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七国战乱纷争，后秦统一天下，再到秦亡，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前后历时近300年。此300年间，社会动荡，局势混乱，民间百姓深受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压迫，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王权的更替必然是多年战争所致，而有战争就会导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打天下易而守天下难，汉高祖刘邦过世后，朝廷为推翻“诸吕之乱”又进行了一轮暴动，而此时已岌岌可危的江山如天崩一样压到了西汉第五代皇帝-刘恒的身上。
诸吕之乱
汉文帝是刘邦的嫔妃薄姬所出，乃刘邦的第四个儿子。虽是庶出之身，但是刘恒从小就生活在母亲薄姬身边，得母亲谆谆教诲。之前提到过薄姬，是一个性情寡淡，低调且聪慧的女子，刘恒平顺谦和的性格也是完全继承了母亲。继位之后，汉文帝刘恒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下诏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后汉文帝根据群臣建议，册立嫡子刘启刘太子，刘启便是后来的汉景帝，景帝的性格虽然不如文帝那般温厚，但也是一个爱憎分明，有底线有原则的人。为了恢复民间耕作，巩固国力，父子两代人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史上俗称“文景之治”，是几百年君主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治
政治上：无为而治，皇室顺从民意，进行了改革，与民休养生息。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另一种种角度看，却透露出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政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
修改刑法：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军事上：
对内：强化皇族军权。汉文帝深知自己在朝廷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贵族势力庞大。于是他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虽分权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是景帝初年还是发生了“七国之乱”，但诸侯实力已经分散，后经镇压，所有军权被景帝收回，实行了“中央集权制”。
对外：安定边疆为主要目的。但是文帝已经显现出对匈奴的“我们不想靠和亲维护和平的态度”。但是受制于国力、统治思想和马匹、武器等具体物质基础，文景时期对待匈奴的入侵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经济上：以减轻苛捐杂税，鼓励农耕生产为目的。粮食的生产量上去了，朝廷鼓励富商购买农家的粮食，维持粮米的高收购价，随后富商用粮买官，而粮草用于国家边防的军队守备。保障农民收入，富商家族发展，以及充裕国库可谓一举三得。
提倡节俭，文帝生活作风朴实，从上到下讲究节约，他在位期间，基本上没有修过什么房子。衣服也是穿了又穿，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朝。做皇帝的以身效行，朝廷百官，黎民百姓自然也就跟风了，所谓上行下效无非也就是这样了吧。
无为之治
就这样，汉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到达了空前的强盛。无为而治，与民生息大力重农，积蓄国力，经过爷爷和爸爸的积攒，已经给我们千古一帝汉武帝留下了足够挥霍的家底，汉武帝才可以真正的放开手脚，去跟之前提到的骚扰边疆的匈奴打一场硬仗。汉武帝也是一个人才，他携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三破匈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敌人的牛羊全部抢光了。农耕的稻米半年就能长一次，而牛羊没了对游牧民族是很大的打击，半年长不出那么多牛和羊。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的支持，才能胸有成竹的去应付外敌，古往今来，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出过错。
三破匈奴
所谓的“无为之治”，并不是真正的什么事情都不做，放任野蛮生长，西汉的这种无为正是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一切以群众为中心，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的劳动和利益。真正做到了“民强”才能“国强”，一朝繁荣之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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