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就餐之时,温治华问我要不要去拍照申时行的墓园,因为他在我的寻访名单上未曾看到此人的姓名,而温兄强调申时行在苏州当地名气极大,其主要原因还是近二百年来《玉蜻蜓》一剧的多次被禁演。聊到《玉蜻蜓》,我二人的话当然多了起来,同行的缪鑫磊先生和百合女史也对此大感兴趣,聊古人的八卦当然最没有心理负担,因其绝不会有投鼠忌器的顾虑感。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

申时行校正《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十卷,明闽芝城建邑书林杨氏刻康熙二十六年清白堂藏板本,书牌

其实我对申时行的了解也是源于《玉蜻蜓》,虽然他曾是苏州当地的著名状元,按照历史规律,能够考取状元者,大多属于四平八稳的性格,这样的人也难在工作上做出多大的业绩,申时行也是这样,他所处的明万历年间,虽然也有一些重大的事件,但他却未能挟裹其中。就这点而言,可以视之为这是他的智慧,当然也可以将此解读为这正是他无所作为的明证。

然而申时行做到了宰相之位,从历史上看,状元出身却能位极人臣者,似乎也并不多见。仅凭这一点也说明,这位申时行非同一般。但可惜的是,我虽藏有申时行的著作,但对他的藏书事迹却未曾留意,这也正是我未将其列入寻访名单的原因。而今听闻到温治华的所言,我也觉得既然距这位状元的归宿之地已经很近,那当然应当前往瞻仰一番,于是在午餐结束后,四人重新上车,直奔申时行墓园而去。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2)

申时行校正《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十卷,明闽芝城建邑书林杨氏刻康熙二十六年清白堂藏板本,卷首

以我的想象,申时行墓园应当在苏州郊外的山上,我曾在李根源所撰《吴郡西山访古记》中看到对申时行墓园的描写:“申文定公墓,地广二百亩,……头门三间立‘明太师申文定公神道碑’阴镌应天巡抚王应麟等恭建,高丈五。门内石羊、石虎,飨堂五间,两壁建丰碑八,……石马二、武士二,吴中名墓翁仲(石人)皆文像,此为武装,亦属仅见。吴中古墓宏大恢皇,完善无缺,此为第一,置之全国实罕其匹。”

此墓园占地二百亩,而李根源认为申时行墓园之大,可排在苏州第一;他甚至觉得此墓的规模放在全国范围内,也少有大臣之墓有如此规模者。所以,我本能地将其想象成是一大片的山地,然而意外的是,这处墓却是处在山脚下的平原之地,且该墓园就处在一条公路的路边,而此路的对面已然建起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新式住宅小区。望着小区内一排排的白色楼房,不知住在这些楼内的居住者们是否每天也像我等一样,八卦着《玉蜻蜓》的故事。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3)

文保牌

墓园的大门从里面上着锁,我透过栅栏门向内拍照,而温治华却在那里坚持不懈地敲着门,他称自己多年前曾来过此地,也知道这个地方不对外开放,但他认为我到苏州访古没能拍到申时行墓,应当是一个大遗憾,所以他一定让我不留下这个遗憾。

温兄的耐性让我特别佩服,在十几分钟的敲门时间内,我等三人早已泄了气,纷纷劝慰温兄不要再敲击了,因为墓园太大,里面的人可能根本听不到。然温兄不为所动,他边高声喊话,边继续用力敲门,而我则继续跟百合与缪兄聊着《玉蜻蜓》,而正在此时,门却从里面打开了,接着走出一位约60岁上下的管理人员,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等:这里不对外开放,要想参观,必须有苏州某文管部门的介绍信。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4)

大门紧闭

此人的这句话提醒了温兄,他立刻与这位管理者攀谈了起来,我听不懂吴语,但从该人的脸色上,我感觉到温兄的话渐渐起了作用。而后此人犹豫了一下,又坚定地跟我等说:“那你们赶快进内拍照,尽快出来。”他的这句话让我听来,有如囚犯意外受到了特赦那样的惊喜,百合和缪兄跟我的感受也很类似,大家十分高兴地感谢此人如此的开恩。而后穿过那扇小门,快步地走入了这处著名的墓园。

展眼望去,墓园的面积确实很阔大,然而我却未曾看到李根源在近百年前所描绘的情形,而今的墓园更像一处行人稀少的植物园,这种情形给拍照带来了便利,然我却觉得少了许多的历史信息。我们三位边走边夸赞着温兄如此的耐心,他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名言。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5)

马路对面

前行30多米,看到了一排仿古建筑,进内视之,里面乃是碑廊,此碑廊建成了屋宇的形式,左右两边各有四块高大的石碑,这应当就是李根源所说的“飨堂”,他当然所见就是这样八块丰碑。而其文中还提到了有石马和武士,我在这里却未曾看到。还是百合眼尖,她说在飨堂的后方看到了我所要找的石翁仲。

从飨堂后侧的道路继续前行,果真看到了立在路边上的这些刻石,李根源说这样的石雕合计有“石马二、武士二”,而我等所见只是一匹残马,那一对武士也已经无头无臂了。李根源说苏州一地著名墓园所摆放的石翁仲都是文官像,而唯有申时行墓前是两位武士。然申时行是文状元出身,从他的任职经历看,他也没做过武官,为什么会在他的墓前摆放武士呢?我未查到相应的答案。而今这对武士已经没有了头颅,我只能从他那一身铠甲来想象他们的英武之姿。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6)

透过栅栏所见

石翁仲之后30米处,在神道的正中修了一个面积不小的水池,这种修建方法我在他处未曾看到过,众人也不明白在墓园中修水池有怎样的讲究。而水池之后则是继续前行的神道,神道的两侧有着上百亩的竹林,在苏州地区能够看到这么大片的竹林,于我而言,多少有些大惊小怪。而同来的这三位当地人看到竹林后,也同样露出欣喜之色,看来自然之美是人人心中的净土。

神道的尽头即是申时行墓所在,此墓的形制有些特别:其中间墓丘做过整修,其体量并不大,而左右两侧则摆放着石刻的屋宇,屋宇的内侧则是两根方形望柱,这种制式也颇为少见,看来状元之墓就是与他人不同。墓碑立在墓的前方,上面刻着“明太师申文定公墓”,从字迹和石色上看,显然这是后补刻者。而有些石构件也是破损后又将其粘合在了一起,它们以自己的这种破损向我等诉说着曾经经历过的灾难。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7)

面积果然很大

从申时行的个人履历来看,他可被视之为励志的好榜样。申时行也算是穷苦人出身,在他12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而后他跟着继母黄氏生活。当时家中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到申时行20岁时,他成为了秀才,才有了做家庭教师的资格,于是他靠坐馆来补贴家用。虽然家里穷,但申时行并未人穷志短,只要他有工夫就刻苦地读书。为了能找个清静之地,申时行常到寺院内去读书,而他的这个举措也成为了后世演绎故事的由头。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8)

进入了院中

明嘉靖四十年,申时行考中了举人,转年他参加廷试,因为“词札兼美”,被钦点为状元,这一年他28岁。能够考中状元,无论古今都是极其荣耀的一件事,古人所向往的人生四大美,其中第四美就是“金榜题名时”。申时行能够高中状元,当然他也十分地兴奋,他的文集——《赐闲堂集》卷四有《及第作》一诗:

御笔亲题冠士髦,胪声唱入五云高。

千寻日观悬金榜,十里春堤度彩旄。

仙仗许乘珠勒马,中官擎赐绛罗袍。

清时幸得同仪凤,不负生平学钓鳌。

由此诗可见,考中状元之后的申时行是何等的春风得意。而他的这个好成绩让苏州当地人也为之骄傲,于是家乡人特地给他立了个状元牌坊,《吴县志》卷二十四有载:“立状元坊四,一为正统四年施槃,立东洞庭山;一为成化八年吴克,立鱼行桥北;一为弘治九年朱希周,立吴趋坊;一为嘉靖四十一年申时行,立清嘉坊。”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9)

飨堂

据说此牌坊已经不立在苏州的状元坊,而是迁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惜我还未看到这个著名的牌坊。然而按照资料的记载,当年考中状元者乃是徐时行,这位状元并不姓申,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从申时行祖父那一代就已经姓徐,他家的祖姓虽然姓申,因为其祖父申乾在幼年之时过继给舅家徐氏,故而他改名为徐乾,此后到了徐乾儿子士章那里仍然姓徐。所以,申时行原本也叫徐时行,而当其高中状元时也名徐时行,他在朝中任职两年之后向皇帝提出能够归宗,也就是恢复本姓,而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自此直至其80岁去世,均被称为申时行,但也正因如此,他的这个改性过程也给后世的八卦留下了说辞。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0)

旧制

申时行在朝中任职的经历,《明史》卷二百十八《申时行传》中称:“万历五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籍不立崖异,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将归葬父,请广阁臣,遂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已,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张四维、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为,朝论多称之。然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抵徇阁臣指。诸大臣由四维、时行起,乐其宽,多与相厚善。”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1)

高广大碑

申时行受到了宰相张居正的欣赏,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特意提拔了一批人,其中就有申时行。自此之后,申一路高升。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任宰相,此后申时行又做到了这个位置。当年的张居正行事风格颇为霸道,凡是有反对自己意见者,大多被撤职;而申时行上台之后,他一改严政,实行宽松的从政氛围。

他的这个做法受到了朝官们的称赞,但任何事情有其利也必有其弊,《明史本传》中又称:“四维忧归,时行为首辅。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先后同居政府,无嫌猜。而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舒。以居正素暱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非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諆。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行以此损物望。”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2)

这边还有四块

人性的奇怪之处就是难以琢磨,当年张居正打击异己不遗余力,大家都盼着能够有一种宽松的从政氛围,而申时行当上宰相之后,顺应民意,可是这些曾经受到打击的人真正得到了宽松环境之后,又开始变得飞短流长,不再干正事,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少的恶语相向之事,这么做的结果使得朝廷的正事被懈怠了下来,而人们把这个责任都推到了申时行的头上。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3)

神道

可能也正因如此,几年之后,申时行坚决提出辞职,虽然他受到了皇帝的挽留,但最终他还是得以衣锦还乡。对于他的这些经历,吴格整理点校的《嘉业堂藏书志》中,在《申时行赐闲堂集》一篇中说到:“公之祖育于外兄徐翁所,遂从其姓,通显后始请复申姓。相神宗十有四年,惩江陵之严急,悉反其所为,致生宽假循玩之弊。观于附名建储,复密揭立异,衡以清议,殊难自解。”

应该怎样评价申时行的政治业绩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赐闲堂集》一文中称“相业无咎无誉,诗文亦如其人”,这句评价倒是很中庸。四库馆臣认为,申时行一生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既没有什么优点,同样也没有什么缺点,而他的这种性格也正表现在他所作的诗文方面。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4)

被斩首的马

其实这种评价几乎可以用在每一位状元的头上,但细看申时行的一生,这种评语恐怕难说公允,因为他所处的万历一朝,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时代,他能在那种纷乱的政局内平衡各种关系,维护朝廷的正常运转,已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的这些作为可由《申文定公集》中看到一些端倪,武新立编著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谈及了此《集》:“是编由《外制草》十卷、《纶扉笥草》四卷、《纶扉奏草》四卷共三种组成。《外制草》所收为代笔诰命文。《纶扉笥草》所收为入阁后的应答文。”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5)

无头武士

对于此《集》中的《纶扉笥草》,武新立在文中说:“时行由万历六年入参机密,历时九年,此编乃万历十九年归田后,由儿辈们于‘笥中搜获旧草’得而辑成。《纶扉奏草》所收为辞疏、乞休疏、谢疏诸文。意为‘宣主德,明臣节’,以昭示于同代与后代人。”而该书中抄录了《笥草》中的一折,此折的前半段为:

今日蒙发下文书内,有江西巡抚陈有年题《减瓷器》一本。该文书官刘成口传圣旨:“这瓷器不准减免,照旧烧造。钦此。”臣等钦遵明谕。拟票间,因将原本仔细看详,看得陈有年所奏,非无故请免。原因先次奉有明旨:烧造难成及不系紧要的,着查明裁减。故有此奏。今若拟旨不准,则与前奉明旨全不照应,非所以重王言、信海内也。大凡天下之事,责人以所能,则令行而人服;责人以所必不能,则令亵而人慢。

其实此折中所谈乃是关于御用瓷的烧制,这倒是一段重要的瓷器史资料。当时江西巡抚给皇帝所上奏章中要求减免一种瓷器的烧制,因为其制作难度太大,从没有制成过,然而皇帝却对此不同意,要求江西巡抚继续烧制。为这件事,申时行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巡抚陈有年所说的减免,原本就是按照皇帝的意思,而今皇帝可能忘记了当初的所言,所以他劝皇帝收回这个成命,以便做到前后说法一致。

明史董应举(申时行状元宰辅)(16)

雕刻得颇为精细

即此可看,申时行也并非一味地顺从皇帝,他对一些皇帝的命令也能提出反驳意见。既然他不同意再浪费钱财于不能成功的瓷器之上,那他对此有怎样的建议呢?于是他在奏章中又接着说:

今据本内“鲜红”等项器皿,从来烧无一成,则虽严旨督责,终无完结之期,徒使明旨竟成空言耳。况今江西见报灾伤,人情汹汹,烧造一事,委难督责。臣等愚见,谓宜将烧造有成者,责令解进,从来无成者,姑准停止,或照嘉靖年间事例,改用“矾红”,或用别色。然后诏令可信,人心允服。谨拟票进览,伏乞圣裁施行。

当时皇帝要求烧制出鲜红色的器皿,按照那时的烧造工艺,显然这件事难以完成,于是申时行就提议将“鲜红”改为“矾红”,这样既能满足皇帝的要求,同时也不会浪费太多的钱财,只是不知皇帝是否同意了申时行的建议。而百合也有着藏古瓷之好,不知她读到这段史料时,有着怎样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