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草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貌差异很大，东南的山地峡谷和西北的高原雪山形成鲜明的对比，民间歌谣这样唱道：
北方，有无垠碧海的粼粼波光
有无数雪峰起伏的白浪
南方，是一片绿色的沃土
水草和庄稼散发着芳香
红军过草地涉及到几个地名，毛尔盖、松潘、若尔盖，查了资料和地图之后，发现1935年红军过草地经过的松潘草地和毛尔盖草地，现在是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若尔盖草原毛儿盖片区和现在的红原大草原。
若尔盖大草原，有川西北“高原的绿洲”和“绿宝石”之称，幅员辽阔，气势如虹，风景如画，如今是旅游胜地。在这块绝美的绿洲上，约有一万多红军将士长眠于此。
若尔盖县城
1935至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三次经过如今的红原草地，驻留时间前后长达半年之久，红军长征过草地中有名的“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故事，正是发生在红原大草原上。
小学课本中《金色的鱼钩》插画
注：杨成武红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小战士郑金煜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茫茫草地，他的故事后来作为原型，被军旅作家王愿坚创作为小说《七根火柴》。
七根火柴雕像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毛尔盖是周边藏族地区最大的村落，当时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存粮并不太多。
红军要过草地，主要的困难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后勤保障。
不要看现在的大草原很美丽，但80多年前可是生命禁区、“死亡陷阱”，虽然没有追兵，恶劣的自然环境是最大的敌人。
一是恶劣的天气。徐向前回忆道：“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气候乍暖乍寒，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而雨雪交加。”草地上经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辨方向，只有在太阳偶尔穿出云层时，才能纠正行军路线。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到阿坝的草地行军正值雨季，部队露宿草地，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中，仅红６师就牺牲了１７４人。
二是沼泽遍布。草地上河沟纵横，水寒刺骨，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身体虚弱的战士倒下。更可怕的是，软绵绵的草包下常隐藏着沼泽，稍有不慎，人和马都会陷下去。一位老红军曾回忆：“草地上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都是陷人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用力过猛也会被带入深泥之中。”
三是荒无人烟。草地中没有人家，也没有路。董必武回忆说：“我们初听到草地这个名字，以为不过是人烟很少、草木浓密的地方。谁知草地是真草地，在地上看不见泥土，只看见草和水，不但没有人烟，简直没有人迹，所以也没有路，没有树木。”聂荣臻也曾说：“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杳无人烟，‘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而后勤保障更是大问题。
当时阿坝州是一个封建农奴社会，由封建主（土司、头人）、牧主和寺庙上层喇嘛三者联合统治。在政治上统治阶级享有无限的封建特权；在经济上他们凭借对土地和草场的支配及操纵，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残酷压迫农牧民，农牧民生活极端贫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当地的粮食产量不高，品种也少。人均有粮在400～500斤之间，全区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之经济中，据推算全区总储粮仅在1000万斤左右。
红军在进入川西北时，红一方面军近2万人，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红军人数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在红军集中的地区和主要行进路线上，红军人数超过了当地居民人数。
当地老乡告诉红军，如果要过草地至少要准备十天以上的口粮，十五天以上最佳，如果每天按1斤计算十万红军就需要100万斤粮食；而两个方面军汇合后已经在川西北呆了几十天，当地的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红军各部队都组织了征粮队，虽然筹粮工作进行了一个月，仍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的要求，最多的能有8斤至10斤，一般的有5斤至6斤，有的只有3、4斤。因此，红军一方面向藏民请教尝百草，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供过草地时采用；另一方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还带点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
这时不得已就要收割地里还未完全成熟的青稞麦；有些地的主人不在，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藏民拿着牌子向后面的红军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证据。
在杨成武的《忆长征》一文中讲：“一军团四团在芦花一带筹粮时，找到一家头人的牛栏下，发现新砌的一堵墙，墙上糊的稀泥还是湿的，拆开一看，里面几口大锅里盛着青稞麦，也有一坛坛玉米、黄豆、酥油。同志们把它叫做‘密窑’，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好几个。”在地里青稞成熟时，各部队便组织割麦队下地割青稞，手搓麦粒煮吃。据调查，红军在黑水各地筹、借粮中，纪律严明，所筹之粮，有的按当地粮价付给了银圆和布匹，有的没付钱但也都打了借条。
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牌借据，是一块长96厘米、宽19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借据写到：“红军在这块麦地里收割了青稞200斤，你们可凭此牌向任何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兑取这些青稞的银子、茶叶。未兑取前请保存此牌子。前敌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四川日报》报道），这个木牌借据现保存在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馆。
木板借据
当地牧民仁青卓玛手拿“木板借条”
前锋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吃，后续部队连这些也没有，为了战胜饥饿，红军将士们只好吃皮带、皮鞋，最后把少量的牲口也吃了，甚至彭德怀从长征开始时一直骑的一匹黑骡子也宰掉分给战士了。
红军过草地吃的皮带（国家博物馆藏）
参与过草地的中央领导对此印象深刻，毛泽东在延安和全国解放以后，曾对此有过多次讲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期藏、羌人民的革命斗争业绩，高度概括地比喻为“牦牛革命”。还曾一再表示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藏羌）民债的，欠了债是要偿还的。”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见《红星照耀中国》第159页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第308页）。
邓小平同志在1952年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红军北上，在那里（川西北兄弟民族地区）是把他们（当地老百姓）搞苦了，这在当时是为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要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血对西藏说》）
萧克回忆：“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大家用野菜代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
除了粮食，饮水也是大问题，草地的水常年不流动，里面有很多寄生虫，无法饮用，很多红军战士不得已喝起了人尿和马尿。草地中由于蚊虫横行，传染病也很严重，大量红军由于痢疾、疟疾等疾病不治而死。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过草地时发了几天高烧，连东西都吃不下，最后是被抬出草地的，陈赓自告奋勇当了担架队队长，后勤部长杨立三也抬着周过了草地；杨立三1954年去世时，周恩来亲自抬棺送葬。
中央红军过草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四五千红军战士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大草地，占到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真是吃人的草地。
时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六团团长孔庆德回忆，长征过草地，其所在团共有2800多人，北上，南下；南下，北上，走出草地后只剩800多人，减员近2000人。大多数不是打仗打死的，而是饿死冻死的，当天晚上宿营，次日起来一看，一堆一堆的人都没有气了。
长征过草地，途经班佑河，过河后彭德怀命王平回返，收容掉队红军。王平领兵一营，急行军七十里，始至河畔，举目远眺，果然人影憧憧；近视之，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皆呼之不应，摇着不动；细检之，约数百人，唯一的一名小红军尚有气息，将军命抱小红军回，中途断气。多年后，老将军言此情景，老泪纵横，哽咽不已，闻者无不长叹息。
史沫特莱1937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的老红军莫许的日记，他讲述了一个在泥沼中挣扎的红军战士的情况。莫许扶着那个战士站起身来，但那个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拽着步枪，他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咽了，莫许小心翼翼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莫许继续行军，当他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同志垂死的悲惨形象又出现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了。
长征时任红六军团五十一团总支书记的朱家胜多次对其女儿说起，长征中过草地，因高原反应严重，疲惫至极，他在途中见一士兵盖被单躺着，又在旁边树一木牌，上书“不准坐下”四字。他心想，这人能睡觉，我也能坐下歇一歇，便靠近坐下，见该战士无声息，伸手掀被单，竟见一具死尸，他这才醒悟，该士兵是因坐下而亡。
包座战役
8月27日，红军以惨重代价走过大草地，到达藏族村子班佑，面前的拦路虎是驻扎在包座的中央军一个团。
包座在松潘北部，地处草地边缘，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路，红军北上必须要拿下包座。包座战役遗址位于若尔盖县求吉乡和包座乡交界处，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6公里。分上、下包座，多为高坡、森林地带，扼松（潘）甘（肃）故道要冲。
之所以胡宗南只派一个团驻守这么重要的据点，也是因为后勤问题，包座这地方周边荒无人烟，大军补给十分困难，来的人多了补给上不来，还没打自己就乱了。
指挥包座战役的是徐向前，任务交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三十军和红四军。1935年8月29日包座战役打响，红三十军包围了包座南侧的大戒寺，国军八十九师的一个团在此构筑了严密的工事，且粮食储备丰厚，因此红军一时不能得手。
从一个俘虏口中，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得知国军第四十九师武诚仁部正驰援而来，遂决定对大戒寺之敌围而不打，全力伏击援军。
国军第四十九师毫无戒备地进入了伏击圈，随着嘹亮的军号划破长空，两侧的密林中涌出潮水般的红军，顿时，枪声、爆炸声、呐喊声响成一片。红三十军孤注一掷，不仅上了预备队，连警卫连、通信连甚至机关干部、宣传队乃至炊事员都挥舞着大刀上阵。
四十九师是福建的十九路军整编来的，基层军官多是黄埔生，作战非常顽强，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血战八小时，大部被歼灭，部分突围逃回松潘。
红军攻入武诚仁指挥部时，武诚仁的胳膊中了一枪，痛苦地瘫在地上，绝望中被冲上前的红军战士按倒在地。在押往红三十军军部时，由于天色阴暗，又下起了瓢泼大雨，臂膀受伤的武诚仁竟奋不顾身地跳进一条河里，逃得性命（武是福建人，水性相当好）。
武诚仁是黄埔一期生，也是蒋介石十分看好的得意门生，是黄埔生里除胡宗南外少数几个已经干到师长的，得知他既未成功也未成仁的事后，蒋介石勃然大怒，将他一撸到底。伍诚仁的军旅生涯从此黯淡无光，再无建树。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红军歼敌中央军精锐部队五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而红军这边红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阵亡。
包座战役遗址
包座战役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使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成为可能。指挥这场战役的正是以后的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
徐向前元帅
十大元帅中，公众心目中战功卓著的如林彪、彭德怀、刘伯承，而徐向前这些元帅的军事才能基本不为人所知。 其实，无论在指挥艺术还是胆略方面，他们跟徐向前比起来，都差了那么一截。从军事天赋、指挥艺术和战绩来说，徐帅是元帅中的第一人。
由于种种原因，徐向前的功绩被淡化了，他那曾经威震敌胆的英雄事迹和赫赫战功，被官方宣传和历史教科书有意无意地隐去了；我军高级将领中，能与徐向前相提并论的只有粟裕大将。
徐向前生于1901年，当时八国联军刚刚离开，《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帝国裱糊匠李鸿章刚去世，华夏大地一片萧瑟，社会极为动荡，但也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大时代。
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其他九位分别来自湖南、四川、湖北、广东。这是因为孙中山开启的近代革命，基本由南方人主导。
徐向前最初的志愿是当一个老师，乱世之中无处能放下一张课桌；他便和几位同乡从山西到上海，再到广东，进入黄埔军校，是一期中的佼佼者，在校期间还给孙中山当过警卫。
黄埔军校
年青时代的徐向前
1929年，徐向前受命赴湖北开创鄂豫边区根据地。
1931年11月，徐向前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时年30岁。期间，他成功运用“围点打援”战法，指挥红军先后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
1932年，徐向前率部西征，开辟了川陕根据地。期间，他先后指挥了反三路围攻、仪南、营渠、宣达、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等著名战役，歼灭国党军队10余万人。
1936年10月，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因中央军委的战略错误，加上前线指挥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西路军最终全军覆没。
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向前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第一纵队司令员，参与创建了太行、冀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
1940年，中央害怕尾大不掉，以召开七大的名义将徐向前召回延安，并任命其为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从此不再担任方面军大员。
贺龙、徐向前和朱德
947年6月，徐向前病中请缨，来到山西指挥作战，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徐向前以惊人的毅力，在担架上抱病指挥，仅凭刘邓大军走后留下的6万地方部队，先后取得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的胜利，消灭阎锡山部队近30万，山西获得完全解放。
徐向前元帅全家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徐向前出任我军首任总参谋长。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2月间，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和李先念等老帅老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怒斥林、江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做法。这就是著名的“二月逆流”。
1978年，徐向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79年，徐向前决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8年，他为支持邓小平使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主动辞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90年9月，一代元帅徐向前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据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回忆，刘帅生前曾经说过：我军有两个人最会打仗，一个是徐总指挥，一个是粟司令。这是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
作为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徐向前有着过人的胆识，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他有超人的谋略，善于以弱敌强，以少歼多，出奇制胜，运动歼敌。
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先后开创了全国三大苏区中的鄂豫皖和川陕两大苏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是战斗力最强悍、战绩最辉煌的红军。在最为艰难的红军战史上，全国红军的歼敌总数为60余万人，而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其歼敌数就有近40万人，占红军歼敌总数的60% 。
徐向前不仅善于指挥作战，其军事理论也极富创造性。他是我军唯一一位不受毛泽东影响，由自己独立创造并形成完整军事思想体系的杰出军事家。
早在鄂豫皖时期，徐向前就和戴克敏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将红军的游击战争经验概括为七条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对照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可以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独立总结出如此相似的作战经验，足以证明徐向前过人的军事才能。
国共两军的黄埔毕业生，徐向前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就是徐向前指挥的双桥镇战役，活捉了岳维峻。
等蒋介石发现徐向前的能力后，试图花高价购买徐向前的人头（和朱毛一个价，比贺龙、彭德怀、林彪都高，看看还是敌人最了解你），左等右等，等了几十年，从大陆等到台湾也没等到。
1930年6月，徐向前率领红一师800余人向平汉路出击，首先袭占了杨家寨车站，郭汝栋第二十军两个连，在睡梦中全部被歼。第二仗在杨平口用诱伏手段全歼郭汝栋一个正规团1200余人，首创鄂豫皖红军歼敌一个团的范例。第三仗夜袭花园镇，全歼敌一个团1400余人。在一个多月内，徐向前指挥红一师，三战三捷三扩编，歼敌4000余人，并使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
1931年11月，刚刚上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一反过去内线作战、长途奔袭的战法，决定先发制人，围点打援，连续发动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 在商潢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主力第二师遭到毁灭性打击，该师师长汤恩伯狼狈而逃，险些被俘。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为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的空前大捷，徐向前军事生涯的辉煌篇章。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武汉和南京。
在川陕根据地，徐向前从当地的地势、敌情、我力等条件出发，创造了“收紧阵地”这一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反围攻作战形式，它与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诱敌深入”战法也有相似之处。按照这一方针,徐向前指挥红军打破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其中反“六路围攻”战役歼敌8万余，创下了红军歼灭战的最高纪录。
1935年3月至4月，徐向前发动强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勇猛顽强，神速果断，连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共歼川军12个多团1万余人，为中央红军入川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假如没有强渡嘉陵江战役，假如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强力配合，中央红军极有可能重演石达开全军覆没的悲剧。（第四次反围剿，蒋介石率30万大军首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避战转移至川西北；如果是徐向前统军，也许早就把凯申公打败，哪里还会有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的故事，历史也将为之改写。）
1935年8月，毛泽东、徐向前率领右路军进抵班佑地区。徐向前主动请缨，发起包座战役，运用“攻城打援”战法，歼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5000余人，打开了北上通道，并且缴获了大批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最难能可贵的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过草地后忍受着饥饿和疲劳，在敌我兵力相当，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的情况下，仍然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表现出极其惊人的攻击精神，获得了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38年春，徐向前率一部兵力去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他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首次提出“创造平原上造‘人山’”的战略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冀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也为全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用坑道爆破的方法攻克山西重镇临汾，接着又以6万之众横扫晋中，运用包抄、围攻、声东击西、前牵后逼等灵活机动的战术，将阎锡山的精锐野战兵团大部歼灭，把战线一直推进到太原城下。
徐向前元帅在作战室指挥晋中战役
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到徐向前汇报晋中战役情况时插话说：“唉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徐向前指挥才能的赞扬。
从外表上看，徐向前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木讷。实际上，徐向前的指挥风格与其外表恰成鲜明对比。
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艰苦战斗中，他锻炼出非凡的勇气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刚到鄂豫皖任副师长时，师长已牺牲，部队也只有黄麻起义后留下的300多名农民战士。头一次带队上阵，敌人的机枪扫过来，没经验的战士都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徐向前却站在那里岿然不动，从此在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此后，哪里战斗激烈，他就拿着驳壳枪出现在哪里。（这个和隆美尔率领第七装甲师进军法国一样，枪林弹雨中隆美尔指挥若定，而身边的士兵和卫兵很多都倒下了，死神见到这样的将军也要绕着走。）
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回忆说：“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红四方面军善打硬仗、善打恶仗，是跟徐向前的指挥风格分不开的。
徐向前和李先念
越是硬仗越向前。他的这股硬劲，在1948年的临汾战役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是役，他根据解放军炮火不强、城坚难摧的情况，决定采用“土行孙战法”，依靠坑道爆破解决战斗。当部队以土工作业逼近主城墙时，敌人用一切手段破坏。解放军共挖掘爆破坑道十五条，掩护坑道四十余条，除去被敌人破坏部分外，最后只有三条坑道能挖至城墙下，部队伤亡很大。
关键时刻，徐向前号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他对部下说：“就是胡子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总攻时，两条坑道内所装一万八千斤炸药同时点火，将厚厚的城墙炸开两个五十多米宽的口子，八纵二十三旅首先突入城内，战后被命名为“临汾旅”，为我军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旅）级作战单位，也是我军部队中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最大作战单位。此役为解放战争中最为典型的坑道爆破攻城战术。
徐向前极善于带兵，特别是能在短期内将素质较差的地方部队整训成无坚不摧的雄师劲旅。 他到鄂豫皖才两年多，便将只有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带成拥有4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1932年底，徐向前率领四方面军千里转战，创建了川陕根据地，仅用两年时间，就使部队由1万4千人发展到8万之众（功劳都给了张国焘）。
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后，徐向前将晋冀鲁豫的6万地方部队集中起来，编成华北第一兵团，接着发动凌厉攻势：下运城，克临汾，横扫晋中，围攻太原，一路凯歌，所向无前，显示出极其旺盛的攻击力。
徐向前治军严明，军令如山，特别注重部队战斗作风的培养。在作战过程中，他特别要求“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打”、“坚持最后五分钟”、“跑不动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
他经常说：“当一个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抓住战机，英勇果断，不顾一切！”、“作战之前静如处子，缜密思考，周到部署；一上战场，要胆大包天，像出山猛虎，不吞掉敌人，决不罢休。”、“对于弱敌，要把它当强敌来打；对于强敌，要把它当更强的敌人来打”。
他强调：“打歼灭战对敌人要狠！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在歼灭敌人的行动上，也要狠！不怕疲劳、伤亡和消耗。”、“你觉得自己最艰苦、上不去、顶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最困难的时候，谁能硬着头皮打，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
徐向前就是这样把红四方面军培养成一支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敢打硬仗恶仗的钢铁雄师。后来的华北第一兵团就是直接继承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乃是典型的徐向前风格。
一直以来，人们往往把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当作我军最杰出的军事家，其实，他们无论是指挥艺术还是胆略方面，都比不上徐向前。
林彪打仗的特点是精于计算，不打无把握之仗；擅长指挥游击战和运动战（尤其是奔袭战、追击战）；但指挥阵地战底气不足；而且他指挥的大多数战例都是以多打少，以优胜劣，很少有以少胜多的战例。
最为严重的是，林彪的战略眼光不够，且缺乏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应有的胆魄和眼光，在历史上屡犯错误。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南昌起义后当了逃兵，长征中的“会理风波”，抗战初期先是主张“到陕南去打游击”，后又提出要跟日本人“打大规模的运动战”，解放战争中三打四平不下，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犹豫不决，特别是后来中南打白崇禧期间所犯错误更多，与陈赓争论事件等等都是其军事生涯的污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彪在东北这个条件最好的根据地上，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 辽沈战役前，林彪指挥的东北解放军总共歼敌不过40万，这点可怜的战果跟同时期的刘伯承、粟裕等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辽沈战役，林彪以70余万对敌人55万，歼敌47万；平津战役，林彪以百万大军对敌60万，歼敌52万。比起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以36万歼敌44万的战绩来，林彪逊色不少。
林彪拥有实力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接收了东北精良的日式装备，全军仅有东野有炮纵和特纵这种特种部队），却打出了五大野战军中排名第三的战绩，仅比彭德怀部和聂荣臻部强一些。
刘伯承善于打巧仗，用兵灵活机动，出奇制胜，且军事论著丰富。刘帅的代表作有七亘村、神头岭、上党、平汉、陇海、定陶、鄄城、巨金鱼等战役战斗，它们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役。
刘帅的最大缺点就是“巧则巧矣，威猛不足”。当年的虎狼之师红四方面军（后来的刘邓大军）在刘伯承的手下变得“欺软怕硬”，缺乏旺盛的攻击精神，打不得大仗恶仗；后来挺进大别山，部队严重畏敌避战，特别是对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碰都不敢碰。为此刘伯承曾一气之下专门开了一个“安卵子”会议，大骂手下将领“没卵子”。
其实“世上没有不能打的兵，只有不能打的将”，主帅的指挥风格对部队战斗作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故毛泽东用刘伯承取代徐向前，在军事上实在不是什么英明之举。
彭德怀作战勇猛，饶有胆略，用兵灵活，经常以少胜多，但也存在严重不足：有时过于蛮打蛮干，且思虑不密，大胜之后经常大败，虎头蛇尾。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时的榆林战役和陇东战役、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皆是如此。
徐向前用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打大仗恶仗，具有超人的胆略，打歼灭战时“胃口”大得惊人，经常以少胜多，甚至以少歼多，步步出敌不意。
在苏家埠战役的第二阶段中，徐向前敢以不足2万人的兵力围歼敌2万多人；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战役中，他以8万之兵对敌20余万，结果歼敌8万；在临汾战役中，他以数万地方部队围攻72天，硬是将历史上从未被攻破的“卧牛城”一举拿下；接着仅休息20来天，又以6万疲劳之师秘密北上，连续作战，在一个月之内横扫晋中，连克14座县城，歼灭阎锡山军队10万之众；在太原战役中，他又以劣势的兵力长期围困太原城，并攻克太原之重要据点“四大要塞”，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
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共大部分将领都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成长为军事家的，唯独徐向前是个例外，他的军事思想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且自成一家，独具特色，其用兵思路跟毛泽东惊人地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徐向前比其他元帅更杰出的地方。在这方面可以同徐向前相提并论的，唯有粟裕大将。（如果单论战功的话，粟裕超过了徐向前，在解放军中无人能比）
粟裕指挥作战，想他人之不敢想，打他人之不敢打。黄桥战役、天目山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无不如此。不仅出敌人之不意，有时候甚至毛泽东都想不到（孟良崮和豫东战役）。
粟裕不仅善于指挥作战，而且在战略上有独到的见解。解放战争初期建议内线作战；后来建议暂不渡江南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等等。这些卓越的战略建议，对解放战争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粟裕是解放战争无可争议的第一功臣。这些，都是粟裕的过人之处，他在中共将领中是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
如果用国外名将相比，林彪的风格和蒙哥马利类似，稳重、保守，不打无把握之仗，总是在兵力、武器有相对优势时才下决心；而徐向前的风格有点像成吉思汗、曼施坦因、隆美尔，用兵灵活，常常出人意外，经常以少胜多，敢打硬仗。
沙漠之狐隆美尔
为什么徐向前这样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在后来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得不到重用，最终被埋没呢？
1935年，长征会师之初，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为1：6，极为悬殊。毛泽东同志深感自身力量的单薄，对四方面军将领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特别是对徐向前，更是费尽心机。因为四方面军长期在张国焘的训导下，几乎所有将领都成了他的心腹（不听话的都肃反了，曾中生就是案例）。
尽管中央极力争取，但四方面军多数将领态度还是比较高傲和蛮横，这让毛泽东有些恼火，影响他以后一生中对待四方面军将领们的态度。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陈昌浩、王树声、孙玉清、王建安等人对中央表面还算客气，但明显冷淡而且有很深的隔阂；黄超、李特、何畏、余天云等人则连基本的礼貌都不讲，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人放在眼里；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态度就比较好，对中央领导比较尊重，所以，他们就成了毛泽东内部“统战”重点争取的对象。
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跟张国焘走，这让毛泽东有些失望，也使徐向前在此后一生中被毛泽东视为圈子外的人。
1935年9月，右路军过草地后，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实现其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和控制整个红军的野心，坚持挥兵南下。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9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是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当夜，毛泽东秘密率红三军团单独北进，逃离四方面军控制区域，向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
其实，聪明的徐向前不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来意，但还是婉言相拒。作为红四方面军核心领导，他虽然多次表态支持北上，也知道南下不利，但内心极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最终感情战胜了理智，选择了南下，犯了他“终身抱憾的错误”。
可以想象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虽为中央，由于实力太弱，四方面军中竟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愿意跟他走。可以想象当毛泽东独自率一、三军团仅仅七千人北上时，他是如何看待这支忠心耿耿跟着自己的部队的，可以想象这七千人为什么以后会出这么多的元帅将军高级干部，可以想象当时同样级别的四方面军将领为什么一直受到打击和压抑。
争取徐向前的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建者，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在所有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对中央还算是尊重的，特别是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说了一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阻止了两军火并，救了毛泽东一命。因此，毛泽东以后也没有和徐向前计较，但是，他对徐向前和彭德怀、林彪、罗荣桓、陈毅等嫡系是有区别的，只是选择了徐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存在而已。他经常说：“向前同志是个代表啊！什么代表呢，就是代表革命军队中的四方面军。”
毛泽东向徐向前授元帅衔
和林彪、彭德怀、陈毅、罗荣桓等人相比，徐向前在军事才能方面不差什么，但差的就是关键时刻的选择。故而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就基本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了。
抗战初期，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手下正是自己一手创建的原红四方面军部队，而师长却是中央空降下来的刘伯承——中央对徐向前的打压可想而知。
1938年，徐向前刚在冀南平原搞出一片大好局面，就被抽调到当时最复杂、最乱的山东去当第一纵队司令员。但徐向前竟然又创造了奇迹，短短一年之间，便使山东局面大为改观，根据地和军队的数量迅猛发展。
1940年中央想召开中共七大，将徐召回延安，而中共七大最后直到1945年才召开，徐向前同志只好当了几年抗大校长和晋妥联防军副司令员。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徐向前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眼看着刘伯承、粟裕、彭德怀等战友驰骋疆场，叱咤风云，而自己只能呆在延安后方教书、发展生产，其心中之悲凉可想而知矣！
解放战争最后两年，在后方的徐向前再也呆不住了，经过争取，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来到山西。面对山西这个烂摊子，徐向前又一次大出毛泽东的意料，以不到6万人的地方部队，接连发动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战役，秋风扫落叶般解放了山西全境。
阎锡山是一只老狐狸。从辛亥革命之后就开始经营山西，几十年来固若金汤。蒋介石权谋玩得那么好，都没能解决阎锡山。论精明，阎锡山在民国大军阀中算是首屈一指的，比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厉害。但阎锡山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精明，不够硬。
毛泽东用徐向前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统帅去对付阎锡山，相当于打到了蛇的七寸。然而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让徐向前干掉阎锡山，而是让他钳制阎锡山、不要去支援平津，让林彪从北向南解决问题。
但徐向前如同一柄锋利的宝剑，被隐藏得太久了。他自己把山西地区的游击队和民兵组织起来，决定首先进攻临汾。随后徐向前指挥军队向北，拿下晋中；兵临太原城下。当时他手下大约10万人，扫清太原外围的守军，将太原团团围住。
太原城城防坚固（想当年这地方可是唐高祖李渊起家之地），阎锡山守城部队有10多万，由于阎锡山自己建有当时先进的兵工厂，晋系部队火力也非常强。为了表决心，阎锡山向公众展示了自备的棺材和毒药，要和共军决一死战。
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
但徐向前最后并没有打太原，因为军委命令徐向前暂缓解放太原。当时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在同时进行。如果那时候拿下太原，那么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50万大军很可能西撤或者南下。为了稳住傅作义，对太原采取了只围不打的政策。平津战役结束，方才拿下太原，不过那时的指挥官是彭德怀而不再是徐向前。
徐向前在山西的那段时间，是一代名将在战场上最后的演出。徐向前军事生涯的最后辉煌，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异彩纷呈。然而，再怎么精彩，也只是一个次要战场的辉煌而已，徐向前的军事天才，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整个抗日战争和国共决战前半段，徐向前基本处于缺席状态。红四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徐向前昔日的那些部将，都在建功立业。原本被视为张国焘心腹的许世友成了毛泽东的心腹，继续冲锋陷阵。经历西征失败的秦基伟，也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后来更是在朝鲜战场大放异彩。唯有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一代天才统帅，再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
其实国共决战之初，刘少奇曾想过让徐向前和彭真搭档去东北。如果这事真的成真了，东北就变成徐向前和彭真的组合。彭真主政，徐向前主军，如果是这样，东北战场将大为改观。不过最后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位子还是落在同样远离战场数年的林彪身上，而林彪关系处得并不好，后来毛泽东将彭真调离东北。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但排名却倒数第三，连贺龙、陈毅和罗荣桓这三位不以军事指挥见长的都排到他前面去了（徐和彭都是方面军的创建者，资历基本一样，论战绩超过彭，而林刚上井冈山时还是个小连长）。
网上一直在争论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司令的最佳的人选，毫无疑问，除了粟裕，就是徐向前，如果徐帅拜将指挥志愿军，那历史肯定要改写。
虽然打仗很猛，但徐向前在生活中非常接地气。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喜欢戏曲，晋剧、粤剧、河北梆子都爱听；懂得乐器，弹扬琴、拉二胡都不错；与此同时针线活也不错，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还能给自己织毛衣。他自己织了件毛背心，一穿就是30年（质量过硬啊），最后成了徐家压箱底的宝物，现在还在博物馆。另外他还喜欢养动物，长征时还带着一只猴子，算是蔑视困境的一种态度吧，也因此赢得“布衣元帅”之美名。
徐向前虽然经历坎坷，但依然屹立不倒。尤其是建国之后的历次波折，最终安然度过，这才是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