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广州，毛泽东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从此惺惺相惜50年！
在所有的领袖人物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无疑最受瞩目，大家知道他们两人在中央苏区开始正式合作，共同指挥红军和敌军奋战，共同领导二万五千里长征，共同在延安的窑洞里里渡过了13年，又一起在隆隆炮声中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但要问起毛泽东和周恩来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恐怕大多数人回答不出来。
可能稍懂中国现代史的人会说“九月来信”，但那不是两人最初的交往，而且，“九月来信”整个过程中，毛、周两人并未见过面。
事实上，在两位伟人正式见面以前，可以说是“神交已久”。新文化运动后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异军突起，两人一南一北，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周恩来在天津建立“觉悟社”，那时的两人，虽然没有见面，却实现了“神同步”。
1921年召开的党的“一大”上，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会议，成为党的创始人。实际上，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却也在此之前就加入了组织，只是后来在正式登记的时候，高风亮节的周恩来为了率先垂范，把自己的入党日期改成了1922年。
恐怕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偶遇，但这次见面却令所有在场的人记忆深刻，后来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回忆起往事，还对两人见面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1926年春，中国大地风起云涌。
1月1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同一天，冯玉祥通电下野；
1月11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
3月7日，列强军舰云集天津海面，大沽口事件爆发；
3月18日，北洋军阀镇压请愿师生，刘和珍等人死难，“三·惨案”爆发……
这一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毛泽东当年33岁，周恩来更年轻，只有28岁——这个年龄，很多现在的年轻人还在家里“躺平”或“啃老”，但毛、周二人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
1925年10月5日，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代理汪精卫）。
1925年8月25日，黄埔军校学生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9月下旬，27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第1军军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第1师师长何应钦），挂少将军衔；1926年1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1军副党代表。
这个时候，相差5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继续着他们的“神同步”，一个负责宣传，一个负责军政，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
但由于负责的领域不同，至今没有发现他们在此之前有见面甚至合作的史料。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地点是在李富春的家里。
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在广州，国共合作深入进行，革命大势风起云涌。但国民党新贵蒋介石准备夺权。
蒋介石散布谣言，说我党准备私调“中山”号军舰劫持他离开广州。以此为由突然翻脸，逮捕“中山舰”舰长、我党党员李之龙，宣布广州戒严，监禁大批我党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包围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提出条件：第一，我党党员退出第1军；第二，如果不退，就要把名单交出来。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去苏联军事顾问团，找当时顾问团的代理团长、总顾问季山嘉（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商量对策。
他赶到季山嘉住处的时候，正好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也在那里，他当时担任广东区委书记，也是我党的骨干领导人。毛泽东和陈延年都主张在这种特殊时刻不能退让，必须反击蒋介石，毛泽东建议发动武装反击，大家去肇庆找叶挺独立团（1925年11月21日成立），通电讨蒋。
但毛泽东的建议被季山嘉拒绝，因为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妥协退让。
毛泽东非常生气，他怒气冲冲摔门而去，又去找李富春，李富春当时担任第2军副党代表。
在李富春家里，毛泽东见到了一身戎装的周恩来。
毛泽东向周恩来仔细询问我党在各军中的力量，坚决主张反击。
当时，形势其实对我党是很有利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的一共有6个军，其余5个军的军长都和蒋介石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不会支持他；而蒋介石任军长的第1军中的政治骨干全部都是我党党员；况且，我们还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叶挺独立团”！
如果真反击的话，我们的胜算很大，再说，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和陈延年研究局势之后，建议反击。
16年后，已经身在延安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来，还记得非常清楚：“3月20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
但反击的建议被否决了，不仅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不同意反击，连当时率苏联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反击。
依文诺夫斯基的地位很高，不仅是苏联的中央委员，还是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事实上，他的地位略高于季山嘉，因为季山嘉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所以，依文诺夫斯基实际是最高决策者。
周恩来还想再努力一次，他听了毛泽东的话，去找季山嘉，希望能说服他改变立场，但没有成功。周恩来回忆说：“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上级的指示很可笑，说“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甚至说“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其实，季山嘉和陈独秀等人完全不用替蒋介石担心，因为他很快就把自己“拔”出来了。
“中山舰事件”3月20日发生，没几天之后，陈独秀做出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
于是，多达250多人的我党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和第1军，周恩来也因此被免去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职，他担任这一职务刚刚半年！陈延年因为此事大发雷霆，大骂陈独秀是“老糊涂”、“浑蛋”！
其实，陈延年冤枉了自己的父亲，因为做出最终决定的虽然是陈独秀，但有真正决策权力的却是季山嘉、依文诺夫斯基和鲍罗廷们。
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抛出《整理党务案》，规定我党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也不得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
张国焘负责指导我党对《整理党务案》进行讨论，一连讨论了7天，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张国焘、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商量了一下，决定接受，并要求我党党员签字。
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怒，拒绝签字，在全会表决时也拒绝举手。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进攻下，在张国焘和鲍罗廷等人的“配合”下，《整理党务案》最终获得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表决时何香凝和柳亚子等左派代表坚决反对，以至声泪俱下！
1926年5月25日，根据《整理党务案》，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职位，他担任这一职位一共7个月零20天！
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世纪伟人第一次见面的过程，他们的首次见面是在特殊的危急形势下“邂逅”的，虽然他们对形势有着共同的判断，但最终未能被上级采纳。
离开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军政人员组织了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由周恩来担任主任。随后，周恩来主要工作精力都放在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上面。
而毛泽东从代理宣传部长职务上离开之后，立即转入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入研究，担任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和前任所长彭湃一样，成为农运大王。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第二年发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从此，这个湖南韶山走出的农家子弟就和中国农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在当时所有的风云人物中，只有他天才地总结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规律，随后的“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等无一不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巧的是，毛泽东在主持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曾经请周恩来担任军事教员，他授课的题目也和农运有关，叫做《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
1953年10月，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筹建，已经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临视察，专门题词：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正是从广州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斗情谊，毛泽东指点江山，大开大合；周恩来举轻若重，鞠躬尽瘁。两人的合作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一直到1976年相继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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