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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团队刘伯瘟，无授权禁转！
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韩日保护条约》，把韩国变成其“保护国”。1910年，日本又与韩国缔结《日韩合并条约》，宣布从此吞并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开始了抗争，1909年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火车站成功刺杀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一时震惊世界。此后随着“三一运动”的兴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暗杀便成为韩国爱国志士反日斗争的重要形式。
（韩国电影《安重根》）
韩国的爱国志士们成立了众多的暗杀团体，如暗杀俱乐部、暗杀敢死队、决死队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19年成立的义烈团和1931年组建的韩人爱国团。他们明文规定暗杀对象为：“一、朝鲜总督以下高官；二、军部首脑；三、台湾总督；四、卖国贼；五、亲日派巨头；六、敌探；七、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绅。”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他们组织了大大小小上百起暗杀活动。
韩国志士的暗杀活动一般以日本军政要人为复仇对象。如日本驻朝鲜总督斋藤实就被刺杀过两次。斋藤实在1906-1914年间连任五届日本海军大臣，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被任命为朝鲜总督，赴任当天就被投掷了炸弹，但未击中。1922年4月3日，韩国志士金益湘、吴成伦在上海外滩新关码头刺杀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事后，金益湘被捕并处死刑。
日本天皇也曾经两度遭到暗杀。一次是1924年1月5日，义烈团成员金始昌在日本皇宫前谋炸天皇，因炸弹未爆而失败。另一次是1932年1月8日的李奉昌樱田门谋刺日皇事件。在裕仁天皇参加阅兵式结束、天皇车队经樱田门时，李奉昌抛出了炸弹，不幸未中，天皇逃过一劫。李奉昌谋炸日本天皇，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却极大鼓舞了外界抗日的决心。
（韩国电影《暗杀》，以韩国志士的暗杀行动为背景）
淞沪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定于1932年4月29日庆祝天长节，并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韩国志士尹奉吉化妆成日侨混入虹口公园，在庆祝会进入高潮之机，将炸弹扔向检阅台，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全部被炸死炸伤。爱国团团员柳相根、崔兴植、李盛文、李盛发四人还趁国联调查团自上海抵达大连之机，准备暗杀到车站迎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新任外相内田康哉，但因计划泄露失手被捕。
（执行暗杀任务前，尹奉吉宣誓留影）
（暗杀成功后，尹奉吉当场被捕，后于日本就义）
除了以日本侵略者为暗杀对象之外，韩国志士对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破坏独立运动的亲日派也予以暗杀。如1921年恢复大韩忠义烈士团就在其团章中规定, 坚决执行临时政府对亲日派处以极刑的命令。1921年3月21日，亲日韩人闵元植在东京被刺死。闵元植是韩国国民协会主席，主张接受日本对韩所谓的“内地延长主义”，被刺之时适逢他赴东京向日本中央政界要求参政权, 即在韩选举代议士参加日本帝国议会, 此举深合日本政府的企图，但引起韩国民众的极大反感，遂被暗杀。除了韩奸，汉奸也是暗杀目标。1933年2月3日，抗日决死队成员朴敏杭、李昌国在长春暗杀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致使郑孝胥负重伤。
（韩国电影《暗杀》，模仿了宣誓留影的一幕）
需要指出的是，韩国爱国志士的暗杀行动看似壮烈，其实很多是出于时代原因的无奈之举。韩国独立运动多年以来派系林立，内斗严重，而且始终貌合神离。至20世纪30年代初，局面更是进一步恶化，难以为继。韩国独立运动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感叹道：“维持政府名义的希望渺茫，虽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也无力拿出这笔钱。”“更令人心寒的是，本来有千余名的独立运动者，现在却连几十名都不到。”在这种困窘的情况下，韩国志士必须用暗杀手段去显示自己的存在。
（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
所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施政方针》这样规定对敌策略：“用炸弹击杀敌魁、敌兵，或破坏建筑物。”“由勇敢青年组成敢死队，在各种行动中成为先锋”。金九也认为，组织武装团体，通过特务活动进行斗争是打破沉寂局势的最好办法：“不能展开军事袭击，搞暗杀刺激一下也好。”对于韩国志士们来说，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参考资料：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活动探析 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活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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