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古称粤西，谢启昆《粤西金石略》等收录不少粤西石刻，加上笔者访查原刻，访求拓片、照片，访索文献，发现粤西石刻的文化内涵丰富，而且很有特色，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本文要分析的石刻诗的依存现象，即诗歌或诗句依存于碑文或碑刻之中有的文中赋诗，即碑文作者自于文中赋诗诗常置于文末，或中部、文末均有赋诗还有文中或碑中引诗、录诗，所引所录乃他人之诗或他人他书之诗句诗或诗句与碑文或碑刻互相依存，这种现象，自唐至民国皆有，数量不少，而以明清尤多，值得关注，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石刻文化的别称?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石刻文化的别称
广西古称粤西，谢启昆《粤西金石略》等收录不少粤西石刻，加上笔者访查原刻，访求拓片、照片，访索文献，发现粤西石刻的文化内涵丰富，而且很有特色，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本文要分析的石刻诗的依存现象，即诗歌或诗句依存于碑文或碑刻之中。有的文中赋诗，即碑文作者自于文中赋诗。诗常置于文末，或中部、文末均有赋诗。还有文中或碑中引诗、录诗，所引所录乃他人之诗或他人他书之诗句。诗或诗句与碑文或碑刻互相依存，这种现象，自唐至民国皆有，数量不少，而以明清尤多，值得关注。
粤西石刻，主要是碑刻和摩崖石刻，内容繁杂，凡生活中事，几乎都可刻石。诗歌依存于石刻碑文之中，为一些本来比较严肃，容易枯燥、呆板、不易理解的文字，比如工程记述、战事纪功、山水游览、官方文告等，增加一些诗意文采，平添一种生动气氛。同时石刻文字借助依存之诗，点明、深化其主旨。依存诗往往是碑文内容的丰富、意境的提升、主旨的深化。
比如写景、抒情。常见的是自赋诗。如融水县真仙岩乾隆六十年（1795）刊莫汝霖《览胜岩题名碑》，碑文描写真仙岩（又称老君洞）所在之胜景，文末赋七律一首：“老子巍峨拔地树，岩如狮吼吞江渚。朝看远岫白云飞，暮听烟波数声□。万壑奔腾倒地来，三□花鸟遍山隈。玉融谁道古岩邑，览此风光一快哉！”对此山此岩作了形象描绘，抒发喜爱之情。又如明宣德年间灵川县张汝器《龙胜山佛塔岩广福祠路记》所赋七律：“混沌初分几劫年，始留踪迹在人前。神居洞府天无夜，龙卧源潭地涌泉。紫雾常遮仙境胜，青山罗列佛岩巅。地灵人杰蒙神祜，血食绵绵入史篇。”通过描写、想象进行写景和歌颂。
比如议论、说理。可以是引他人之作，也可以是自赋诗。如咸丰间钟山县《快哉亭劝民文》，文末云：“钦命提督广西学政周，为述甲午湖南乡试，有以火油伤其卷者，又将平生所为淫迹尽述卷中，监临官因作七律一则以警众，其诗云：千里来观上国光，卷中旋被火油伤。半生只为淫三妇，七试谁怜贴五场。信是红颜为鬼蜮，悔从黑夜结鸳鸯。而今谨劝青云士，休认残花艳且香。”所引七律有着说理、劝说的目的，甚至于今仍有道德警示之作用。又如万历间永福县陈荣《重修夫子岩望北亭记》所赋楚辞体诗：“如彼缁衣兮，改为之思。如彼甘棠兮，其谁忍伤？维蕃孳之是望。”亦有劝说、提出希望之目的。
比如叙事、总结。一般是自赋诗。如广西大化县《岩光更牌》记修路事，文末赋七绝一首：“谩言艰道路不通，用舍行藏成大功。此后不须攀藤葛，经营来往兴无穷。”突出了修路之作用，对工竣后之往来繁荣作了展望。又如广西平乐县龙门峡雍正间胡醇仁所作《府江滩峡记》，记述府江之险及历代开凿修建事，文末录明人韩雍诗，注明“韩雍成化七年秋八月自梧州出巡至平乐，历诸险滩，悯舟子劳，甚感叹有作”。韩雍诗为五言44句，篇幅与前文“记”的部分相当，内容上也是描写、感叹府江之险，感慨“乃知覆载间，人事诚渺茫”。从这个意义上讲，所录韩雍诗，通过叙事、描写，在客观上起到总结全文并深化主旨之作用。
另一方面，碑文又常常是依存诗写作背景的自然描述。如凌云县浩坤湖（古称东湖）明代土知州岑云汉《游东湖记》摩崖，全文叙述游踪，借景抒情，于文中自然置入作者的一首七绝：“泛泛秋江不系舟，如同身世两悠悠。洞箫一曲清波上，露冷月斜天尽头。”作者与友人、广西诗人谢子嘉泛舟湖上，“荡桨而前，舟横峡口，壁嶂流舟。湖水泻绿，倒影相映，翡翠交生。”“已而维舟壁下，忽闻嘹亮一声，波心梅落”，乃是岑云汉之弟霄汉正在吹箫，于是感而赋诗。诗歌描绘文人意趣，增强了文章的诗情画意，而文章也成为诗歌的最好注解和诗意阐发。《游东湖记》文末又赋六言诗一首：“眺万仞兮苍苍，睹千顷兮茫茫。山色艳乎秀丽，波光焕乎文章。惟丈夫之襟度，正舆士以相将。胡令人之矖瞩，惟山高而水长。”诗写作者游览归程之后，回想此番游览，抒发感受。借助依存一途，碑文与依存诗融为一体。若去其诗，则其文价减半矣！若无其文，则其诗亦难理解，更遑论意境和韵味。更为可贵的是，《游东湖记》石刻文中、文末均有赋诗，这在粤西石刻中为仅见。
又如恭城县西岭镇周王庙光绪十年（1884）刊陆履中《周王庙石狮碑记》，先是序文，再是陆履中署名“邑贡生陆履中撰”，再是捐款名单，随后突然插入七律一首：“不去河东吼一声，特来西岭兆文明。成形岂待月支献，守庙无庸乌弋生。蹲伏尚能惊百兽，强梁从未汗三庚。金毛五色何须羡？长辟邪妖永太平。”并署名“信生周邦杰敬题”，然后“支用开列于后”，最后是立碑时间。从序文到芳名到开支、立碑，这是完整的链条，却于中间插入一首七律，描绘所立石狮，并致祈望，周诗与陆文相呼应，有着共同的主题指向，因此并不显得突兀，反而更显完备、自然。
粤西是边远地区，文化相对落后，但石刻却很发达；石刻，不论是碑刻还是摩崖石刻，都有不少诗歌，有不少诗歌靠这种依存的方式保存下来，即使一般的村规民约或村路开通，也有诗歌的依存。这说明粤西群众对诗歌的热爱。依存诗，有一部分是石刻作者自赋诗，这说明当地人对诗歌创作的热情。有一部分是引他人之诗，特别是引内地名家诗人之作，如都安县《司马桥边凉亭记》引苏轼诗《沿流馆中得二绝句》其一，这说明中原文化对粤西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促进了粤西文化和文学的发展。
粤西石刻诗的依存，以及所依存之石刻诗，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首先粤西石刻诗的依存，其实质是诗歌如何依存于碑文、碑刻之中，诗歌与文、记、颂等相关文体如何融合、起到何种作用、达到何种效果的问题，以及石刻诗在整方石刻之中的地位问题、与同一石刻其他篇目的关系问题、同一方石刻中有多个内容时如何排版处理等问题。因而石刻诗的依存，具有文体学、金石学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是这些依存诗有着鲜明的粤西地域特色。如唐碑《六合坚固大宅颂》，先是序文，再是颂诗一首三章，然后是五言律诗一首：“近渎纵横越，梦岱去来阑。千岑为远绝，三峡以衢难。庶捷犹乘跨，群猿岂能观？若固于兹第，永世保无残。”此诗在前面序文和颂体诗的基础上，对这个偏处岭南一隅的唐代羁縻州的“坚固大宅”，作了地理位置的交待，描绘其雄伟、坚固而易守难攻，对我们了解当时粤西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帮助。其他如《岩光更牌》《甲略兰山寺碑记》《广西道平蛮记》《府江滩峡记》等石刻中的依存诗，反映了粤西的风景、交通、宗教、战事、建设等内容和相关历史。
再次是保存了诗作或不同版本。一些依存诗的作者并非大诗人，也未有诗集传世，其诗亦未收入方志等文献，但因为依存于石刻之中，其诗得以保存流播，不致佚失，如《游东湖记》作者岑云汉之诗。又如《岩光更牌》，没有作者之署名，若非石刻，其诗也必湮没。又如范成大伏波山《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太守范成大赋诗以劝驾云》诗刻跋语：“郡人曹邺桂诗云‘我向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今年用故事，种桂正夏、进德二堂，又复朝宗渠水，以符文章应举之记。赵观文、王世则两人皆魁天下，今状元坊存焉，故拙句中悉及之。”范成大所引唐代广西著名诗人曹邺诗句“我向月中收得种”，除张鸣凤《桂胜》所录与范成大诗刻相同外，曹邺《曹祠部集》、范成大《石湖诗集》，以及《粤西诗载》《舆地纪胜》等文献，皆作“我到月中收得种”，这为我们校勘提供了依据。
综上，研究粤西石刻诗的依存，既可以了解和感受粤西石刻诗的独特风味，又有着文学、文体学、金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意义。
（作者：石天飞，系广西民族大学副研究员）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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