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甚至还有过之，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进入极盛时期。
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导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後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王氏兄弟权倾内外，司马睿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登基大典那天，皇帝司马睿突然拉住大臣王导同升御床，一同接受群臣的朝贺，表示愿与王氏共有天下的意向。但天无二日，王导吓了一跳，连忙推辞说：“太阳岂能与万物同辉，君臣名分是有区别的”，晋元帝才没有勉强他。
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王导每次上朝，晋元帝都要起立相迎。所以"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义，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南史》卷二四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王氏人伦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与秦淮共长久，其基业即奠定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年代。
永嘉南渡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据《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元帝始过江"，汪藻《世说叙录》考述: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
晋元帝司马睿
王导与堂兄王敦一内一外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王导安抚南渡的北方士族，联络南方士族，极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并坚定地支持东晋抵御北方胡族的进攻，寻机克复神州，这是王导一生的志向。为了这一志向，笼络江东士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他积极寻求与江左名门世家通婚。当时的吴语是北人和江东人士都羞于使用的方言，而王导入乡随俗，不惜屈尊学习吴语。
一次盛夏时节，驸马爷刘惔前去拜会王导，看到他把弹棋棋盘贴在腹部降温，嘴里还说道：“怎么这样渹?”“渹”是古代吴地方言，意为“凉”。刘惔离开后，有人问他见到王丞相怎么样，刘惔说：“未见到有什么特别的，只听到他满嘴吴语罢了。”
东晋宰相王导
王导调和南北矛盾的同时，也没忘了身为近臣要时刻规劝皇帝的职责，他成功劝谏司马睿戒酒、放弃随意改变储君等。
一次，晋明帝当着王导的面，询问中书令温峤晋朝得天下的原因。温峤尚未回答，王导上前一步，说：“温峤年轻不熟悉本朝旧事，我来为陛下陈述。”
王导便详细地讲述了司马懿创业初始，诛杀名门望族，宠信培植亲近之人，一直讲到司马昭除掉魏帝高贵乡公曹髦等不光彩的事情。王导以此来规劝晋明帝要远小人，行德政。明帝听后很内疚，掩面伏于坐榻之上说：“如公所言，晋室皇祚安得长久!”
背景：
1、八王之乱：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皇族争权，重臣王衍却打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他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退路，推荐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坚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两个镇守外地，而我留在京师，就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
不过这一举措，并没有使王衍保全性命，最后还是被石勒所杀，但是狡兔三窟之计却对以后的东晋局势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后来琅邪王氏在东晋声势显赫，一时号称“王与马，共天下”，不能不说跟王衍没有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晋元帝司马睿与琅邪王氏之间，是有着历史渊源的。从司马睿的祖父被封为琅邪王开始，自然是要结交辖内的显赫家族琅邪王氏。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达数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谈到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
2、永嘉南渡：时间到了公元307年，老一代的王马组合派了新一代的王马组合琅琊王司马睿和王导等人南渡到建康(即现在的南京)。司马睿的血缘关系太远了，和司马昭的嫡系已经隔了三代了，江东的士族们压根看不起他，集体对他选择了无视，他去了建康个把月，压根就没有一个人去拜访他。
王导和王敦商量着想出个办法来，每年的三月初三，当地的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祈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穿上华丽的衣服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这些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的士族一看连大将军、公主驸马王敦这么有名望的人对司马睿都这样尊敬，大吃一惊，纷纷拜倒表示归附。从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他就在建康站稳了脚跟。
其后，王导在政治上革新东晋朝政，王敦则在军事上巩固这个新兴政权。王导拥立琅邪王过江以后，势力所及，只有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长江中游的荆、湘、江、交、广等州，还都在别人的控制之下。王敦利用手中的军队，用数年的时间平定各州，使东晋势力达到江南全境，这样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琊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东晋成立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王敦则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几乎垄断了朝廷内外的高官要职。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在当时是非常牢固的，王氏势力最大的时候，朝中官员超过70%都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一门内外，貂蝉盈屋，古今名族，鲜有其比。
当时的皇族司马氏，除有皇帝外，宗室诸王皆徒有虚名，既无行政权也无军事权，与皇帝一样，实际上只是南北士人的精神寄托，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司马皇族五马渡江，除晋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在当时的国人心目中，他们是作为琅邪王氏的陪衬和傀儡而存在的。
当年琅邪王氏门强如此，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
后来在某些程度上琅琊王氏的力量已经和皇帝的力量对等，所以当时百姓口中就传出了“王与马，共天下”这样的话语，可见当时的王氏家族是极其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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