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田野考古不断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以及与此相应地域文化的蓬勃兴起，近二十多年来，以西汉水上游为地理背景的早期秦史研究，热度经久不衰。人们的视野大幅度拓宽，考察内容愈具深度，学术进展引人瞩目。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对秦国西畤地望的探讨。
嬴秦开国之君秦襄公即位后，所做的头一件大事便是“作西畤，祠白帝”[1]。此举基于西方唯一诸侯国的政治需要，承袭了东夷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天帝崇拜意识形态，确定了嬴秦祖神少昊西方上帝的地位，开创了秦国宗教生活的主导架构，奠就了神权、祖权、政权三者强势结合的治国理念。畤祭传统被襄公之后的秦君继承并且发扬，成为秦国政治、宗教领域的纲领性仪典[2]。所以，治秦史、秦文化的学者多关注此事，除剖析畤祭缘由及社会作用外，也势必兼及对祭址方位的探寻。畤祭为国家最高祀典，应在国都内或国都近郊举行，故祭址方位同都邑地望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更增强了这项研究的意义。
综观目前学界对嬴秦祭址方位的论析，略加梳理，可概括为三种意见，简而言之可称为天台山说、鸾亭山说、祁山堡说。三说均能在文献记载与考古信息结合的基础上立论，各有千秋，却也各具缺憾。笔者意欲对三种观点分别作较全面的绍述和评议，以便关注这一课题的学人了解些动态，希望能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作些铺垫。本文先从天台山说讲起。
一、天台山地区的古文化蕴涵
天台山位于甘肃礼县东北部红河镇六八图村南，与天水市秦城区南部的齐寿山（即汉水古源嶓冢山）同属西秦岭一带山系。沿礼县和秦城区邻接界限的礼县一侧，由西北而东南向的红河，流经天台山之东。天台山“原名庆云山，峻峭挺拔，巉削壁立。周围奇峰迭列，草木丰茂，朝夕烟云变幻，四季景色清幽。山下费家潭一带为古西县遗址。汉魏之际于山东麓建立寺庙（现遗址叫庙台），隋唐之时名庆云寺”。该寺南宋时期毁于战火，夷为平地，仅存庙台[3]。
天台山本身在文献记载中没有留下可供追索的上古文化因子，但流经其下的红河则不同。此河在《水经•漾水注》中称杨廉川，在当地一直名之为峁水河、卯水河或茅水河（今地图标为冒水河）。它发源于天水市秦城区杨家寺乡芦子滩一带，西北延接甘谷东南境，河谷宽阔平坦，且多支流，有“小秦川”之称，是贯联汉、渭两域的重要通道。为探讨嬴姓部族西迁的最早时段和动因，二十多年前笔者曾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说，认为《尚书•尧典》所载受部落联盟中央委派，肩负西方测日、祭日使命的“羲和四子”中和仲一族，是最先到达西汉水（实即汉水）上游的嬴姓族体，后世崛起于斯地的秦人乃其裔胄。此说立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和氏家族和嬴秦在宗族传袭上同属颛顼族系；第二，和氏测日、祭日任务同嬴姓始祖少昊部族专职天文历象的特性完全一致；第三，和氏一族居地与嬴秦早期活动中心为同一区域。这三项因素的对应重合，绝非偶然。和仲一族所“宅”之“西”，从宏观地域上说，当包含后来嬴秦早期活动中心“西”邑，也即秦汉时陇西郡西县所在。以群体生活分布范围而言，当含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秦城区西南部、甘谷县东南部那一片地域，如今陇右学者习惯于称之为“秦源”。域中之“昧谷”，即“日入”之地，又称“蒙谷”，实为当时人们认知所能达到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西极标位点[4]。
当年撰文未细考此“昧谷”的地望。其实它就是曾称“杨廉川”的茆水河谷。许多学者都曾言及此事，其中以赵逵夫先生的论述最为切当。他引用《离骚》言御日之羲和“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云：“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泉。”引《淮南子•天文》 “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泉之池，曙于蒙谷之浦”，引《尚书•尧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伪《孔传》：“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再引《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在说明《后汉书•郡国志》引郑玄此语作“八充山”，实即嶓冢山之后，指出：“所谓‘昧谷’、‘蒙谷’，我以为 即是礼县东部的茆水（今作‘冒水河’，‘昧’、‘蒙’、‘峁’、‘冒’一音之转）。其水发源于朱圄山东南，秦人正是沿着这条水到了西汉水上游众水交汇之地的'西垂'的。”[5]
崦嵫、嶓冢，先儒几乎一致地说在天水西南方，即秦汉时陇西郡西县境内，故昧谷与峁谷声同字异不容置疑。还可再作点补正：《尧典》之“昧谷”，《尚书大传》作“柳谷”，柳字从卯，实即茆谷之误写。《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言翻曾批评郑玄注《尚书》 不识“卯”字，竟训为“昧”，表明虞翻所见郑玄所注古文本即作“卯谷”[6]。《尚书大传》、《山海经》等古籍都说嬴秦始祖少昊之神主司“日入”，这也同《尧典》和仲一族居昧谷测日、祭日的记载密合。自然界的山与水，只有在同人类生活发生关系后方被赋予名称，后世可能有变易，但其原始名称必由最早生活在其附近或关注到它们的群体，依据其形状、特征、物产、气象以及同某种活动有关联而 起称呼，约定而俗成。冒、峁、蒙、昧皆以声明义，缘自该谷被视为日入之处。
茆水河流域，又正是早期秦文化遗存的密集区。2004—2007 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在发现的三个嬴秦活动中心区中，就有茆水河谷地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群[7]。这一区域和甘谷县南境接壤，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在甘谷南部磐安镇的毛家坪，发掘了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包括大量墓葬、灰坑和房基，内容十分丰富[8]。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毛家坪一带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考察和发掘，成绩可观。尤其是穆公时代著名的“三良”之一子车氏家族成员墓葬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该地域确为嬴秦族群一处重要的聚居区[9]。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简《系年》有段文字，谓周灭商时飞廉逃于商奄，成王伐商 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为秦之先人。李学勤先生据此撰文指出，“邾”即今甘谷南部的朱圄山，这支西迁的飞廉余族，即秦之“始源”[10]。“始源”说尚可商榷，但周初一支嬴姓族体迁居于朱圄山地区则是肯定的。朱圄山一脉山系临近茆水河上源，无疑属于上文所述“西”的地域范围。愚以为这支飞廉余族不迁他处而远徙陇右，正是因为陇右原本就存在一个嬴族的小方国，与飞廉同宗。李学勤先生在接受央视釆访时，也承认早已有嬴姓族体在陇右活动。《系年》所言与考古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相呼应。
茆水河谷同嬴秦早期历史的关联，还有一件著名的物证，即民国初年传出“天水西南乡”的青铜重器秦公簋。此簋面世后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几经辗转而至北京，王国维曾为之撰文名声渐起。王国维的学生，甘肃名士冯国瑞是天水人，毕生热心于弘扬桑梓文化，对家乡文物尤为钟情，他将自己对该簋的研究及收集的资料，汇刊于《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中[12],全貌遂大显于世。该簋铸有105字的器、盖联铭，文意主旨是以秦公语气表达对先祖丰功伟绩的赞颂，向上天和祖神祈求福佑；也陈述了作器秦公本人修身蓄德、治国安民的虔诚信念。内容涉及嬴秦君统世系、宗法制度、文化传承、国势状况等重大问题，对于秦史、秦文化研究极具价值。最受关注的是，铭文尊述先祖有“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一语，表明器主乃“十二公”之后的秦君。十二公从何君计起？限内有资格称“公”的为哪些人？这不仅直接关系此器的断代，更牵 涉对秦国政治伦理传统的理解，因此成为学界聚焦的问题。此簋形制、纹饰同周器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已呈现春秋秦器的鲜明特点。主体纹饰为细密繁复的蟠虺纹，并且使用了可连续反复压印的模板，大大提高了复杂图像的制作功效。铭文字体方正瘦劲，结构疏密得当，笔态清丽潇洒，已超越西周后期金文盛行的玉箸体，显示出秦篆格调的雏形，在汉字形体演变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铸铭技艺釆用了单字方块制模法，制陶范时一一打就，字模可多次使用，实扬日后活字印刷之先声。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此簋特殊的文化魅力，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它的关注经久不衰。
关于秦公簋的出土情况，因非考古发掘品，众说不一。有谓出土于窖藏者，有谓出土于大墓者，有谓放羊娃偶然掘取者，实情已难究其真。至于出土地点，陇右学者似已有共识，谓出土于红河镇王家东台。但对于王家东台和天台山的关系，哪怕是当地学者的考证也有歧异。有人认为王家东台就在天台山的东麓，隋唐时盛极一时的庆云寺就修建在那里，后来寺庙毁于战火，仅存台基，故该地又名“庙台”[13]。有人说王家东台又称庙山，天台山在南，庙山在北，二山隔水峁河而相望。认为该山之所以称庙山（或庙台），可能与秦人在该地立祭祀先祖的宗庙有关[14]。
二、天台山说的提出与发展
最先提出天台山有可能是秦襄公所建西畤所在地的，是康世荣先生。他的《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一文，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着力论证秦都犬丘故址当在红河乡茅水河谷（即茆水河）岳费家庄一带。文中对天台山作了简要介绍：“山顶自然形成约600米见方的天然平台，故名天台。很有可能秦襄公就在此台上建西畤，祠白帝。”他举秦公簋为物证，认为该簋即作于襄公时，襄公作为第一代秦君，“既要建西畤，祠白帝；又要铸祭器祀先祖。先祖具体指谁呢？第一公当是‘在西戎，保西垂’的中潏”。襄公便是“十又二公” 后的作器者，器即为畤祭而作[15]。
陈泽先生全盘接受了康说，也主张秦都犬丘就在岳费家庄一带，天台山上的平台为襄公西畤遗址。他也用秦公簋作为立说的物证，认为“十又二公”从中潏算起，器主即襄公。区别在于：康先生主旨是在探讨秦都所在，对天台山与西畤的关系只是顺笔言及，未作详论；陈先生则多次撰文论说天台山，在康说基础上作了更系统、更充分的阐述。他说：“天台者，祭天之台也。天台与畤之义，合若符契。所以确定天台山为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之处，殆无可疑。”又说：“天台山先前名岳山，是《史记•封禅书》所记‘自华以西陇右七大名山'之一。自秦襄公作西畤起，后人遂将岳山改名天台山。”[16]在秦都问题上，陈先生也有新见，主张犬丘与西犬丘并非一地。犬丘，如康说，遗址在岳费家庄，那是非子之前的秦人都邑；而西犬丘，则为非子与大骆嫡子成两支分居的产物，“成居犬丘，非子居西犬丘”。秦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回迁”之邑，即西犬丘，“其地在礼县祁山中部青龙山麓的中川。中川西脊青龙山，南临西汉水，地处百里盐官川的正中”[17]。而这西犬丘，方是后世西县县治之所在。据此，秦襄公的西畤未作于其国都西犬丘，而是作于其先祖故地犬丘之天台山顶。“天台山麓的岳费家庄以北五华里，有非子所立秦先公宗庙遗址；其南五华里有襄公所作西畤遗址；其东北二十五华里的天水市秦岭山，有大骆及其先世的墓葬。上述各处遗址的座落，完全符合居邑周围‘左祖右社’的对应关系，以及居邑与陵墓的合理距离。”[18]
关于秦公簋，陈泽先生说他对铭文作过长期研究，认为“此簋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在西垂始国，在宗庙祭祖时所作的祭器”，说铭文所言之“皇祖”即中潏。“□严御各，以受屯鲁”的“□”字，即李学勤先生考证过的《不其簋铭》中的“其”，为秦庄公名，而“屯鲁”则是庄公所享受的祭品。“我以为这个鲁字，鱼下从甘，应通卤。纯鲁，就是用卤盐腌制而成的鱼、肉之类的祭品”。他认为“十又二公”的“公”，非爵称而是“谥号”，是“尊称”。认为该簋秦汉间刻铭“西元器”，“可释为西垂秦国开国始年之器”[19]。这样，传出于天台山附近庙山的秦公簋，便可被视为秦公作畤于斯地的物证。
陈泽先生主张秦之先祖戎胥轩西迁至今陕西兴平，其子中潏方越陇而至犬丘，即今礼县红河镇岳费家庄一带。所以他不关注也不涉及《尧典》和仲一族的“宅西”问题。后来追随康、陈之说的一些陇右学者，则在该说基础上充实了天台山所处峁水河即《尧典》所言“昧谷”的内容。他们认可笔者提出的嬴秦乃和仲一族后裔的观点，在论述秦都犬丘及天台山立西畤之事时，总要张扬一下峁水河谷曾被视为日入之地，曾被作为西方测日、祭日标位点的远古背景。有学者甚至直指和仲测日的具体方位就在天台山。昧谷史影虽然难以作为西畤地望的直接证据，但可以增强该地区设祭西方天帝少昊之畤的宗教文化传统氛围。如田佐、魏建军、赵文慧等学者的著述中，均表露过这种意向[20]。
天台山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同秦都犬丘岳费家庄说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这一优势，从康世荣先生首发此论时即已具备。据《史记》等古文献记载，嬴秦方国最早的都邑名“西”，此邑又称“西垂”、“犬丘”、“西犬丘”，但秦人并不使用那些称谓，而一直名之为“西” [21]。汉晋至唐的学者一致认为它就是秦汉时陇西郡西县之所在，对此当代学者并无异议。但对其故址方位的认识，却很不一致。《水经•漾水注》有一段言及西县故城的文字：“西汉水又西南，合阳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略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大略”即秦人近祖大骆，“杨廉川”即峁水河。康世荣先生以这段记载为主体论据，将西县故址也即秦都犬丘定位于今红河镇岳费家庄，其位置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所标方位相符。当年王国维作《秦都邑考》论及西垂时曾言：“《水经•漾水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22]笔者在《早期秦史》中列举关于西县故城诸说，并表示：“实事求是地讲，在前列五说中，惟康先生的红河说最符《水经•漾水注》这段话的义涵。其他诸说，有的已远离了杨廉川乃至西汉水流域，有的尚需对郦说作一些引申或修正。”[23]
此说后来又因《尧典》和仲测日、祭日所居之“西”即昧谷，落实在峁水河谷而得到强化。和上古史事紧密联系的名“西”之地，古文献记载中就只有这么一处，这对《水经•漾水注》关于西县故城的记载是一种虽然间接但却有力的支持。田野考古对“六八图——费家庄”周秦遗址群的发现，无疑也为秦都故址设在该地区的意见增添了重量。总之，此说有文献记载、上古传说和考古信息三方面的因素做主论依据，其影响力不容低估。所以，尽管康世荣先生后来观点有所变化，改从笔者所主张的西县故城在永兴与祁山之间的西汉水北岸说，并对西畤地望提出了新的见解[24],但仍有不少学者坚从其旧说。如以岳费家庄为秦都西垂即犬丘为认知前提，则天台山作为西畤所在地便有较强的可信度，这不仅从宗教文化传承上说，还是从畤祭的政治地缘特性上说，都是合情合理的推断。像西畤这种国家性的始祖神祭址，不可能远离都邑。此外，秦公簋这类高品位的祭器出土于该地区，被视为祭址所在的辅证，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
三、天台山说的局限和缺憾
天台山说的局限性，在于其基本论点全是臆测性推理，缺乏明确而切实的辨析。所依据的只是一些宏观理念上的可能，而非具体可直感的实证。峁水河谷确属上古时代名“西”的那片区域，但和仲一族的测日、祭日，和襄公的“作西畤，祠白帝”，虽在部族文化特征上存在某种关联，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出于部落联盟时代通过天象观测以“敬授民时”的历法需要，后者则是“天命观”政治哲学主导下神权、祖权、政权三结合的治国需要，后者并非前者的宗教延续。而且，二者在时间上存在至少千余年的巨大跨度，其间嬴姓族体在生存斗争中必然经历千变万化，其活动领域必然存在扩拓、迁移、回归、分衍等复杂格局，不可能一直固守在一个点。以“西”名邑的传统可能始终保持，但邑址却可能因族体活动中心的变动而易位。一个部族进入文明时代发展到建立方国阶段时，选择地势更开阔、生态环境更适合族体繁衍的区域立邑，而继续使用原居地名称的现象，并不罕见。所以，即使当年和仲所宅之“西”确在峁水河谷，也不能证明千余年后中潏（或中潏之前） 时代具有中心城邑规格的基址存在。“六八图——费家庄”遗址，不过是个早期秦文化遗存密集区而已，这种遗存密集区在西汉水上游较开阔的川原上都可能存在，至多表明那里曾是嬴秦群体生活的一处聚落。因为并未发现诸如城墙、大型房基、贵族墓葬，乃至作坊之类能昭示城邑性质的任何迹象。至于《水经•漾水注》的那段文字，存在一些值得商讨之处，尚难作为判断西县故城方位的确证[25]。
前引陈泽先生的一段文字中说，对非子所立秦先公宗庙、襄公所作西畤、大骆及其先世的墓葬这“三处遗址”，将在“下文详考”。但笔者反复读其下文，却未见“详考”，只有相关史事铺叙及个人看法的陈述，找不到运用可靠资料作出的明确论证。有些地名辨析，也纯系臆想而毫无实据。如说盐官附近的“高楼”村，楼字乃“炉”字之讹；“高炉就是竖炉，是秦人金器和青铜器的铸造厂。”[26] 说天水市秦城区秦岭乡，岭字乃“陵”字之讹，因为大骆及其先公的墓葬可能在此[27]。这类想当然的随意发挥，是不能称之为“详考” 的。陈先生所举示的峁水河谷一带出土的器物，主要就是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介绍的那几件车器。冯先生只说它们出土于“天水南乡”，据何认定其必出自“秦岭山” ？即如李学勤先生所考，它们为周穆王时器，据何认定其必出自秦君之墓？陈先生也言及该地区所见的另外一些文物，且不说他们均系出土地难以确知的民间收藏，即以品位和性质言，全是一般遗址都可能出现的常见器物，没有一件可以引发人们对都邑或君墓的联想。而且，文中对器物不作时代区分，常把如石匕、尖底瓶、彩陶钵等一些压根同秦都或君墓扯不上边的史前器物，也作为物证举出，就更谈不上什么“详考”了。
陈泽先生主张犬丘与西犬丘为二地，说前者在岳费家庄，后者在盐官以东的中川。这已超越推测而实为杜撰。“犬丘是秦人的首都，文公东徙后，秦武公于前687‘伐邽冀戎，初县之’，遂在犬丘置西县治所。西汉末年，改益州刺史部为凉州刺史部，遂将西县治所由犬丘迁至西犬丘（今盐官中川）。”[28]陈先生此说毫无文献支撑，使用的却完全是以己见代替史事的表述方式，难避编造史料之嫌。何况，陈先生还犯了个低级错误，盐官中川在岳费家庄之东 南，怎么就成了 “西”犬丘了呢？为将一邑分为二地，陈先生连方位问题也不顾了。
早在30多年前，段连勤先生就已经详论过犬丘问题。他依据可靠的古文献资料，揭示出晚至春秋时期，今山东西部还存在犬丘又称作垂的地名，那曾是东方九夷中畎夷的居地。夏商之际畎夷（即后来的犬戎）征迁，地名随族体转移到了西方，故陇右就有了西犬丘和西垂配用的地名。西犬丘就是犬丘，加“西”字是针对东方旧地而言，正如在“垂”字前面加西称西垂一样[29]。由于先秦东方犬丘与垂同地异名是确凿的事实，故段连勤的论证得到学界的高度赞同，罕有学者视陇右的犬丘与西犬丘为二地。
说犬丘与西犬丘为先后二邑，也使西畤在天台山说平添纠葛。依陈说，襄公都邑在西犬丘，为什么要把西畤建在犬丘呢？如果说这是出于对祖邑的崇敬，那犬丘不是早就有其近祖非子在庙山所建宗庙么，何必另建什么西畤呢？如果按陈先生对“天台”的解释，立畤是为了祭天，那就应遵传统的祭天原则，将畤设于高山之下的平台或山丘之上，为何却偏要把它建在天台山顶上去呢？而且，陈泽先生虽强调西畤的祭天性质，却又说：“襄公所作西畤遗址，在犬丘之右的天台山上。所祠白帝是秦人祖先少昊，所祭祖先是自中潏至庄公的十二代秦人首领。”[30]据此则西畤也是用来祭祖的，这和庙山的宗庙又有什么区别？陈先生曾盛言过的二者“左祖右社”的 “对应关系”，又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嬴秦畤祭的核心内容就是天祖合一，奠定始祖少昊西方天帝的地位，祭天与祭祖是绝对分不开的，并未纳入周人“左祖右社”的宗教伦理体系。陈先生既要利用秦公簋出土于庙台的传说，又要突显天台山的祭天地位，便形成了祭天、祭祖分为两处的思路，却又无法否认畤祭天祖合一的特性，所以难圆其说。如同在红河域内未找到嬴秦早期邑址一样，在天台山和庙山至今也未发现先秦建筑包括祭坛之类的遗存。说襄公西畤建于天台山和说岳费家庄是秦都故址一样，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缺乏实证的推测。
陈泽先生热爱家乡文化，治学治印，刻苦勤奋，尤痴情于秦公簋铭文释读，毕生孜孜不倦，执著精神令人感佩。但其立说武断，不引凭据、不作考证，且语气十分肯定，这种以己见充当史实的表述方式，会对一般读者造成误导。有鉴于此，笔者甘冒不为尊者讳之讥，从维护健康学风的信念出发，略举数条，以正视听。除了刚揭示过的犬丘、西犬丘问题外，典型文例还有前引对天台山的表述：“天台山先前名岳山，是《史记•封禅书》所记‘自华以西陇右七大名山’之一。自秦襄公作西畤起，后人遂将岳山改名天台山。”[31] 这和陈公关于西犬丘的文字一样是无据之谈。此说萌生缘由的线索由此文可知：“山顶有约800平方米的平台，象篆文岳字之形。” [32] 原来如此。但我们要说，即使陈先生有这么好的眼力，其奈是时汉字尚无篆体何！
《封禅书》所言“岳山”，乃历史地理领域里的著名疑案。全面考察古地志有关此山的记载，古今学者较一致的看法是岳山即吴岳，又称吴山，又称太岳，又称四岳（因古文形近“太”字讹为四字），实即今陕、甘两省交界处陇山脉系中的汧山。五帝时期崛起的姜炎部族就活动在那一带，许多重大上古史事同此山相关，因此名声显赫。孙诒让在《周礼正义•职方志》中作过系统论述[33]，老一辈史学家多从其说。即以近世著作言，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34]、范三畏《旷古逸史》[35]，都对此案有简明扼要的梳理。岳山地缘，业已昭然。《封禅书》将岳山同吴岳标为二山，《汉书・ 郊祀志》袭之未易。《封禅书正义》引徐广曰：“武功县有大壶山，又有岳山。”核以《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武功：“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县东。”[36]为《汉书•郊祀志》 作注的颜师古已经指出：“徐广云‘岳山在武功’，据《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无岳山也。”清儒梁玉绳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他认为《封禅书》中“岳乃垂字之误，以形近致讹”，认为徐广所见《史记》 本“岳山”原作“垂山”，今传世本《史》、《汉》均误，并因之将以《汉志》为据的徐广注文“大壹”误为“大壶”，“垂山”误为“岳山” [37],所言甚是。如此则《封禅书》只言吴岳而未言岳山。退一步说，即便今本《封禅书》无误，岳山为不同于吴岳的另一座山，何以知其就是天台山呢？查《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倒是有和陕、甘交界处的岳山（即汧山）并列的辞条，但那个岳山却远在“今四川安岳县南” [38]。为了提高天台山的名望，陈先生竟凭想象把天台山嫁接到了岳山上去。
又如对祁山的表述。陈先生认为祁山不是一座孤峰，而是一带绵延120多华里的山系，“龙头”是固城的尖山，“龙背”是天台山，“龙尾”即大堡子山。这种认识，无可厚非，因为对此山古今歧说纷呈，且至今难判其主峰所在。令人惊异的是，和对天台山一样，陈先生又以既定事实的口气说：“祁山，在殷周时代名曰西山。西者，西垂也。垂，危也，今义为悬；垂又通陲，陲，磊也，今义为边。西山整体形象好似用巨石磊起来的悬危之山。又是夏、商、周西部边陲而得名。”因襄公“所居、所邑、所畤、所葬之地都没有离开西山，所以在秦建国之后，遂将西山易名为祁山。”[39]陈公的依据应为《史记•秦本纪》言秦文公、秦宪公死后葬西山，而《秦始皇本纪》附文又说襄公、文公葬西垂，所以西山就是西垂。又由于学界多认为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中有一座是襄公之墓，所以大堡子山被认为就是《秦本纪》所言西山；陈先生主张大堡子山是祁山之尾，所以祁山也就是西山，也就是西垂。大堡子山在秦都之西郊，说大堡子山即西山，未尝不可，但把绵延120多华里的祁山统称为西山，就不合逻辑。襄公“易名”之说，更系无风之影。至于为了和“垂”字挂上钩，谓山形像“用巨石磊起来的悬危之山”，就更加荒诞不经了。西汉水北岸全是高低起伏的黄土丘岭，哪来巨石危悬的形态。
陈先生治学欠严谨，还表现在引用古文献的失察上。如在叙述襄公“作西畤，祠白帝”时，多次这样介绍少昊：“白帝就是少昊，嬴姓，名挚。挚为黄帝曾孙帝喾妻宜常所生，是尧的异母兄。他曾继帝喾高阳氏而王天下，因暴戾，为帝尧代取。秦人自称高阳苗裔，少昊之后。”[40]此文并未标注出处，凭直感可知所言来自《史记•五帝本纪》[41]。我国的远古史系本即荒昧难明，司马迁以黄帝为宗始的一元化体系，古今学者均有质疑，因其多现矛盾悖谬之处。盖传说中的那些古帝圣君，可能只是一些跨越时代的部族代号，他们之间的传承递接，往往只能反映部族间的交往、联姻及时代先后的关系，而不能用后世明确无误的血缘世系去坐实。但不管怎么说，司马迁依据大量原始资料，整理出一个五帝时代的史系框架，后人还是十分看重的。陈先生既相信《五帝本纪》，即应通览全篇，前后关照，不宜用其数语而不顾他文。史笔明言，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黄帝死后，“其孙昌意子高阳立，是为颛顼”，“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这几个人的名号和关系是很清楚的。但陈先生笔下，帝喾却成了高阳氏，而被《世本》、《帝王世纪》视为即黄帝之子青阳的少昊，却一下子成了颛顼的孙辈。换个角度说，即使司马迁的五帝体系中不含少昊，青阳并非少昊，而他说的尧之异母兄“挚”，也决不可能是少昊。关于“五帝”之内涵，故说有多种版本。凡将少昊列于其中者，少昊均在颛顼之前；凡将帝喾列入其中者，帝喾均在颛顼之后。而帝喾号高辛氏，颛顼号高阳氏，颛顼继少昊而立，则是古文献记载的通识，从来没有少昊与尧乃异母兄弟之说。显然，陈先生是把两个“挚”混为一人了。少昊名挚，始见于《逸周书•尝麦解》；既承认少昊此名，就该尊重该篇的记载。该篇谓“昔天之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论者以为此言蚩尤乃少昊之佐。又云：“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42]质、挚古通用，《左传》、《孔子家语》、《帝王世纪》等书言少昊即作“挚”。《尝麦》篇学界公认系西周作品，关于少昊“鸟师”的记载又有《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语相应合，故可信度较高。据其文，少昊最晚也应与蚩尤同时，且地位极高，《五帝本纪》所言那个被尧取代了的“挚”，实难与之相提并论。陈公用《五帝本纪》语却不细审其前后文，采少昊名挚说却未读《尝麦》，这都是不应有的疏忽。
再举一例。在论述伏羲生于仇池雷泽时，陈先生说：“据《竹书纪年》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武都道于洛谷，隶陇西郡，是年见大人迹出雷泽。’”[43]姑勿论《竹书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问题，该书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史，出土于魏襄王之墓，内容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竟然能出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史事记载！建筑在这种学风、文风上的研究结论，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
至于秦公簋，它原本是秦国的宗庙祭器，这确定无疑。但它对论证襄公西畤的地望，却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姑勿论其出土地的传说性质，我们已确知的是簋体上有秦汉时代的刻辞，王国维据之论定该簋是时已成为用作量器的“西县官物”[44]。王氏之说已成通识，近一个世纪来无人提出异议。既已成为实际使用着的官府量器，持此考论其出土地可能为县治所在，虽非确证，但情通理顺；因其本为祭器即据之证明出土地为宗庙所在，就有违事理了。有些赞同陈说的地方学者，也随之囿于祭器之识，而忘掉了秦汉间刻辞一事，视此簋为嬴秦宗庙地望的佳证，乃至让庙山、庙台的“庙” 字也参与论证，似乎地名即因秦之宗庙而起。实情却是如前引赵文汇先生所说，该山是因魏晋时曾建过寺庙而称“庙山”的，后来寺庙毁于战火，其残址便被称作“庙台”，“庙”字同秦事毫无瓜葛。
陈泽先生说：“秦公簋是襄公在宗庙祭祖时，所作的开国始年的祭器[45]”，另有位学者更进一步说，簋上的铭文就是襄公在天台山“作西畤，祠白帝”及先祖的“祭文”[46]。这都是为合乎西畤建于天台山说而不顾时代错位的构想。秦公簋的时代问题曾长时期成为相关业界的讨论热点。目前学界将该簋定为春秋中期偏晚器物的看法已高度一致，唯在簋铭称“皇祖”是否指襄公，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襄公是否含容在十二公之内的问题上尚有分歧。在为丁楠先生《秦公簋铭文考释》一书所写评论中，我曾举示近三十多年来影响较大的六部青铜器专著对此簋的断代结论（器主不出景、桓二公），以说明学界认识的趋同[47]。所以，认此簋为襄公始国或立西畤之祭器的看法，有违业界共识。当然，业界共识也可以推翻，但必须讲出推翻的理由，而不能只以无视无闻的态度待之。
笔者认为，主张襄公为器主的学者，大都认定十二公应从中潏算起，根本不顾及器物自身的断代。他们无视春秋中晚期秦簋的物象特征，诸如腹圆已无垂意，盖顶捉手低矮，耳小上翘且无珥，兽首已退化得圆浑无棱，圈足外撇而无支足，细密蟠虺纹已成主饰，铭文字态方正劲秀已近秦篆等，不愿进入青铜器断代学领域，宁死抠“十又二公”一语；而对此语的起止，又完全是自定标准的臆判。怀着这种定见释读秦公簋铭文，也便常闹笑话。如说“以受屯鲁”是庄公接受咸鱼之类祭品，这显然是为了强化西犬丘在盐官附近说，盐官产盐，正可用来腌鱼。实事求是地讲，释“鲁”为咸鱼，倒也不是陈泽的发明，何光岳先生早有此说。但何先生是在考证殷周时代姞姓鲁国即西鲁时提出此说的。他认为西鲁在今天水市境内，族人以沿渭水和西汉水捕鱼、腌鱼为业，鲁、卤同音通用。该族居地产盐，后世称为“卤城”，即今礼县之盐官镇[48]。何先生这项考证颇受史界重视，其对“鲁”字的解释也可备一说。但此说无论对错，都不能移用于对秦公簋铭文的释读，因为“屯鲁”是金文中的习用语，表丰盛厚重之义，这已成未见他训的定说，用法也已经程式化。80多年前，徐中舒先生在其《金文嘏辞释例》一文中，即将“屯鲁”列为专条论述过，指出“屯”“鲁”皆表丰厚义，可单独使用，可并联使用，亦可和福、德、休、右等美好词语连用。即在徐老引示的金文句例中，含“屯鲁”一词的文句就有9条，而任何一条都和腌鱼扯不上边［49］。
又如簋铭中“作□宗彝，以邵皇祖”的“□”字[50],此字有些模糊，甲、金文中未见，难以隶定。冯国瑞释为“嘉”，后世多从之；较慎重的学者，常以未识字待之。审其结构，可断定并非手与吻的会意字。但为了张扬襄公开国祭祖的亲情，陈泽先生作了这样的解说：“我以为此字右上从手，呈拥抱之形，下从勿口，表接吻之意，应释为吻。不拥抱何能接吻，至于勿口易位在金文中不乏其例。吻字的本义，是用嘴唇接触人或物，表示崇敬和亲爱。用在这里，是说作一件宝器，紧紧地挨着置于宗庙祖牌的前面，以所铸铭文显扬列祖列宗的功德以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亲爱。”[51]就算依陈先生的隶定，此字下部为“吻”字，却也不表拥抱接吻之义。《说文》：“吻，口边也。”《释名•释形体》训“免”之外另列一训：“或曰口卷也，可以卷制食物使不落也。”郑玄注《周礼·考工记·梓人》“锐喙决吻”，即以“口腃也”释之。孙诒让的疏语则更切当些：“谓口锐利而唇开张也。”[52]核以诸书所引文例，断无以此字表拥抱接吻义者，盖我国传统礼仪民俗中并无此习。吻字的亲嘴义涵是近代西方社会生活信息传播到我国后才萌生的。用这个后起字的近现代义，去训释春秋时期的金文，让秦公簋去同“宗庙祖牌”拥抱接吻，只能是一种笑谈。
秦公簋发现于民间，具体出土地及出土状况众说纷纭，至今仍是迷团。青铜器尤其是载铭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历代都视为珍品，故往往随持有者而转移流动，并不固存于始置之地。如“吴王夫差鉴”出土于山西代县，“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湖北江陵，被考定秦庄公为器主的“不其簋”，盖传出陕西西部，而簋身却于1980年出土于山东滕县一座古墓中（盖为后配）。此类事例甚多。秦公簋现身于“秦源”域内，可证秦国迁都于关中后，故都西邑地区作为祖基腹地，仍有贵族留守，保持着宗庙祭祠传统。进一步说，由于它已成为西县官府量器，提示我们思考西县县治有可能就在出土地那一带或其相距不远处，如此而已。此簋为春秋中期偏晚器已无可疑，所以它和襄公始国以及作西畤毫无关系。
--------------------------------------------
[1] 《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8页。
[2] 祝中熹：《嬴秦畤祭的东方文化渊源》，《秦史求知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 [13]赵文汇：《天台山纪实》，《礼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4] 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秦史求知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 赵逵夫：《秦史求知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序文第 8页。
[6] 裴松之：《三国志•吴书•虞新传》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 1323 页。
[7]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早期秦文化项目在礼县工作的重要收获》，《嬴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
[8] 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甘肃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
[9] 独小川：《秦早期文明概论》，《秦文化探研》，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2页。
[10]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 年9月8日11版。
[11] [44]王国维：《秦公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984 年，第901-903页。
[12] 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944年。
[14] 赵文慧：《魅力秦源•文物瑰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 258、260页。
[15] 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
[16] [18] [26] [27] [28] [31]陈泽:《西垂文化研究•秦人早期都邑及庙畤陵墓考（下）》，五洲文明出版社，2005年，第37、67、77、79页。
[17] [30]陈泽：《西垂文化研究•秦人西垂文化概论》，五洲文明出版社，2005年，第19、20页。
[19] [40] [45] [51]陈泽：《西垂文化研究•秦公簋铭文考释与器主及作器时代的推定》，五洲文明出版社，2005年，第33 - 34. 37、38-42页。
[20] 田佐：《话说西汉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雍际春等：《嬴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魏建军：《人文礼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赵文慧：《魅力秦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21] 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 页。
[22] 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 529 页。
[23] 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 100 页。
[24] 康世荣：《祁山稽古》，《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
[25] 祝中熹：《早期秦人都邑考》、《再论西垂地望》，《秦史求知录》 （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9]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问题》，《人文杂志•先秦史专刊》，1982年。段连勤：《犬戎历史始末述》，《民族研究》,1989年5期。
[32] 陈泽：《西垂西畤考》，《礼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33] 孙诒让：《周礼正义•职方氏》，中华书局，1987年，第十册第 2668 - 2670 页。
[34]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册第77 - 79页。
[35] 范三畏：《旷古逸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5页。
[36]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六册第1547页。
[37]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二册第802页。
[38]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5年,第1583页。
[39] 陈泽：《西垂文化研究•说祁道岈话西垂》，五洲文明出版社,2005 年，第95页。
[41]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4页。
[42] 黄怀信等：《逸周书彚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31、734页。
[43] 陈泽：《西垂文化研究•关于伏羲生于仇池考述》，五洲文明出版社，第151页。
[46] 魏建军：《人文礼县•寻根问祖溯源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年，第168页。
[47] 祝中熹：《民国初出土秦公簋的文化魅力——兼评丁楠先生〈秦公簋铭文考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期。
[48] 何光岳：《中原古国源流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 79 - 82 页。
[49] 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中华书局，1998年,第542 - 546页。
[50] 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隶定文，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 19页。
[52] 孙诒让：《周礼正义•冬官•梓人》，中华书局，1987年，第十四册第3381页。
此文转自《礼县文史资料》第十辑
祝中熹，1938年生于山东诸城，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任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兼《陇右文博》副主编；现为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长。倾心于先秦社会及秦文化研究，亦涉文辞故实考辨。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早期秦史》《秦西垂陵区》《物华史影》《甘肃通史•先秦卷》《秦史求知录》（上下册）《青铜器》（与李永平合著）《古史钩沉》《摩碏庐文史丛稿》。主持策划《嬴秦西垂文化》的编印，参与《甘肃文物菁华》的编撰，为《陇上珍藏》 领衔撰稿人之一。
监制：杜东阳 责编：郭虎 编辑：马小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