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王代伦
一
父亲姓王，名世普，生于1942年农历4月初4，是一位教师。父亲特别顾家，在缺吃少穿的日子里，心里总是装着家人。
而立之年的作者父亲
父亲1962年从绵阳南山中学高中毕业，先到学校做民办教师，而后转为公办教师，吃上了国家供应粮，在太平中学教书十余年。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四兄妹都才几岁，与母亲在当时的绵阳县忠兴公社（现游仙区忠兴镇）农村老家。当时，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挣工分，工分挣得少，分的口粮也就少。红苕出来的时节，父亲每周要背一背篼红苕到学校吃，尽量节省些供应给他的大米拿回家来，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兄妹能多吃点细粮。红苕、玉米吃多了，久而久之，父亲胃酸重了，随着年龄增长，胃病时常发作，不时看到父亲很难受的样子，我们心里也不好过。
父亲更是舍不得吃学校伙食团分给他的那份回锅肉。那时物资紧缺，单位职工和城镇居民吃肉是定量供给，凭票证购买。在父亲的学校，肉票不发给老师个人，由伙食团统一管理，分批次采购猪肉，师傅炒成大锅菜，按份数分给每位老师。
“四川人都喜欢回锅肉”，父亲曾笑着对我们说：“伙食团师傅不管割的什么肉，总爱炒成回锅肉。”
有一次，父亲把分给他的那份回锅肉连汤汁一起装在饭盒里，为避免油汤浸漏出来，还包上干净牛皮纸，放到背过红苕的背篼里。下午放学后，太阳已落坡，父亲背着那份回锅肉，步行两个多小时，从唐玄宗蜀中避难至此并御赐牌匾的太平楼出发，经横跨芙蓉溪上游的陆家桥，过出产胡萝卜贡品而闻名遐迩的凤凰木龙观坝子，翻绵延起伏的马鞍山，至历经沧桑的安乐院，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家。
回锅肉诱人的香味，和着父亲走出一身的汗气，从十几公里外的学校，飘然而至。突然的惊喜，让我们四兄妹簇拥到父亲跟前，争抢着嚷道：爸爸端回锅肉啰，吃肉了吃肉了！父亲乐得合不拢嘴。母亲赶忙进灶房，给我们煮上难得的一顿白米干饭。不一会儿工夫，母亲把饭端上桌子，把重新热了一遍、滋滋冒着油汁的回锅肉端上了桌子。热气腾腾，回锅肉的香气溢满屋子。我们一家人围拢桌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我和弟弟不时伸出舌头舔抿流到嘴角边的油汤，父亲和母亲不时往我们碗里挑肉，我们感到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父亲给我们端回锅肉的事，已过去五十年了。如今，凭票证供给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生活物资丰富了，人们开始讲究生活的品质。我也快六十岁，不咋想吃肉了，但总是时时想起，我们小时候吃父亲端回家的那份回锅肉的情景，难忘那个香味啊。
二
父亲尤其关心子女的学习，想方设法让我们多读书。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国家还没恢复高考，包括父亲都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跳出“农门”的机会。周围很多跟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因为家里穷，或是没人做农活，读几天书，有些最多把小学读完，父母就不准他们继续上学了。可我父母亲哪怕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我们上学读书。我初中第一年在忠兴街上读的，由于年龄小个子小，不管天晴下雨，每天要翻山越岭，来回两趟二十多里，父亲就把我从忠兴转学到了他所在的永胜初中，与父亲一起吃住，每周从老家到学校，来回只走两趟路。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一家一户耕种。我渐渐也能帮母亲做一些农活与家务，但父亲总是尽量不让我耽搁学习时间。
到了农忙时节，父亲除了星期天回家帮母亲做外，还经常上完课后走十多里路回家割麦子、栽秧子、打谷子，第二天天还没亮又往学校赶。有一天下午，雨过天晴，父亲从学校刚拢屋，就去扛打谷子的拌桶。我拿着镰刀跟在父亲后面，看着父亲双手撑起木板夹成的两个多平方大的拌桶的两顶角，肩背背住拌桶底部，两脚在泥泞溜滑的秧田埂上慢步慢步移动，小心翼翼。沉沉的拌桶时不时把个子本就不大的父亲压得两腿打颤，我的心绷得紧紧的。
我因此有了较多时间专心读书学习，成绩也一直位列年级前茅。
后来恢复高考制度了，亿万农民子弟可通过参加高考跳出“农门”，上中专、读大学，成为知识分子、国家干部，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分数没上录取线。按说我已经算得上一个劳动力了，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也都在读书，母亲一个人在农村做八九亩包产田太累了，我应该回家务农帮衬母亲，但父母却坚持要我去补习，争取考上大学。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围着萝筐一边剥玉米一边商量我补习的事。我在灶屋煮饭，心里既为没上大学录取线而难过，又为父母寄于我厚望，支持我跳出“农门”而感动和鼓舞。
在补习的那一年里，除了学校的老师外，我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读高中和补习，我一直住校，和父亲只有星期天才能在一起。父亲总是一边忙着农活，一边给我介绍学习方法，跟我一起梳理所学知识。一个星期天下午，父亲带我一边踩泥巴放土砖（农村砌墙用），一边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谈到牛顿定律。我们父子俩有好多好多的共同语言，不知不觉天都黑了，母亲来喊吃晚饭，我们只好收工。父亲就是这样，做农活时也不忘辅导我，我们干活学习两不误。
1982年我又一次参加高考，以超出当年本科录取线而被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录取。父母作出了要我补习的重大决定，我被师专录取跨出了人生转折决定性的一步。我们的心愿变为现实，父母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
1985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绵阳中学工作。6月14日离开师专那天，父亲从他工作的太平中学赶到师专接我，我们走过一片望不到边的葱绿清香的菜田（现在的绵阳临园干道），过三里村，到位于何家山凹的绵阳中学报到。从此我也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与父亲一起教书育人，我们相以为荣。
三
父亲与家住农村的其他教师一样，两头操劳，教书育人也是一把好手。
父亲绵阳南山中学高中毕业后，想成为一名军人。他说征兵部队首长很想要他，但体检血压测了几次都高，没能如愿。于是他在生产队作了几个月的记工员，就去学校当民办教师教书，70年代初转为公办教师，1988年被绵阳市中区文教局评聘为中学一级教师。
父亲称得上“全科教师”。他勤思好学，几次到遂宁教师进修校等学校学习。父亲知识面很宽，教过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体育、音乐及实验课。语文和数学是他最擅长的也是教得最久的。父亲教的地方也多，忠兴镇（战斗公社）、太平镇（永胜公社）、凤凰乡（火箭公社）等地的初中校都工作过，还在钱库岭、曲阳院、李家店子教过小学。听父亲的学生们说，父亲上课语言幽默，深入浅出，印象深刻。他跟学生很亲切，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有些不对头了，他就要找学生谈心与家长沟通。
很多学生和家长跟我父亲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印象中，好多学生都爱和我父亲“白脸”（开玩笑），有时像哥们兄弟，有时像父子爷俩。我读初中高中时，农村老家只有母亲一个全劳力，每到农忙时节，抢收抢种忙不过来。有的星期天，一些家长和学生争相从老远的太平，起早摸黑翻山越岭到我们家，帮父亲和母亲割麦子栽秧子剥黄麻。父亲在学生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去作检查，刚出电梯门，正进电梯的一位60多岁的老人，像惊喜的孩子一样，突然对父亲喊，“教我们的王老师呢！——老师！”。父亲和我还没反映过来，他曾经的学生就被簇拥的人群挤进了电梯。当时，我心里一震。50多年未见的小学或初中学生，在人群中眨眼间一口喊出了父亲。
我想，作为教师的父亲，这一辈子应该心满意足了。
四
父亲性格开朗。在我们那个小地方，算得上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都会。
父亲很健谈。他说我们家的祖籍在陕西汉中，我天祖爷王和忠以前的哪一辈，于前清时从陕西省迁移到江油（高祖爷的碑文上也是这样写的），后来我们住的地方又划归绵阳，他的祖父叫王述春，我祖父叫王继文（我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父亲退休后一段时间，接送孙儿柚桥及邻里小朋友在上学来回的路上，每天都要教他们背唐诗、讲故事……天南海北古今中外都有说的。
父亲好热闹，母亲曾这样评说父亲。忠兴片区文艺演出或篮球比赛，大都有他出场，有时还是主角。记得我几岁时，他背我到太平李家店子，看他们给群众演革命样板戏，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喝彩声。父亲扮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至今历历在目。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每到春节，我们大队群众就要组织耍狮子。他们总要拉我父亲去，父亲要是不去，有些群众特别喜欢的节目就表演不下去。父亲很乐意参加，从没推辞过。他耍狮子舞狮头，虎虎生威；猜谜语、对对联、破阵，迎刃而解。八面威风的狮子，最初印象就是儿时大年初一，看父亲他们耍狮子刻入脑海的。我们好奇地去抚摸狮子的屁股时，狮子仿佛触电一样，立马抖动缀在身上彩缎围裙缨须与铜铃，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小伙伴们。我们一轰而散，跑出好几米远开外，但即刻又会一拥而上围拢师子。因为眼前虎虎生威的狮子，不过是父亲他们装扮的。大人小孩开心，父亲也乐在其中。
父亲笑口常开。高兴时开怀大笑，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缝。他2011年、2013年两次在成都住院，病房的病友每次晓得他要出院，便像小孩子一样念念不舍，对我说，老爷子走了他们就不热闹了。可见，父亲是一个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人。
2008年春节，作者父亲与母亲在老堂屋前合影
五
父亲在忠兴中学退休后，就回安乐院老家，与母亲耕种已在场镇居住的三弟的几亩承包地，过起了他们最初的农耕生活。老了的父亲回归农村老家，我们又离开了老家农村。
我们长大了，参加工作离开父母，在他们身边的时间很少了。可父母始终牵挂着我们，即便我们也已作了父母，他们还像对待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担心我们，照顾着我们。这些年来在城里上班，一直吃着父亲和母亲种的新鲜绿色蔬菜，养的鸡鸭下的土鸡土鸭蛋，享受父母恩赐，我们已习以为常。
父亲已过“耳顺”之年，70岁了。他的腰背开始佝偻，头发渐次稀落，面容爬满的皱纹粗深，三叉神经疼痛发作愈加频繁，有时痛得要命。作为子女的我们，回老家看父母的时间自然也就勤了些。无论如何，我每个月都要回老家三四次。父亲总是说，“没啥事，就莫往屋里跑，工作要紧。”但我明显感到，实际上年龄大了的父亲，心里无时不在遥望着我们。每次我们回去，他老远就站在院门口望着我们，乐呵呵地迎着我们。与儿孙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更是老人之常情。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回老家，陪陪父母，说说话，吃吃饭，看看电视，做做农活。一大家人，几代同堂，其乐融融。
一个冬天，因工作原因我已半个月没回老家了。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要和妻开车回老家。父亲说，从场镇到老家的一段公路在修补，无法过车，如果要回，只得绕道，走凤凰乡，经乜家店。我说，多开不了好多时间，只是乜家店到老家那五六公里路不啥熟，到时我问一下就是了。父亲说，那你们早点回来吧，到时杀条土鸡公用柴灶烧起吃。父亲便挂了电话。
周六早上，天灰蒙蒙，寒风中夹杂着雨点。我们从绵阳出发，过忠兴镇，绕道凤凰乡。一路上，车子开着空调，热气把我们烘得暖暖的。到了乜家店，路不熟了。我瞪大眼睛，望着一段有三四百米的上坡路，心想下去问路边的农户，到安乐村怎么走？
我停车双腿刚迈出车门，阵阵寒风裹着嘀嗒雨点劈头盖脸袭来，浑身打了几个冷颤。就在此刻，远处坡上一个打着雨伞的模糊的身影，望着我们来的方向，朦胧地映入我的眼帘。我心头一震，那是谁在张望呢？农民大爷给我说了路，我转身就要上车。刹那间，我发现那人正在朝我使劲地挥手，还在往这里而来。他似乎怕我看不清他，开着车一晃而过。他手挥得有些吃力，左右摆动缓慢，步履蹒跚，雨伞被风掀得前倾后仰，灰蓝色的羽绒服灌风后显得臃肿。我虽有些近视，但随着他的渐行渐近，身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熟悉。
起伏的山梁上，寒冷的风雨中，个子不大的父亲，矗立在了我面前。
父亲沧桑岁月里的风风雨雨，瞬间涌上我的心头。他辗转五六所学校当乡村教师，与在农村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四兄弟姊妹长大。父母守护着我们熟悉而又渐陌生的老家，延续着老房子每天升腾起的袅袅炊烟，演绎儿孙们对家乡的念想。
一幕幕闪过我的脑海。我盈眶的泪水，融在了满脸的雨水里。
“爸爸，你咋来接我们？天这么冷。”我语气里含有感激与责怪。“这一截路你不熟，怕你走冤枉路。”父亲笑呵呵地说后，连打了两个喷嚏。父亲一定是冷着了，要感冒了。我和妻赶忙把他扶进车里前排座位上。
我开着车进入拐弯抹角的狭窄道路。父亲耐心在旁边给我指着路。上坡转左弯，直走一段，一会儿又右转，过周家弯，我们很快就到老家了。
如今我也快退休。回想我走得顺当的人生之路，又何尝不包含父亲在人生道路上对我的引领呢？
六
2014年7月29日，父亲为医治三叉神经痛住进华西医院。8月5日顺利手术，19日大约凌晨两点，突发脑溢血昏迷，即刻送至重症监护室抢救，不醒，五个多月还是没醒过来。2015年1月14日（甲午年冬月二十四），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昏迷前的头一天下午6点左右，我们吃过晚饭，我陪护他扶着走廊栏杆，慢慢走到医院电梯门口，在一个较宽敞的地方坐下休息透透气。
父亲对我说要给我妈打个电话。他与我妈通了约两三分钟话，大部分时间是听我妈在说，妈说大秧田的谷子黄了，该打得了……父亲显得疲倦，声音低沉，叫我妈莫操那么多心，注意身体。他歇了一下，隔有几分钟，又摸起电话，打给他的孙女泳力，叫她多吃点饭，说她平时吃得太少了。父亲虚弱的话语中带有责备口气。父亲在住院期间，精神好点儿就要摸出手机，给家人打电话，尽是牵挂之语，关爱之言。他的孙儿柯龙在国外工作的情况，柚桥高考大学录取的事儿，都是父亲过问关心的。我们三兄弟轮换到成都照看，当时都没在意父亲这些话语和举止。
古稀之年的作者父亲在老家田坝留影
在父亲昏迷前最后的清醒而短暂的时刻，他很虚弱有些累，我也就想让他多休息休息。我们父子也没有好好说说话。当时我想，我们有的是时间在一起，有的是时间交流（父亲曾说算命的说他要活90多岁）。然而，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在父亲清醒时，我与他的最后相处。如果父亲和我们能先知先觉，父亲一定会把他想说的、要说的全部交代给我们；我们也一定会把要说的、想说的全部向父亲倾诉。但没有“如果”，故成为了我们父子永远的遗憾。
弹指一挥间，父亲去世快十年了。我想念父亲，时常梦见父亲，梦见父亲与我们在一起的情景，醒来有说不出的欣喜。
作者简介
王代伦，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1985年6月毕业于绵阳师范专科学校。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现为绵阳市游仙区财政局三级调研员，游仙区决咨委社会发展组组长，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文教学通讯》《领导科学》《四川散文》《剑南文学》《绵阳日报》等报刊，著有《教书育人文集》《做与思文集》《岁月叙事》。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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