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宋朝有意思的官职：汪潇晨龚延明宋代帝阁双重职能研究?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宋朝有意思的官职：汪潇晨龚延明宋代帝阁双重职能研究
本文原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提要：本文主旨，是论述宋代帝阁建立的沿革，帝阁所具有的收藏皇帝御制文书、字画、君主玉牒、宗室属籍等皇室档案的功能，以及随着帝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职名的设置，帝阁从原来管理御书、御制的管理机构，其设置的阁职逐渐成为文官贴职的主流，转而兼具双重功能，从而取代了北宋前期馆阁官的双重职能的地位。之前，学界关注三馆秘阁官具有馆职职事官与兼充贴职的双重功能较多，而对帝阁所具有的双重职能
关注较少。本文欲以此文之试论，期以引起同行对帝阁研究的兴趣和重视，从而推进宋代职名演变史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帝阁；职名；诸阁贴职；双重职能
作者简介：汪潇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龚延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兼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
宋代官制构建中，有一个特殊范畴，就是“职”[1]。《宋史·职官志》所谓：“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职、差遣。”[2]
职，即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职名源于殿大学士、学士，三馆秘阁馆职（别称“学士”）和帝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之类。
宋初，有观文殿、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等殿职，和外任官兼三馆秘阁官为馆职二种。
太祖、太宗朝尚无帝阁之建。直至宋真宗继位，始于咸平间建龙图阁。真宗建造帝阁的初衷，是珍藏先帝太宗御制诗文墨宝；为提高帝阁之地位，继而有相应之职名之除授，如龙图阁学士、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待制、直龙图阁等，均为阁职。随着帝阁职名的产生，宋代之职名范围扩大了，在殿职、三馆秘阁馆职基础上，增加了帝阁阁职。
真宗为先帝太宗首建龙图阁，此例一开，其后，一朝一帝无不为先帝构建帝阁。自龙图阁而下，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等，一帝一阁，以设置先后为序，无高下之分。每阁均置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
一帝一阁，这是前代所无的创新之制。宋帝阁有储藏帝王御集及典籍、图画、宝物，宗正寺所进玉牒、世谱之职能，设提举官勾管阁事，是为实职。而殿阁之职名——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无实职，为虚名，用于他官兼职或带职，称为“贴职”。诸帝阁的双重职能，未引起学界重视，研究较少[3]。这其实是反映了宋代皇权加强和推行右文政策的重大措施，也是宋代帝王学的重要体现。本文拟就宋代帝阁的建制沿革以及诸阁贴职的形成与特点作出考察。
一、宋代诸帝阁的创建与阁职的设立
先就两宋历代帝阁的创建沿革以予以分述：
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 宋太宗笃意右文，篇章翰墨，迥出前代帝王之上。故真宗继位后，首建龙图阁，特意珍藏先王御制诗文墨宝。龙图阁建于真宗咸平间，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真宗“幸龙图阁，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4]。龙图阁位在会庆殿西，北连皇宫，阁东为资政殿，西曰述古殿。阁中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文物，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等档案。其职名有：龙图阁学士（正三品），班在枢密直学士之上；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班在枢密直学士之下；待制（从四品），班在知制诰之下及直龙图阁（正七品）四等。待制以上为侍从官。直龙图阁，为擢待制之基，凡馆阁之久次者，必经直龙图阁而迁为待制。景德元年（1004）置龙图阁待制，四年（1007）置龙图阁学士，三年（1006）置龙图阁直学士，大中祥符九年（1016）置直龙图阁，“先置待制，次置直学士，又其次置学士，末乃置直阁”，另遣内侍三人掌管阁事[5]。为首者称“阁长”，由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6]。如天禧四年（1020），由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管勾，负责天章阁事务[7]。
天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侍讲 直阁天禧四年十一月，真宗尚在世，命建天章阁，五年（1021）三月成。在会庆殿西、龙图阁之北。藏《真宗御集》与书法。天圣八年（1030）置天章阁待制，庆历七年（1047）置天章阁学士、直学士，又有天章阁侍讲、直阁。天章阁学士位在龙图阁学士之下，罕置。《官制旧典》称：“天章阁只除待制，不除学士，难称呼也。”[8]嘉祐四年（1059）三月，以崇政殿说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赵希言，主客员外郎、国子监直讲杨安国并兼天章阁侍讲，预内殿起居，比直龙图阁，而班直馆之上；侍讲轮直于崇政殿庑下迩英阁、延义阁。天圣八年置待制，寓直于秘图，与龙图阁待制轮宿[9]。
北宋时，凡建阁，“是皆有是书，有是阁；书必有阁；阁必有地。亦未尝止揭名称”。至南渡临安建都，止建天章阁一阁而已，藏祖宗诸阁御书。南宋天章阁，利用万松岭原有旧天章阁为之，“盖六龙南渡之初，便有此阁，寓于是间”。其余诸阁皆存空名[10]。
宝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 旧曰寿昌阁，庆历元年（1041）改为宝文阁。位在天章阁西序、群玉之蕊珠殿之北。嘉祐七年（1062），仁宗幸是阁，亲为飞白书赐从臣御制《观书诗》[11]。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诏以仁宗御书、御集藏于阁。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诏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分别以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邵必、同知谏院傅卞为之。诏英宗御书附于宝文阁[12]。徽宗政和六年（1116），增置直宝文阁。
显谟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哲宗元符元年（1098）建阁以藏神宗皇帝御集，以“显谟”为名。离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已十七年，是诸阁建构最迟的皇帝御书阁[13]。取“显谟”为名，寓意在“神宗大新政事，故以丕显文王谟”[14]。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曾改名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续奉旨，复显谟阁旧名。崇宁元年（1102），诏曰：
显谟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如三阁故事。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之下。
三年，又诏以熙宁、元丰功臣图形于显谟阁。[15]
政和六年，增置直显谟阁[16]。
徽猷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初建徽猷阁，以藏《哲宗御集》。诏曰：
祖宗述作，皆有宝藏之所，参列广（大）内，揭为嘉名。世择儒臣，以资访纳。今将祗率成宪，名以出信，不可以无所考也。在《诗》有之：“君之有徽猷。”是唯询德之美，而观道之成。其《哲宗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17]
是年，置徽猷阁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增置直徽猷阁[18]。
敷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南宋绍兴十年（1140）五月诏置，藏《徽宗御集》。诏曰：
（徽宗）宸章奎画，发为号令，著在简编者，焕乎若三辰之文。丽天垂光，贲饰群物，所以贻谋立教，作则万世，殆与诗书相表里。将加裒辑，崇建层阁，以严宝藏，用传示于永久。其阁恭以“敷文”为名，祗遹旧章，宜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以此列职，备西清之咨访，为儒学之华宠，其著于令。[19]
因北宋亡国，开封沦陷，图书文物惨遭破坏，史馆所藏档案“片纸不存”[20]，徽宗御制当付之烟灭。朝廷只能重新追回收集御笔、御札等源文件。直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方搜集成《徽宗御集》一百卷，藏于天章阁[21]。敷文阁为空名，无实体建筑。《愧郯录》记载：
今天章等阁，止是诸殿。今欲乞置天章阁一所，将诸阁御书、御集、图籍等分作诸阁安奉……盖是时已有龙图而下六阁，未能备礼，姑即一所（指天章阁），以寓不忘。故迨今九阁，遂皆以为定比。……有名无阁，姑以备官称。[22]
焕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高宗于淳熙十五年（1188）十月崩，十一月九日，孝宗诏建焕章阁，藏《高宗御集》，诏曰：
朕仰惟高宗皇帝，恢广运之德，懋中兴之功，耆定群方，鼎新百度，制礼作乐，治具毕张……卓为丕宪，方加裒集，将谨宝藏，因揭名于层宇，仍列职于清厢，庶克奉承，用诒永久。其阁恭以“焕章”为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式循故实，以待贤才。其俾攸司，具著于令。[23]
置焕章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24]。
华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宁宗庆元二年（1196）五月诏置，藏《孝宗御集》。诏曰：
朕惟孝宗皇帝，睿阐圣图，粹昭王度，经纬天地，道存浑噩之书……并辑鸿徽，孔严燕翼。其阁恭以“华文”为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茂遵帮宪，宠陟儒英，庸饰攸司，其刊著令。[25]
是年，置华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26]。
宝谟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光宗宝谟阁，嘉泰元年（1201）十一月十二日，诏光宗皇帝：“阁以‘宝谟’为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以待鸿儒，以昭燕翼，著于甲令，副在有司。”[27]
宝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 宁宗皇帝宝章阁，理宗宝庆二年（1226）十月诏置。诏曰：
朕方将钦裒睿制，昭奉严储，宜揭鸿名，以隆燕翼。其阁以“宝章”为名，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以才德之之宜称者为之。著诸令甲，式永昭回。[28]
是年，置宝章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29]。
显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直阁理宗皇帝显文阁，度宗咸淳元年（1265）六月诏置。诏曰：
朕惟理宗皇帝在宥四十一年，垂休亿万余载。日务缉熙之学，天开经纬之文。泝道统于洙泗之前，崇理学于伊溓之后。铿锵韶濩之作，昭回云汉之章。自惟冲人获承先训……宝阁初成，奎文具列。用体中庸之垂教，以昭下武之继文。其阁恭以“显文”为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以待儒英，式彰鸿烈。著在令典，用饬攸司。[30]
宋代皇帝，除了北宋钦宗与南宋度宗两个末代皇帝之外，一帝一阁，共建皇帝藏书阁十一阁，皆保存该帝御制、御书、图籍，成为惯例，这也是一种皇帝的尊荣，更体现了两宋历代皇帝遵守祖宗重文的祖宗家法和秉持撰文、作诗、书法甚至作画重文的家学渊源的优良传统。这也构成了宋代帝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入南宋，一帝建筑一阁实体的传统被打破。唯天章阁为实体建筑。靖康之祸，宋政权南逃，中兴之主，每逃到一地，必将列帝御容（画像）安奉在天章阁（其实名义而已）一处，称之为“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重建天章阁，所有列帝诸阁，经战火后所集、所辑遗存，皆庋藏在其中，“置天章等阁一所，将诸阁御书、御集图籍等分诸阁安奉”[31]。“‘自龙图至显文之阁’二十四字，合为一匾”[32]。正因此，南宋一代天章阁不以除官，既以“天”字不宜臣下称呼，又是所有列阁御制所在，不能与他阁同例。
二、宋代帝阁的实际职能
宋代帝阁作为三馆秘阁之外另一个宫廷书籍文化中心，承担了多项实际职能，大体有以下几项：
第一，宿直秘阁，以被顾问。真宗朝设立龙图阁阁职时，因其阁功能是“为储祖宗制作之所”，“故其官视三馆”[33]。诸阁职在待召被顾问这一实际职能上与馆阁官相同。带职大臣作为文学高选之士，“自学士以下，并寓直于秘阁，每五日一员递宿。今直阁与馆职轮宿”[34]。带阁职官与馆阁官、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轮值，以备待召。天章阁则另置侍讲，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崇政殿说书等负责讲书。如庆历三年（1043），仁宗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分别讲授《毛诗》、《祖宗圣政录》[35]。
第二，收藏诸帝《御集》以及珍本书籍。作为“储祖宗制作之所”的帝阁，最为重要的功用是收藏君主著述文章。帝阁建立前，君主的御制作品多藏于馆阁。如咸平三年（1000），上《太宗御集》三十卷，藏于秘阁[36]。龙图阁建立后，北宋逐渐形成君主在位或去世后将所著御制御书等汇编为《御集》，藏于帝阁的制度。《石林燕语》概括道：
祥符中，始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寿昌两阁于后，而以天章藏御集，虚寿昌阁未用。庆历初，改寿昌为宝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阁皆二帝时所自命也。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皆后追建之。惟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37]
一集一阁，秩然有序。同时，单篇零散的御制篇章以及书画等也统一归帝阁收藏。南宋重建帝阁以后，将所征集到的与君主有关的物品皆附帝阁收存。例如绍兴十一年（1141），从徽宗旧相余深、蔡攸等家中征集到徽宗皇帝御笔，“送敷文阁藏之”[38]。
除君主本人作品外，其个人收藏，主要为古籍珍玩亦在帝阁藏品之列。以龙图阁为例，咸平间的四部书籍数量过三万卷，与三馆秘阁以及后苑太清楼藏书数量相埒[39]。帝阁收藏的古籍版本详勘精校，其校对程度甚至超过三馆秘阁所收藏的精校本。景德二年（1005），真宗曾言“龙图阁书，屡经雠校，最为精详”，专门制作本阁之印加盖，号为“龙图阁御书记”[40]。除收藏图书书画等纸本文献外，帝阁还负有搜藏诸朝祥瑞异物的职能。如龙图阁内专门设有“瑞总阁”，用以收藏太宗时期进献、征集的众瑞杂宝[41]。由于藏品宏富，帝阁收藏专门编有藏品目录[42]。
第三，收藏诸帝《玉牒》以及宗室属籍等宗室档案数据。北宋以来，宗正寺将所修《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等宗室属籍需誊写一份藏于帝阁[43]。君主未即位前所受册宝、制书、藩邸旌节等身份档案亦在帝阁收藏之列。例如，神宗即位后即将此前的册宝送天章阁收藏，“遂为故事”[44]。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后，也将本人藩邸旌节置天章阁收藏[45]。南宋以来，出于用严宝藏各类祖宗档案的目的，除御制、书籍、符瑞外，君主的身份证明玉牒以及日历、国史、实录、会要等官方史籍除了在宗正寺以及玉牒殿、秘书省等处供奉以及存档外，皆另行誊抄一份藏于帝阁[46]。逐渐丰富完善了帝阁的纸本文献以及实物文物的收藏门类。
第四，由于阁中供奉历代君主神御，帝阁自北宋晚期以来成为迎奉安置祖宗神位的宗庙场所之一。北宋初，就多在帝阁举行朝拜祖宗神御活动。例如庆历三年（1043），仁宗召“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于天章阁朝谒太祖、太宗御容”[47]。
南宋初期以来，由于帝阁集中存放历代君主神御，地位愈加庄严。天章阁所奉神御每逢“时节朔望帝后生辰”皆需荐献[48]。此外，每逢玉牒属籍、御集御制、国书实录会要等修成，皆举行盛大仪式，由秘书省迎至帝阁奉安。如绍兴二十四年《徽宗御集》成书后，高宗特令合门讨论制定详细的仪节。进奉前二日，差官“奏告景灵宫逐殿圣像神御”[49]。将《徽宗御集》自秘书省迎奉至宫城内，高宗亲于垂拱殿受书[50]，后置于天章阁安置[51]。其后南宋各朝设立帝阁奉安前代君主文集以及其他文书时，皆“置礼仪使，为安奉、宿卫等制”，“遂以为例”[52]。其仪制为淳熙间编成《中兴礼书》所收录，成为正式的礼仪条目[53]。尽管南宋帝阁在建制方面不如北宋时期宏大，但在藏品集中程度以及典礼职能方面更加丰富，趋于完善。可以说宋代帝阁是关于阁主皇帝个人信息最为集中丰富的保存场所。
第五，向大臣开放，举行观书会、问政议政等文化、政治活动。真宗朝初建龙图阁时，就“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54]。其后，由君主主持的帝阁观书籍、书画的集会屡见举行。天禧五年天章阁新成，即“召近臣馆阁、三司京府官诣天章阁观御书御集”[55]。嘉祐七年，仁宗“召近臣及宗室观三圣御书于龙图、天章阁”，随后使“从臣赋诗，赐御飞白字各一轴，遂宴蕊珠殿” [56]。帝阁观书成为北宋时期君臣交流文翰，瞻仰祖宗文治的重要文化活动。
由于帝阁地位的逐渐提升，帝阁观书、赐宴等单纯的文化活动逐渐演变为遇有军国大事时君主召集臣僚集议、问政之所。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于龙图阁召宰臣王旦，并出示《封禅图》，议定封禅之事[57]。仁宗朝庆历以后，出于尊崇前代君主的考虑，多开天章阁。庆历三年九月，仁宗开天章阁诏对辅臣，遂有范仲淹“条陈十事”[58]。熙宁七年（1074）二月，神宗开天章阁召对王安石问契丹军动向以及河北择帅之事[59]。其后又“连开天章召执政”议定宋辽边界[60]，为重新划定疆域之事张本。元丰四年（1081）十一月，开天章阁诏中书进呈新官制，与辅臣“议行官制”[61]。北宋时期，许多国家重大决策的谈论议政活动在帝阁举行。由于帝阁深处禁中，又因其“西清咨访之地”的性质，便于君主与顾问官进行小范围甚至单独进行讨论，以便新政策的议定成熟后对外发布。
三、宋代帝阁职名与贴职
殿学士与诸阁学士之职，皆属“职名”。职名有实有虚，凡兼职或带职，皆为虚名。他官带职名外任者，则称贴职。《梁溪漫志》说：“自龙图至焕章七阁，皆藏祖宗谟训，与秘阁并建，官均号贴职。”[62]诸阁职是宋代文官贴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贴职”亦称“帖职”，类于西汉加官（给事中、侍中、诸吏等），晋、宋以来兼职（如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南齐高帝时兼职或称“帖”：齐高帝欲为吏部尚书何戢加常侍之职，褚渊曰：“‘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何）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63]“帖职”之名，始于唐德宗贞元间，权德舆所撰《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张公墓志铭》：“凡历十官而八在历，其他三帖职。”[64]张荐以吏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史馆修撰即为帖职。
宋代职名是发展经历几个变化时期，诸阁贴职也随之发生演变：
真宗朝以前，职名主要以诸殿以及馆阁职名为主。真宗时期随着龙图、天章二阁职名的设置，诸阁职名名目已完备：“国朝自真宗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65]诸阁职名与三馆秘阁官，诸殿大学士、学士，枢密直学士（述古殿学士)皆为称“职”。诸阁“职名”皆是虚职，无职事，为内外差遣所兼或所带衔，为“西清之极选”[66]，是文学侍从顾问的标志。如龙图阁学士、刑部侍郎、知应天府宋绶[67]，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叶清臣[68]。皆为在外通判、知州差遣以及在京职事官所带贴职。北宋前期帝阁初建，职名较少，“直阁之名，旧才有二”[69]。此外，由于“阶官者积岁月可至，而职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时甄擢之权，苟非其人，终身莫得而至也”[70]，得授职名需系特旨。职名稀少与特旨除授使得官员皆以得职为荣[71]。
元丰改制处于宋代职名蜕变的初期。凡职事官带馆职，一律罢带职[72]。职名大幅减少。但保留帝阁贴职之功能。如直龙图阁为省郎、寺监补外或领监司、安抚使则除之；帝阁学士、待制，给谏以上补外之兼职。职事官补外任差遣，满岁视其“治行优劣”，或加恩兼职[73]。改制后职名逐渐阶官化，“以为朝臣补外加恩之官，盖有同于阶官，而初无职掌矣”[74]。职事官罢带馆阁职后，本无职事功能的帝阁职名成为差遣带贴职的主体，逐渐开始取代馆阁职名的地位。
元祐元年（1086）至北宋末，新定无职事的馆职等级，专用为贴职；职事官依年限皆许带职，职名进一步阶官化，这是重大变化。元祐元年，诏增复馆职为贴职，等级为六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集贤院、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职事官并须带职”[75]。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新党再次“诏职事官罢带馆职，悉复元丰官制”[76]。秘书省职事官实行三馆秘阁事，号为“馆职”，罢直馆、直院、校理等职名；集贤殿修撰、直秘阁以及诸阁职名号“贴职”，而别令在外任使，“馆职、帖职从此分道扬镳”[77]。内外官带贴职，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78]。在此过程中，帝阁职名仍然作为“贴职”的组成部分，未经改动。徽宗政和五年（1115）四月，在元符基础上增贴职为九等，依次为“直秘阁、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直龙图阁、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集贤殿修撰改名）、集英殿修撰”，“依此迁授”[79]。原不列入杂压的贴职，定为九等贴职之后，政和六年列入杂压序列，“新的贴职制度最后形成”[80]。以帝阁贴职为庶官贴职主流，取代了馆阁职名的地位，馆阁贴职仅保留直秘阁、集贤殿校理、秘阁修撰三等，其余皆为帝阁职名。
南宋时期，“馆职依祖宗故事”，仍以秘书省官为“馆职”，为实际职事，不具贴职职能[81]；政和间所定“贴职九等”为差遣职事官所带“贴职”。由此产生的效果是，北宋末以来形成的以殿阁贴职为主的贴职序列正式与馆阁实际职事官序列分离，专用于职事官差遣的带职。
随着帝阁职名的增多，授职范围随之扩大。帝阁职名随随帝阁创建递增。《文献通考》谓：“代代有宸奎之阁，而建官亦如之。于是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之官，始不可胜计矣”[82]。至宁宗朝时，“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83]。阁名增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贴职授受范围扩大，职事官普遍带职。首先是庶官、侍从官带贴职，庶官如梁汝嘉以直龙图阁、知临安府[84]，王似带显谟阁直学士、知兴元府[85]；侍从官带诸阁待制以上职名，虽不列入贴职序列之等，广义上仍属带职范畴。如翰林学士汪藻充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86]；直学士院綦崇礼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87]。除朝官补外例得贴职外，地方官员职事修举、御敌有功，官员子弟荫恩除职，致仕官带职引年，死节之士身后赐恤等等，门出多端，导致南宋时期“职名躐授，名器大亵，侥幸益滋”[88]。
同时，职名阶官化更趋明显，与职事之高下对应[89]。南宋贴职阶官化已经定型，阶官化特点，就是虚职、等级分明、官员（职事官和差遣）“积岁月可至”，及相应的升迁资序，具有表示一定地位的功能。南宋职名阶官化已经成熟，官员资历与不同等级贴职除授，已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赵升《朝野类要》概括到：
宰执资格者带观文、资政、端明学士，侍从资格者带诸阁学士及以次侍从带待制，卿监资格者带修撰、直阁，及京官直秘阁。武臣带合门宣赞舍人之类。[90]
就帝阁贴职而言，主要为上至列曹尚书，下至省郎、殿中侍御史、卿监等京官补外之带职：
帝阁学士多为列曹尚书、翰林学士所带贴职。如兵部尚书兼侍读、资善堂翊善程瑀充龙图阁学士、知信州[91]。翰林学士秦梓补外，以龙图阁学士、知宣州[92]。
帝阁直学士多为权六部尚书、侍郎、御史中丞补外之贴职。权尚书、六部侍郎补外例得直学士。绍兴六年（1236），宰相赵鼎上言：“故事，如侍郎在职未及二年，止得待制。今一例除杂学士，太优。”如徽猷阁直学士胡世将试尚书兵部侍郎[93]。绍兴七年（1237）十月，御史中丞周秘乞外任，“可除徽猷阁直学士、知秀州”[94]。
帝阁待制多为权侍郎满任、给谏（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谏议大夫）补外则带之。如原中书舍人赵思诚以徽猷阁待制、除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七年复除中书舍人[95]。“权礼部侍郎赵子画充徽猷阁待制、枢密都承旨”[96]，“近岁权侍郎补外，例得待制” [97]。侍从补外，按资历高低，除授大小职名，历历有序。
诸帝阁直阁多为省郎、殿中侍御史、卿监等京官补外之带职。直龙图阁为最高一等，“（元丰中），有直龙图阁，省郎、寺监为长贰补外，或领监司、帅臣则除之”[98]。《文献通考》谓：“中兴后，直阁为庶官仕藩阃、监司者贴职，各随高下而等差之。”[99]绍兴二十九年（1159），殿中侍御史杜莘老直显谟阁、知遂宁州。后又诏赴阙，除司农少卿[100]。绍兴三十一年（1161），司农少卿杜莘老以直显谟阁、知遂宁府[101]。
可见，南宋文官贴职随高下而等差之，已有规制。对于多数官员而言，所带贴职仅止步与帝阁学士，不得升殿学士。诸帝阁学士以下的帝阁职名成为北宋末以来官员带职的主体。当然，执行过程中，不免有“活”的权变，不可能依规制一刀切，这是制度史演变的规律。如绍兴六年（1136），秘书省著作佐郎张九成以父老乞归养，遂得除直徽猷阁、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他以贴职高于职事官资历固辞[102]。
宋代贴职发起于馆阁贴职，因诸帝阁职作为虚职功能的贴职的兴起，逐渐取代馆阁官的贴职效用，成为南宋贴职序列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序列覆盖上至列曹尚书下至省郎卿监的大部分中高层官僚所带职，对宋代文官贴职制度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 语
宋代帝阁，自龙图阁至显文阁十一阁，是收藏君主控文件文献的皇家机构。一帝一阁，统称帝阁、诸阁，贮藏帝王御制文字著述、翰墨书画、四部古籍以及符瑞珍玩等物。同时藏有君主玉牒、宗室属籍等皇室档案，以及供奉历代列祖列宗皇帝御容，具有图书书画收藏、博物陈设、宗室档案管理、宗庙祠奉等功能。随着皇帝更迭，帝阁赓续缔构，伴之而来，设立了相应的诸阁职名日益增多。北宋前期，本以三馆秘阁之馆职，作为侍从官或文学英俊所带职名，称之为贴职。随着龙图阁等帝阁增设，帝阁职名也开始进入贴职行列。神宗元丰改制，罢馆职带职，打开了以帝阁职名作为贴职的大门。这是帝阁由单一职能向双重职能转型的节点。即帝阁从原来是管理御书、御制的管理机构，逐渐成为文官贴职的主流，转而兼具贴职功能。随着徽宗朝、南宋贴职制度的发展，帝阁职名终于取代馆阁职名，成为贴职序列的主体。此消彼长，馆阁官的双重职能淡出，而帝阁双重职能则出现强化态势。这是值得重视的宋代官制变革，这个变化反映出宋代皇帝文治的理念固化和加强皇权的政治张力。
注释：
[①]龚延明《宋代崇文院双重职能探析———以三馆秘阁官实职、贴职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页133—134。
[②]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3768。
[③] 先行研究涉及诸阁职能考察者，多从宋代文官贴职制度整体特色以及形成演变过程加以关注，如梅原郁《宋初的寄禄官及其周围》，收入刘俊文主编、索介然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五）《五代宋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三编《北宋前期中枢机构类·附殿阁学士与三馆秘阁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第
30辑（1988年）；收入氏著《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祖慧《南宋文官贴职制度研究》，《文史》第44辑（1998年）。或从图籍收藏制度分析入手，如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第四章《宋朝官方图书机构》第二节《图书收藏机构》，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年。或
关注三馆秘阁的双重职能性质，如龚延明《宋代崇文院双重职能探析———以三馆秘阁官实职、贴职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等。对于诸帝阁的设置及诸阁贴职设置的双重职能特点的专门讨论多未涉及。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1088。按：《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龙图阁学士》谓“大中祥符中建”，误，页3819。参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订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96。
[⑤] 岳珂《愧郯录》卷一四《九阁》，《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4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119；《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龙图阁学士》，页3819。
[⑥] 王益之《职源撮要》（不分卷）“阁长”条，《续金华丛书》本，页56。
[⑦] 《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一月丙戌条，页2222。
[⑧]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七《阁学门》八《天章阁》，《四库类书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202上。
[⑨] 《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三月甲戌条，页2822。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五《天章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363上。
[⑩] 《愧郯录》卷一四《九阁》、《天章阁》，页120、121、123；《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天章阁学士》，页3819。
[11] 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庆历宝文阁》，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页3010下。《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宝文阁学士》，页3820。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宝文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1597）、《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宝文阁学士》（页3820）均作“宝文阁在天章阁东、西序”，不通。参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页98。
[12] 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七，英宗丁未治平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47。按：是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
[13] 《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乙未条，页11832。
[14] 《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显谟阁》，页1598。
[15]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七《阁学门》八《显谟阁》，页203页下；《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一六，徽宗甲申崇宁三年，页666。
[16] 《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元符显谟阁》，页3011下。
[17]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七《阁学门》八《徽猷阁》，页204上。
[18] 《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大观徽猷阁》，页3012上。
[1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510；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五、一六《敷文阁学士 直学士》，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14年，页3213上、下。
[20]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109。
[21] 《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绍兴敷文阁》，页3012上。
[22] 《愧郯录》卷一四《九阁》，页122。
[23]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宫阙·高宗皇帝焕章阁》，《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0年，页3366上。
[24] 《愧郯录》卷一四《九阁》，页121；《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淳熙焕章阁》，页3012下。
[25] 《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宫阙·孝宗皇帝华文阁》，页3366上。
[26]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七《阁学门》八《华文阁》，页204下。
[27] 《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宫阙·光宗皇帝宝谟阁》，页3366下。按：《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宝谟阁学士》（页3821）谓“嘉泰元年置”，不确，应为嘉泰二年（1202）。
[28] 《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宫阙·宁宗皇帝宝章阁》，页3366下。
[29] 《玉海》卷一六三《宫室·阁·宝庆宝章阁》，页3013上。
[30] 《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宫阙·理宗皇帝显文阁》，页3367上。
[31]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九《行在所 临安府》，页9292上。
[32] 《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宫阙·祖宗诸阁》，作者谨按，页3367上、下。
[33]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八》，马氏按语，页1603。
[3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二《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页3212 上；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正》（辑本）卷二《职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97。
[35] 《长编》卷一四六，庆历三年二月丙辰条，页3544。
[36] 《麟台故事校正》卷一《储藏》，页43。
[37]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82、83。
[38] 《宋会要辑稿·崇儒》六之一七《御书》，页2871下。
[3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三《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页3211下。
[40] 《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乙酉条，页1599；《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二《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页3212 上。
[4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二《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页3212 下。
[4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目录类》著录有“《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共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232。
[4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五六《修玉牒官》，页3597上。
[44] 《宋史》卷一一一《礼志十四·册命皇太子仪》，页2664。
[45] 《宋会要辑稿·舆服》六之二二《旌节》，页2293上。
[46] 《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天章阁》，页1597。
[47] 《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页3430。
[4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太庙景灵宫天章阁钦先殿诸陵上宫祀式》，页70。
[49]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七、八八《群祀三》，页789上。
[50] 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28；《玉海》卷二八《圣文·绍兴徽宗御集》，页549上。
[51]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六，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页132。
[5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六八《实录院》引蒋芾上言，页3518下。
[53] 宋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二一四《嘉礼》四二《进呈安奉徽宗皇帝御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22册。条目下文已全阙，具体仪节载《南宋馆阁录》卷四《修纂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27—29。
[54] 《长编》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条，页1088。
[55] 《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四月壬戌条，页2246。
[56] 《长编》卷一〇九，天圣八年八月丁亥条，页2542。
[57] 《长编》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辛巳条，页1545。
[58] 《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页3431。
[59] 《长编》二五〇，熙宁七年二月丙子条，页6087、6088。
[60] 《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癸亥条，页6372。
[61] 《长编》卷三一九，元丰四年十一月庚寅条，页7710；《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七《官制别录》，页4530下。
[62] 费衮《梁溪漫志》卷一《本朝殿阁建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3349。
[63] 《南齐书》卷三二《何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584。
[64]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〇六，权德舆撰《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张公（荐）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页5145上。
[65] 洪迈《容斋五笔》卷二《西汉以来加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824。
[66] 胡寅《斐然集》卷一三《制·张谊龙图阁学士知温州》，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273。
[67] 《长编》卷一一二，明道二年四月癸丑条，页2611。
[68] 《宋史》卷二九五《叶清臣传》，页9851。
[69] 周辉撰，刘永祥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一二《职名三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页499。
[70] 汪藻《浮溪集》卷二《奏论宋晦落职不当行词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8册，页21下—22上。
[71]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七《阁学门》八《总学士 直学士》，页200上。
[7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秘书省》，页3473下。
[73] 《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乙酉条，页9038、9039、9040。
[74] 《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直秘阁》，马氏按语，页1601。
[75] 《宋代官制辞典》附《殿阁学士与三馆秘阁·贴职》，页153、154；《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乙酉条，页9038。
[76] 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页148。
[77] 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第30辑（1988年）；并参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官制门·秘书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7册，页59下。
[78]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秘阁》，页3875；《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四《秘书省》，页3478上。
[79]《宋大诏令集》卷一六四《官制五·增置贴职御笔》，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626；《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八《阁职门·总阁职·历代沿革·延多士》，页205下。
[80]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八《阁职门·总阁职》，页295下；《宋代文官帖职制度》，页119。
[8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二六《秘书省·绍兴五年》，页3485上。并参《要录》卷九二，绍兴五年八月甲辰条，页1766。
[82] 《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直秘阁》，马氏按语，页1603。
[83] 《容斋五笔》卷二《西汉以来加官》，页824。
[84] 《要录》卷七三，绍兴四年二月甲申条：“直龙图阁、知临安府梁汝嘉升徽猷阁待制。”页1396。
[85] 《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丙戌条：“显谟阁直学士、知兴元府王似。”页1176。
[86] 《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辛酉条，页997。
[87] 《宋史》卷三七八《綦崇礼传》，页11680。
[88]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墓志铭·显谟阁待制至仕赠宣奉大夫陈公墓志铭》，《四部丛刊》缩印本，第271册，页675下。
[89] 祖慧《南宋文官贴职制度研究》，《文史》第44辑（1998年），页194、195。
[90] 赵昇《朝野类要》卷二《称谓类·贴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45、46。
[91] 《要录》卷一五〇，绍兴十三年九月戊辰条，页2831。
[92] 《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六月辛亥条，页2819。
[93] 《要录》卷一〇一，绍兴六年五月戊辰条，页1907。
[94] 《要录》卷一一五，绍兴七年十月辛丑条，页2151。
[95] 《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乙未条，页2108。
[96] 《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壬午条，页1174。
[97] 《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己亥条，页3461。
[98] 《长编》卷三七三，哲宗元祐元年三月乙酉条，页9038。
[99] 《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总阁职》，页1600。
[100] 《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二十九年十月戊辰条，页3774。
[101] 《要录》卷一九五，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甲辰条，页3836。
[102] 《要录》卷一〇四，绍兴六年八月癸亥条，页1966；同前书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辛亥条，页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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