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帝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还给自已起了个名字为朱寿，以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名义给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下达旨意。这在朝臣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正德帝却不以为然。不久，他手敕吏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谕奉行。”不但给自已加封为镇国公，还要俸禄。吏部尚书陆完等争执的结果，还是由后军都督府带俸，由该府支给。
明武宗，正德皇帝
有了爵位，又有了俸禄，他还不满足，于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又手敕吏部：“镇国公朱寿特加太师。”同年八月，宁王朱宸濠叛乱，正德帝传旨的时候，作为“朱寿”的衔名已经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了。除此之外，他还“自号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特给黄金印、白玉轴头诰命”。
皇帝自己加封自已，可称为千古奇观了。但正德帝这种做法，确实给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焦恩俊在《绝色双娇》中扮演的朱寿
首先，回避天子亲征的繁琐程序及庞大的开支。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边塞亲征蒙古，而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亲征，兵败土木堡而被擒。天子亲征要聚集全国的人力物力及精兵强将，还要有隆重的仪式。按照《大明集礼》规定：天子亲征要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祃祭旗纛。所过山川，皆行祭告。师还，奏凯献俘于庙社，以露布诏天下，然后论功行赏。按照这种礼节，皇帝没有出京，仅仅行礼就要用几天时间，不但要戎服在身，还要备六军，需要十四万五千军人、两千多名侍从，还有大量的犊牲币帛以及庞大的鼓乐仪仗。皇帝劳累不说，还劳民伤财。正德帝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不但可以免去繁琐的礼节，减少庞大的开支，还可以避免朝臣以祖制劝阻，以军备财政而阻挠亲征。
北京太庙
其次，可以消除朝臣们的阻力，为自己出征和游乐提供便利。正德十一年（1516）七月，蒙古骑兵兼道潜入距离京城不足两百里的白羊口，导致京城大乱。蒙古骑兵大约七万余人，以掠夺为目的，因此攻破城堡二十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两万三千五百余头：然后扬长而去。当追究让蒙古骑兵长驱直入的责任人的时候，南京兵科给事中周用等提出将领不一、功次不明、粮饷不继的“三弊”，希望能够“推大臣一人提督军务，不必再推总制、总督等官，致生掣肘”。这个提议正中正德帝的下怀，所以他讲“有实功者仍须为之辩理”，其实是考虑自己亲自提督军务。次年九月，正德帝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名义提出“朕以怀来等处，切近虏境，特因巡库，严督将领振扬威武。今贼已远遁，朕将振旅。凡官员朝见者，令如常行礼，章疏亦如常陈奏”。不但要朝臣送百万两白银到宣府，还带领侍从四出抢掠妇女。对于朝臣的奏疏，他完全可以“不报”，毕竟威武大将军的钧帖一样可以发挥圣旨的效用。
再次，以重视边防的名义，既可以阻朝臣之口，又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而不受祖制的限制。正德帝要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率兵征讨蒙古，六科给事中黄钟等人就以祖制来劝阻，提出祖训中有“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切记不可”之语。这种祖训只是对皇帝而言，如今正德帝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巡边，即便是出征也没有违反祖训。正德帝“不报”，就是可以对奏疏置之不理。
明康陵，正德皇帝葬于此
此外，正德帝将江彬等认为义子，赐姓为朱，不但可以笼络他们，还可以让他们为自已卖命，更增加他们的群体认同感，使宫廷势力渗透到各个领域。当正德帝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的名义发布指令的时候，朝臣已经感到边帅擅权，因此“武选郎中黄巩、车驾员外郎陆震上疏，极言江彬恃宠擅权，迷朝误国。乞诛彬，罢巡幸”。已经使正德帝愤怒不已，以至于“人情汹惧，将相大臣多从谀不敢谏”。还是吏部尚书陆完看出苗头，劝阻朝臣“无归恶于上”。攻击江彬可以，但不能够牵连到正德帝，但攻击江彬又不可避免要涉及皇帝，自然会遭受疯狂的报复。
北京午门
当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员外郎万湖、太常博士陈九川、部郎中张衍庆等、刑部陆俸等、礼部姜龙等、兵部孙凤等、行人司余廷瓒等、医士徐鏊俱连疏上奏的时候，正德帝遂大怒，将夏良胜、万湖、陈九川、王鏊等下锦衣狱。翰林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被罚跪午门外五日。其他朝臣纷纷上疏求情，结果不是下狱，就是械系罚跪午门外，以至于金吾卫指挥张英“肉袒赴阙，手持刀欲自刎死”。这种行动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所以“京师震骇，公卿被唾骂，瓦砾掷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百姓不支持，更有人进谗言，“上怒遂不可解”。最终，罚跪午门外的一百零七人被各打三十大板，关进诏狱者均发遣戍边。他们不知道边帅们已经是正德帝的义子了，攻击边帅们就等于攻击正德帝。在这种高压之下，朝臣慑服，可见义子效应作用非凡，宫廷势力已经势不可挡。
参考资料：《明武宗实录》《皇明异典述》《明会典》《今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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