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是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大家也都知道，王安石推新变法，但是，哪怕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新的政策在执行情况中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可控因素导致效率降低甚至与原本的初衷背道而。王安石的变法在那个时代也是非常超前的，在后期的执行中出现问题偏离轨道也是可想而知，但是身为几千年后的现代人，在已经知道了结果后，就不要再去批判王安石了。
比起汉武帝时代，北宋到神宗时候君权并没有那么集中，且宋代士大夫有更大的反对权。所以，相对而言，王安石并没有桑弘羊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桑弘羊一系列政策才是明着与民争利，标准杀鸡取卵的，王安石初衷除了商人，基本谁也不影响，所以王安石是个少见的经济学家，却不是好的儒学学者，说王安石引起了党争，庆历新政没有党争么？王安石在位的时候党政还算温和，即使不同意新法，也只是赶出京城去个好地方养老而已，旧党上台后什么德行？全面废除新法不说，还扩大党争所有新党全部赶出去广东游，熙宁初年新党最得势的时候，文彦博还在朝堂上，是旧党将党政扩大化，旧党大部分人都是既得利益阶层，什么本事也没有，只会嘴巴说说而已。
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元丰党和元佑党之争，帝国从此之后陷入泥塘。其实要搞这种变革，还是宗教思想才是大杀器，可以快速催眠出小弟；不过我朝文化阶层，对于这种张角后人，一直都是极为警惕的，所以还是没戏。得国不正，胎里毛病。抑制军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是要向读书人让利的。封建社会，地主和士大夫那就是一伙人，不是地主念不起书，念书当官了还利用门生故吏掌握社会舆论。在这个体制下，搞任何改良都行不通。
王安石拿走了百姓的钱？没有大佬的调控，地主会向百姓放更高额的贷款，百姓才是真的没有活路，王安石的手下多数是野心家，借着变法打压政敌，没法严格执行变法。反对派里更全都是剥削者，因为自己的蛋糕被动了，没法更好的搜刮民脂民膏了。王安石死后，变法支持者与反对派斗争导致政治局势混乱，此时的变法支持者并不是真正支持变法的，只是打着王的旗号来打压对手，后面还有那么衰的皇帝，北宋才灭国，北宋灭亡的说法是王安石造成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相反，王安石是北宋的救世主。
后人把史记和资治通鉴作为史学双璧，可是司马迁是一人之力，而司马光却有着庞大的史料库和人力资源，司马迁仗笔直言，司马光丝毫不敢言及宋朝之事，明哲保身的有些过分。关于废除新政我不说什么，可是西军征战经年打下的熙河路直接放弃是什么意思？大将王超流放，导致他自杀，司马光是不是要负责？
我了解到的王安石还是宽容的，而司马就没有那么宽容了，至于变法，我觉得司马还是台守旧的，并且单纯反对王安石，而不是出于公心，司马光能写出资治通鉴这种书，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只不过政见是保守派，他的观点，令现代人不适应，但是很“适应”当时。没有法制的前提下，他的做法是，宁可让本案例的人受害，也要牢固的守住儒家人伦的理念---这种完全可以抹煞良心的魄力，才说明他是合格的政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王安石变法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他没有彻底考虑当时的国情制度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