道理却不知推算历法的数字，偏要弹劾精通新历法的洋人汤若望。“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表现出多么顽固、偏执和昏庸的嘴脸。宁可使国家贫弱，科技落后，人民生活在黑暗愚昧中，也不愿吸收一丁点的外国的进步文化，这就是封建复古派和国粹派的共同心理特征。但处在上升时期，力图开创新局面的满清王朝还能做一点晚明君主不愿做的事，用汤若望的新历法编 “时宪书”，并直接印上“依西洋新法”五字，刺得当时的国粹派头疼。阮元评价清初诸皇帝“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道出了他们隐衷，但歌颂他们“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却又未免是奴才吹拍主子的溢美之辞了。
“看镜有感”，重点在感，鲁迅从古镜到汉唐文化，再到宋明清的史实，扣住中心展开论证，叙中有议，引例丰富，剖析深入，纵横开阖， 极尽变幻曲折之能事。但文章的后半部分仍回到镜上来，考证自己的一面日用镜为唐镜，当时曾在闺阁中照过唐代仕女的额黄和眉绿。接着又叙述到道光咸丰时铜镜和玻璃镜并用而如今玻璃镜几乎取代铜镜，似乎离开了议论吸取外来文化的中心题旨而转入对镜子的历史变迁的考证研讨。但事实上文脉不断，意在从对镜子的议论分析中寻绎出它的深层文化背景，揭示出振兴和弘扬民族的根本途径。从宋代镜子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 “正其衣冠”的迂铭词的突出事例，鲁迅得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须取材异域”的结论，他巧妙而生动地描述道：“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真是穷形尽相，从外表到神髓，刻画尽国粹派、保守派诸公的神魂心态，他们口口声声叨念着 “今不如古”，把当时的中国搞得一派乌烟瘴气。变成了确实“今不如古”。要振起民族的精魂，弘扬中华文化的精英，必须扫荡这些封建文化的幽灵孤魂，大胆无畏地吸收来自异域的进步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是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唯一出路，舍此别无他途。
文章的结尾，又回到镜子上来，没有遇见排斥玻璃镜子的人，说明人们总是追求进步，喜欢革新，承认事实的，玻璃镜比铜镜优越，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汪曰桢在他的大著《湖雅》里却攻击玻璃镜而肯定铜镜，认为玻璃镜 “每多照物不准，俗谓之走作，铜镜则无此病”，则又是奇谈怪论，与事实大相径庭了。鲁迅故意讽刺说：“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这乃是揭露国粹派的又一春秋笔法，暗示这些昏庸老人带上有色眼镜，以国粹眼光定取舍，倒看历史，顽固否认事实，即便面对玻璃明镜，也仍然昏瞔胡涂，不辨清浊，乱下判断，从而使文章弦外有音，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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