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文化给两件事“下了封禁”。
如今，人们已认识到这种文化的“本事”，并开始探讨。其实中华文化是给很多事情“下了禁制”（如“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类），只是这两件事特别重要。
其中之一是商业，可能人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感受不深，因为商业自古以来在城市、沿海等地区总体上发展得不错，21世纪商业更加繁荣发展。
可以说，离开了商业就没有城市化，离开了商业更没有现代化。
但是，在历史上，对商业的文化“禁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也发挥了比较有效的正向作用，尽管“禁制”本身会一定程度地限制商业的发展。
中华文化有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民以食为天，农业可谓第一实业。
数千年的农业大国，要生存发展，养活人口始终是第一位的。
而且，“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先贤们早已认识到的基本观念，也就是说，物质和精神要相得益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比翼齐飞，首先要把物质生产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商业的发展空间有所限制。
总体来看，农业是本，商业是末。
从中华文化的视角来看，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若按九流之说，商人虽然属于上九流，但仍然排在上九流的末尾。
从中华文化的立场上看，商业容易发生的问题是唯利是图，包括争利，特别是与民争利、无底线争利，包括垄断，特别是不正当竞争，以及四处鲸吞和尾大不掉……
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这些问题同时会影响各个领域，除了经济领域，还有社会领域、精神领域，特别是唯利是图、拜金主义、自私自利以及奢靡或极端的个人主义等，对文明的侵蚀都是被高度警惕和防范的。
所以，中华文化很早就给商业“下了禁制”。
首先是文化批判，特别是观念上的批判。
比如对“利”的批判，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比如说对商人的批判，唐代诗人白居易、刘采春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
甚至一个成语就把商人“定性”了——把商人批得非常狠非常极端，即“无商不奸”；
其次是从制度上约束，就是制定重农抑商的制度和机制。
即对商业设立经营和流通的禁区，设置或提高准入的门槛，而国家则垄断着一些特定领域，并以法度抑制商业的投机性。
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唯利是图”等现象和问题，并不能一味归咎于极端化的商业本性。
对商业下禁制的同时，中华文化还对另一种事物下了禁制，那就是人的欲望。
“人心惟危”，这个惟危的人心就包括人的欲望。
中华文化对人的欲望做了深刻的批判，高度防范整个社会出现物欲横流的失控局面。
比如中国有很多反映并批判欲望或私欲的成语，比如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贪心不足，人欲横流，利欲熏心，爱钱如命，贪如饕餮，贪而无信，聚敛无厌，人心不足蛇吞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
《韩非子·六反》则指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在社会现实中，人的欲望如同水火，非常容易泛滥成灾，蔓延成难。一方面是欲望的遏制，一方面欲望的膨胀，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对欲望的遏制，主要是通过教育和文化，比如反对奢靡之风，“不贵难得之货”，比如树立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淡泊明志、两袖清风、少私寡欲、清心寡欲等观念，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和理想，并强调知行合一等。
当今时代，我们又如何看待商业文化和人的欲望呢？
虽然中华文化对二者“下了禁制”，文化禁制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商业的逐利性和投机性，以及人自身的欲望泛滥，仍然对社会文明的发展起着反作用力。
如今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现代商业也是蒸蒸日上，人们正视商业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崇尚商业，并不会以传统眼光看低商业和商人。
但是，仍然需要“封印”商业唯利是图、金钱本位、投机性质的负面机能，特别要防范诸如金融资本买空卖空、击鼓传花、空手套白狼、高利贷高杠杆兴风作浪等行为，防范不利于实业、不利于精神文明、不利于社会治理的局面产生。
而就人的欲望而言，21世纪是一个大时代，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加速度发展，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良性循环”——
即物质文明高一尺，物欲就低一尺；精神文明高一尺，人欲就低一尺。
时代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进阶，中华文明也需要天下大同的大进阶。
这个进度正在加速度进行中，欲望将变成理想，理想将变成文明，文明将变成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