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像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兴的唐室背上了两个难题，一个是宦官专权，另一个是藩镇跋扈。而这两个问题的开始和形成都在唐肃宗时代。
官宦专权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李辅国专掌宫禁，掌握了北门禁军大权，另一个是鱼朝恩开启了担任“观军容”的名号，做了实际的监军。
宦官专权的两个例子都属于军权旁落。
藩镇跋扈的例子是：节度使这样的重要职位，不经过朝廷，由军士自行废立。肇始者是平卢节度副使侯希逸的任命。
不管是宦官势力的崛起还是藩镇节度使自立，都是安史之乱直接导致的结果。
一方面朝廷播越，有很多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比如，由李辅国掌宫禁以防护肃宗安全；李辅国口宣旨意方便政令执行、急务处理等。
另一方面，中央的控制力有限，不得不放权给前线。比如，鱼朝恩为观军容就是因为郭子仪、李光弼前线抗敌，彼此权力不好平衡，才派出了宦官代表皇帝宣抚两面；侯希逸远在平卢，中央鞭长莫及，只好任由军士自立节度等。
因此，站在唐肃宗的角度，造成宦官专权和藩镇跋扈这两个问题，固然让人痛心，可处在当时环境下，唐肃宗的确十分艰难，有被谅解和可同情的地方。
不过，唐肃宗本人的责任也无法推脱，甚至，如果其处理得更好，完全有可能改变后来的结果。唐肃宗虽然有可同情之处，但其失职获咎的地方同样明显。
李辅国的专权和侯希逸的自立即是其例。
李辅国的发达之路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是至德二年（757年）九月，肃宗刚刚重返长安，李辅国请将长安的宫禁契钥交付李泌掌管，一心想做山人的李泌推托，请由李辅国掌管宫禁契钥，结果肃宗答应了。
胡三省在此条后注云：（契钥）今付辅国，宫禁之权尽归之矣。
李辅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提议，是因为一年之前的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因为战时特殊情况，契钥便是由肃宗强留在身边处理机务的李泌所掌管。
而如今李泌推辞，是因为已经收复长安，一切应该逐渐回归正轨，他作为外廷大臣不宜再掌握宫禁；此外，李泌还抱着归为山人的夙愿，这既是他答应留在唐肃宗身边时的约定条件，也有着极为敏感的不可继续在朝的理由。
此时此刻，契钥交由李辅国掌管是最合理的选择。
但这正是宦官权力膨胀的开始。李辅国不但负责宫禁契钥，还“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可谓手眼通天，权势逼人。
第二个是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壬寅，唐肃宗下制书，其中说：
“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竞，悬自追摄，自今须一切经台、府。如所由处断不平，听具状奏闻。诸律令除十恶、杀人、奸、盗、造伪外，余烦冗一切删除，仍委中书、门下与法官详定闻奏。”
这一大段的意思，就是：战时那套应急的套路都不再管用，要按照正常的规章制度办事，该走外廷政府机构的走政府机构，该由有关部门执行的交给有关部门，不能再口头宣旨、各自处置，判案定罪交给司法机关，不服判决上奏朝廷复审，别再搞个人主义那一套。
这道制书中提到的问题，都是李辅国平日所行使的那些不合常规的行为。唐肃宗下这道制书，显然是要遏制李辅国的特权。
而发起这道制书起诉的，是当时宰相李岘。在他看来，朝廷决议应该由中书省发出，而不是李辅国的嘴。他因此将李辅国利用权势的各种“专权乱政”行为进行了陈述，让唐肃宗感到这确实是个问题。于是，才有了四月壬寅的这道制书。
这说明，当时，外廷大臣对于宦官专权，还保持着对抗的精神与行为。
但，“壬寅制书”发布没多久，事情就有了大逆转的变化！
第三个，乾元二年五月的朋党案，也就是“凤翔马坊押官案”。在此案中，监察御史孙蓥（音ying）、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寺卿权献全部遭到了贬斥。不止如此，宰相李岘也被罢免，贬为蜀州刺史，并扣了一个“朋党”的帽子。而唐肃宗还觉得“用法太宽”。而在本案中，侍御史毛若虚因为办案得力，升迁为御史中丞。
凤翔马坊的押官，是个不入流的小官，他犯了事为何牵连如此多大员，震动整个朝廷？
因为此案全与李辅国有关。
李辅国出身于“飞龙小儿”，也就是负责照顾飞龙厩御马的小工，与凤翔马坊押官身份相近，于是竟然关注起了“凤翔马坊押官为劫，而被天兴（县）尉谢夷甫捕杀”的案子。
他借着押官之妻上诉讼冤的由头，先后动用监察御史孙蓥、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复核此案，结果这些人都觉得谢夷甫处置没有问题。
押官之妻仍表示不服，于是李辅国又派了侍御史毛若虚复核案件。
毛若虚，是一个狡诈倾巧的人，他顺从李辅国的意思，推翻了此前的审判意见，归罪于谢夷甫。惹得崔伯阳大怒，直接告状给唐肃宗。没想到肃宗不但把毛若虚保护了起来，而且把崔伯阳怒斥一顿，赶出殿廷。紧接着，又将审理此案的众位官员除名、贬斥。
宰相李岘认为崔伯阳冤屈，上书申诉，被肃宗斥为“朋党”，贬为蜀州刺史……
要知道，从四月壬寅制书发布，到五月辛巳李岘被罢，不过才三十九天。
这件事搞得这么大，让人不得不怀疑是李辅国的策划。
大概自始至终，事件的核心，都不是凤翔马坊押官是不是被冤枉，而是一群和李辅国唱反调的外廷大臣。甚至，押官之妻的讼冤都很可能是李辅国鼓动的。
最让人想不通的便是唐肃宗的态度。
这样一件小事，不仅牵连到了朝廷的司法机关，还牵连到了宰相，他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壬寅制书”才发出来一个多月，就出现了这样规模唱反调的大案，唐肃宗难道不起疑？
可他完全站到了李辅国的一边。
现在猜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李辅国控制了禁军，皇帝受到了威胁。这件事在后来上元元年（760年）李辅国强行把唐玄宗从兴庆宫迁入大明宫就可以看出来，李辅国是真敢用兵威胁唐肃宗和唐玄宗。那么此时会不会也是胁迫肃宗站自己呢？
第二，唐肃宗自己心甘情愿站队李辅国。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李辅国和唐肃宗关系密切，其人又深得肃宗信任。
从唐肃宗对韩择木的话来看，他认为李岘的确专权，且贬为蜀州刺史还觉得“用法太宽”。以此推测，则唐肃宗自动站队李辅国的可能性更大。
若果真如此，李辅国最后大权在握，甚至参与到了帝位继承，并开启了唐朝宦官专权乱政的历史，其责任，唐肃宗一定要负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此刻，外廷大臣对于宦官势力还是抱有戒心和充满战斗力的。
李岘投诉李辅国，孙蓥、崔伯阳、李晔、权献都不屈服李辅国的意思办案，这都说明，外廷大臣公然反对宦官的私人授意。
大概李辅国对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我甚至猜测他是有意要这样的结果。因为越多人反对，就越说明外廷大臣有朋党，从而越能耸动唐肃宗下场表达立场。
李辅国策划这个案子，可能一开始的目标就锁定了他十分忌恨的李岘。结果果然如李辅国所想。
这是李辅国一步步专权的过程，读《通鉴》的明显感觉是：李辅国一开始还有所顾忌，但“凤翔马坊押官案”之后，他就成功了；到了上元元年，已经敢直接威胁唐玄宗和唐肃宗；此时，唐肃宗后悔和想除掉李辅国，已经不可能了。
这对“全无心肠”（胡三省语）的父子，在李辅国面前，说话都十分小心，更别说要诛除他了。
关于侯希逸不经过朝廷，而由军士自立为平卢节度副使，开启了唐朝后半期藩镇失控的局面，在这一大问题中，唐肃宗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司马光有详细的说明。
司马光认为：秩序是人人正常生活的保证，而君主就是要靠一些权力（《周礼》所说的八柄：爵、禄、予、置、生、夺、废、诛）保证这个秩序，“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如果把这些权力扔掉，人君和臣民是一样的，也就无法维护这个秩序。
司马光对于唐肃宗的处境还是同情的，他说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没赶上好时候。但这不是放弃责任的理由，他应该在这个时候“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不是为了一时的稳定，放弃整个秩序的维系。
司马光这样讲，唐肃宗能心服吗？
假设远在长安的唐肃宗，不认可数千里之外的平卢地区李正己推举侯希逸的行为，他能做什么呢？
发圣旨召李、侯二人入朝；派钦差前去考察侯选，处置李正己擅自杀前节度史王玄志之子的行为；派军队讨伐侯希逸、李正己；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确认侯希逸节度使地位，并令其忠于朝廷……
无论哪一样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所以肃宗选择了最“不费力”的方案，派了一个地位微末的宦官去确认了一下前方情况。既不追究李正己的逆行，也不考察侯希逸的才干，就这么随便确认了。
从此，节度使这样的职位由军士自立，便拉开了大幕。
这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三家分晋、周天子给予韩赵魏诸侯资格。正是《资治通鉴》开篇提到的问题。
唐肃宗如此处置，司马光是无法认可的。
由我想来，被道学浸润的宋朝人，只看道理所在；而唐肃宗的最大问题，在于处置不合理；他只看眼前，不计未来，而不应归因于其所面对的形势问题。
他就算什么都做不了，也可以公开李正己和侯希逸的行为是违反秩序的，是造反。或者，他只承认这是临时处置，不给官方确认，为以后收回名位留后路。又或者，他把李正己处置了，留下侯希逸，让公然为逆的首领受到惩罚，安抚其他从人……
我相信，在司马光心中，可以想象出很多处置方案。但任何一个方案，都不是像唐肃宗一样，直接放弃对节度使的选拨任命之权。
这才是天子的合理之举。也就是《尚书》中所说的“远乃猷”，《诗经》中所说“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提到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代经典的教训和圣人的话，都指向了一点：要考虑得长远，而不是只顾及眼前的得失。
这与至德二年“王去荣案”中，贾至和韦见素反对唐肃宗赦免以私怨擅自杀本县县令的王去荣是一个道理。你不能因为王去荣有本事，又是当时急需的人才，便免去了他以下犯上、破坏秩序的原则之罪。
贾至在上书陈述的时候，也提到了“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韦见素也说“王法有无，国家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
贞观之法，就是唐太宗创立的章法，而太宗的很多章法都是奠基唐朝的“祖宗之法”，正是传于未来的“远谋”。
司马光专门提出“远乃猷”，贾至等人点出“远者、大者”，思路是一致的，所依据的义理也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光又在最后表彰了宋太祖的做法，并且称赞说“岂非诒谋之远哉”，正是说宋太祖比起唐肃宗来说，制作更为合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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