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把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处理，然后又把问题的复杂性情况，给下简单化的结论来敷衍了事。而中国历史一个争议最大的问题，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发展成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自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五六十年代因新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而又在新中国史学界掀起研究高潮。资本主义萌芽论在中国层出不穷。而日本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两代人为中心的京都学派，提出来东洋近世论，又把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提前到了两宋时代。更离谱的是国内一些跟风的学者，更是从春秋战国，两汉来找所谓的萌芽，离谱程度让人啧啧称奇。然而，最大的共识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述。可以说此中问题，众说纷纭，各执其见，然而在一些教科书粗暴的结论中，让一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结论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普遍性主流观点。那就是清朝满族入关中断论，和鸦片战争导致帝国主义摧毁资本主义萌芽论。
我们先对资本主义萌芽论按下不表，先说说，这满清入关论，和帝国主义中断论，两者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不同观点，但是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甚至说是前因后果，相辅相成。满洲人入关破坏了蒸蒸日上的明代资本主义经济。让满清王朝不复明朝的强大，随后导致了帝国主义入侵。彻底的中断了中国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没有发生内生性的工业革命，进而积贫积弱。所以一切问题都在于满清王朝的入侵大明，导致了这种局面。
对此种谬论，我就不说为啥那么强大的明朝会被满人不满万，满万不能敌给消灭了。我只说这种观点最不靠谱的一点，那就是，清朝，相对于明朝真的是落后，倒退么？如果要弄清楚，首先要看清朝在经济领域的数据，相对于明朝是否是增长，亦或是倒退？
首先我们看粮食产量，这个总数据上，清朝无论是中期，后期都要远高于明朝，但是要考虑到清代的人口也要比明朝多了三倍以上的规模，所以平均每个人粮食产量，还是要低于明朝的，但是考虑到人丁的多寡直接关系着王朝的稳定与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直接相关。
再结合表2清代新增耕地面积没有如同明朝成倍增长的前提下，所以清代粮食产量是实打实的生产力的提升。
而能让生产力得到明显提升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清代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像表3中，两湖熟天下足的两湖地区的清代水利设施建设相对于明代巅峰时期的万历时代的大规模增长。而这根本原因是清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只要看看表4中清代财政的大规模增长速度，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清代相比较于明代的政府治理能力，税收财政管理水平的进步程度。有人也许会说，明代是藏富于民，不滥用民力。然而，起码的常识是既然你要藏富于民，那还要政府干嘛？众所周知，明代水利设施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实行后，才让明代短期有了财政收入的增长，据曾唯一、沈庆生所著的《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中写到，正德初年148万两，嘉靖年244万两，嘉靖二十七年293万两，隆庆元年达到了343万两，到万历年间已经455万两。
然而随后大明王朝陷入下行周期，再也无法恢复到张居正改革的时代，而终于被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师。结束了三百年的国运。而清代明显从财政税收上游领域就已经牢牢控制好国家政令的上行下效。所以才能爆发出比明朝更强大的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力的提升。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不服，会说，不是有人说，大清是番薯盛世么？没有番薯玉米，大清人口怎么可能那么快增长？所以你怎么说清代农业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呢？然而很遗憾，番薯盛世是个搞笑的误会。
表5是剑桥中国史清代后期史的资料，这里显示，一直到清末，大米，小麦都是中国传统主流农业粮食作物。而玉米从来都不是主要主粮农作物，更不用提所谓的番薯盛世的主角了。不知道谁最早提出来所谓的番薯盛世，我只能说，非蠢既坏，目的很是可疑。
既然清代农业基础领域比明代规模大的多。那么商业领域又是如何呢？要知道，都说明朝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所以商业领域是衡量清代发展含金量的重要一环，我们看到了表6里，清代中期府州城市规模的增长规模是明代后期的一倍以上。
再看看江南市镇规模，清代也基本上达到了比明代巅峰时期的两倍的规模。马克思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大量兴起和繁华，既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又是江南农业和商业繁荣的具体体现。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目显著增加，因此流入城镇成为手工业者和商贩，导致市镇数量不断增加。
根据学者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明代后期，江南棉布输出量与本地消费量二者相加的总量之和，推算出明后期(1620年左右)江南棉布输出量1500到2000万匹。而清代中期(1850年前)江南棉布输出量为4000万匹。
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工商业的发展》中的《江南丝织史研究》中。估算明后期江南官营织机是3500台民营织机约10000台到15000台。清代前期江南官营织机1836台民间织机可能达到8万台。
乾隆、嘉庆年间，江宁府全城绸、绒各类织机多达三万台左右。至道光年间，城内仅"缎机（即）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比起明朝要多的多。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来，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且规模更大，更加繁荣。
可能还会有人说，大清闭关锁国，明代火炮技术，被大清抛弃，因而让西方叩关的时候，无力反抗。
我只能说，这个说对了一半，大清在鸦片战争时期，确实存在着军备废弛，文恬武嬉的尴尬局面。而且也确实有乾隆帝“钦依祖训,凡八旗较射处,皆立卧碑以示警焉”的政策。甚至林志豪汉人掌握火器。但是这不等于清代是对民间禁绝火器的。而且更不等于清代火器等先进武器就没有大规模更新。
首先，清朝统治者是非常重视火器的使用的。“康熙十八年八月,谕议政王大臣等:攻击海贼营垒,宜用火炮,内造西洋炮甚利,且轻便易运”。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下旨“火器关系武备,甚为紧要,应严加操练,以俾实用”。
到了乾隆时代，沿海省份经制兵的制式装备火器已达60%。前期火器装备规模已经超越了明朝，随着明清战争的经验教训，清朝军队虽然在主观上力图保持骑射长技，但军队装备中，火器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乾隆十九年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之战时，出征的清军，每百名中有驾枪手75名。炮手5名，携带新铸威远炮一门。火器兵比例已经达到 80%。作战时基本是靠火力杀伤敌人获取胜利。
而且清代统治者，也是积极从海外进口火炮。据汤开建、张中鹏所写的《彭昭麟与乾嘉之际澳门海疆危机》中说过，乾嘉时东南海盗泛滥之际，火器需求旺盛。嘉庆年间，香山知县彭昭麟就曾向葡方购买、借用火器。
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料》中也记载，"鸦片战争前，林则徐"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 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 等" ，共计二百门。
《高宗实录》券602记载，福建巡抚潘思矩建议："琉球国额贡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外，夷目水手，多带余磺，向有奸商代售。臣伤谕该夷使据实报出，官为收买。"可见，清朝不仅进口火炮，还进口火器相关的火药等各种原材料。
清代火炮铸造技术领域，相对于明代，也是有一定的进步。鸦片战争前夕，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痛感中国泥模整体铸造法的不切实用和烦琐，而立志改革。干1841年发明了早于欧洲30多年的铁模铸炮法，铁模可名次使用。不用清洗炮膛，消除了泥模铸炮多蜂窝易炸膛的缺陷，缩短了铸炮周期，降低了铸炮费用，并写成《铸炮铁模图说》，1842 年被印发沿海各省参用。至 1841年9月浙东之战前夕，已铸成120 多门新型火炮。
魏源的《海国图志》评价道，:“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而新型火炮的射程来看。用炮远近疑释"条中又云："向闻大炮击远二三十里，姑之不信，意者或有十里，其弹子弯者不计，直者想有六七里可用。"
然而我想说的是清朝火器领域先进，也仅仅是相对于明朝，而且这个领域，明清是差距最低的。因为什么按下不表。接着说接下来的话题。
说到这里，退一万步，就算明朝各个领域都不如清朝，可能还会有很多人不赞同我的观点，因为有人会说明代，尤其是阳明心学为核心的龙溪，泰州学派的兴起。让社会思想异常活跃，文化发达。仕林争鸣。而大清时代尤其是康乾时代大兴文字狱造成社会万马齐喑。
然而在明末清初。天下大变，明清易代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学者，就认为王阳明心学对明朝灭亡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事实上明代社会士人做学风是很空疏而失于严谨的，在明代，文士人崇尚空谈，放弃实学已成普遍风气。他们崇尚玄学清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众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言高论为神奇”，崇尚玄妙的语言，而放弃实在的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
同时他们又以儒家经典语录作为阐发实质是道家、禅学思想的依据。他们将《孟子·告子上》中，“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从而完全丧失了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明朝的士人无意于做学问，对儒学这一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来源不甚了了。
士人们“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能够通“《十三经注疏》者，寥寥无几。”对社会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明代士人“不入于庄，则入于释”，不履行社会责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协调。顾炎武评价道，“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也。”
顾炎武对心学空疏之风对于明代社会的危害，因而导致晚明社会党争不断，宦官专权，朝政混乱。朝臣不以国事为本，专以心性，经典，祖训为金科义律。而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虚”的惨绝人寰的结果，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阳明心学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作为一个本体论的命题，“心即理”是直接针对朱熹分心理为二而发的。朱熹学说的特点是把心看作形而下的存在，虽然“心包万理”但却不可以说“心即理”。只能说“性即理”。有些浓厚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朱熹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心与理一，在工夫论上，就是通过“格物穷理的方式“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最后“豁然贯通”。就是提倡脚踏实地的钻研，学习某一样学问，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心中的那个“理”。并以此“理”来主宰形而下的心。此谓格物致知。使经验的人心同于先验的道心。而形成矛盾的统一。
而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全部统摄于一心之中，一切后天的安排，造作皆不离此心；"无善无恶"则在心至善，现成的前提下消解了读书穷理甚至道德实践的必要性。格物致知被彻底否定。
而在王阳明死后，心学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化的状态，《泰州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中，王心斋认为心体本：自然流畅的，"本自活泼"，学者不必多做后天工夫，"率性所行， 任自然，便谓之道"。罗近溪说，顺任良知之发用，便是工夫，"解缆放船，顺风棹。此等学者认为，良知本来具足，无待外求，而读书穷理更是成圣进路上的次要之举。从而陷入了到了反智主义的陷阱而不可自拔。
无怪乎刘蕺山评价心学说到，"良知之说，以救宋人之训话，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见成，用良知太活变，高者玄虚，卑 诬妄，其病反甚于训话。"(《重刻习录序》,《刘蕺山集》卷九）
明代遗老黄宗羲，针对心学本体论也是颇有微词，他在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中，一反明代心学基本不谈理气的的局限把理气、心性冶为一炉。
从而避免了心学家只从心上研究问题，奠基空中楼阁一般的学术大厦，而导致的忽视在外在之理的的不足。黄宗羲将自己的这一理论概括为：“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而有条理者。自其变者而观之谓之流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谓之主宰。
”按照这个理论，黄宗羲认为“盈天地间皆气也”而理则是气之条理，是气之流行而不失其序者，在心性上，则是“盈天地间皆心也”。理与气、心与性不是并立的，可以截然分开的存在的两派敌对方。而是相辅相成，具有逻辑因果关系的事物。这就是承认了朱熹的理在气先。同时，也不忽视王学的心，和朱学的理的调和。说着这个理论走下去，所以黄宗羲提出了“必须工夫，才还本体”以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他说：‘盈天地者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完成了理气心三者的统一。
所以，顾炎武，黄宗羲在明清之际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痛感王学末流之蔽起而对明代学术进行反思重点改造了王学本体论，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切实的工夫论，而影响到，同时期和后代的清朝社会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重拾理学中的优势之处。复兴理学文化。革除心学弊端，呼唤出一个更加进步的时代。
而更有人说，清代，盛行朴学，把学者埋入故纸堆中，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不关心社会疾苦，百姓生计，岂不连明代心学儒生都不如？而且清代文字狱盛行。压制反对意见，这样的社会岂能配和大明王朝比？
然而汉学家路德·C.古德里希在他的《乾隆文字狱》中认为，不论宋朝,还是明朝,都不是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天堂。更有甚者,17世纪,太监魏忠贤操纵的对政治敌手东林党的迫害,其手法之残酷恐怖,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清朝的文禁。
而且明代三百年，正是中国历史上对士大夫最惨无人道的肉刑—廷仗制度，使用频率最多的时代。
其中朝廷大臣被集体仗毙的事件，就发生了不下两起。
正德十四年(1519年)，皇帝朱厚照要到江南游玩，群臣纷纷上谏劝阻，惹得皇帝大怒。结果舒芬、黄巩等146 位大臣受到廷杖之刑，有11名官员被当场打死。
嘉靖三年（1524年），初登皇位的皇帝朱厚熜，欲追封其生父兴献王为帝，群臣认为不符合礼仪，极力劝谏，100 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日夜哭谏，皇帝下令施廷杖惩罚，当场打死17人，这就是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从上可知，廷杖的发生，大部分都是因为触怒了皇帝权臣阉宦而引发的。背后牵扯到皇权斗争，而到了天启四年七月，御史李应昇上书要求废除廷杖，反对用廷杖损伤朝臣的士气。自此，魏忠贤废除了廷杖。之后，崇祯朝明思宗又使用廷杖，随着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明朝的廷杖也就随着历史消失了。至清代乃至后代，在于廷仗这种刑罚发生。
对于明代这种毫无人道的廷杖制度，清代的所谓异族统治时期，一般朝廷内部更加制度化，朝臣也无更多掣肘皇权的能力。纵然也有相关的党争发生，但是正面冲突的可能性概率大大的降低。而从清代开始，17世纪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开始转向实证研究。其中他们中先行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确凿地证明,从汉代开始，被推崇的六经之一的《尚书》是后人所托古之赝品。证据确凿，大加鞭挞，将伪书批得体无完肤，当时的学术界对阎氏的发现毁誉不一。但是,他的论著从未受到朝廷的压制。如果此中学说放在前朝，是不可想象的。
而后代的朴学大师皖派领军人物戴震，他用考据学中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的三大方法，以《孟子》为批评武器，建立与程朱理理学正统学术体系相抗衡的学术理论。《孟子》中存在维护反抗权利和民本的思想。明代皇帝曾从科举考试通行的《孟子》版本中删除这些内容。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恰恰是在清代文字狱空前严酷的乾隆朝完成的，并且向当时清代主流的学术体系发出挑战。
戴震在他的书中阐述了他的思想目标:“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百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他从对理、气、性、情的详细考释开始着手,认为运用训诂考证的方法,可以纠正以朱熹为中心，及其他理学，心学大师对古代经典中一些模糊的概念所进行的错误解释。然而朝廷并没有因为他的学术反叛精神，而降罪之，相反，乾隆皇帝重用他参与编著《四库全书》。从这可以看出，清代的所谓文字狱对于文化领域的思想压制作用，估计过高。
而同时代，浙东学术的章学诚，作《文史通义》以六经皆史为其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以历史为道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文章，地方志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同代考据学派以音韵、训诂、制度考订等语文学工具的道路，走出来一条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
正如他说的，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总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矣。”
又言到“夫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
从这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主张历史记述不应该停留在过去史实的记述之上,而应该是以现在未来为志向的‘知来’之学，模仿着汉代刘向、刘歆的《七略》制定透视知识整体的俯瞰图即透过“文史”作品的表象寻求其中的文史通义。虽然逻辑体系尚显得单薄，然而从整个史学体系上这不就是西方黑格尔学派克罗奇，和克林伍德的史学史，异曲同工么？
章学诚以治道为中心的六经皆史论，正是在乾嘉学派语文学，研究小学主流的学术体系中，开辟了以史学代经学的治学体系。而从更高层次理解，章学诚言性命必究于史，以史为天地奥秘的核心。正是以史代经，开创了一个中国文史研究的新时代。
没有清代的考据学派整理国故，清代政权的对外扩张，融合四夷，和亲交泰的民族政策，治国理政思想，就没有任何合法性，因为在有明一朝，无论是阳明心学，还是泰州学派，明代思想是开放性的内敛。强调在皇明祖训的基础上，形而上学的坚持祖制，进而利用古人文献思想。为己所用，结党营私。最终形成内斗外封的闭目塞听状态，所以明代才无可挽回的走向国土越来越小，对外接触越来越闭塞的状态。而史上唯一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没有侵扰过国土的只有清代，因为清代和亲文化，加少数民族政权的外向型二元帝国体系积累的历史经验，通过江南文人的严谨的学术考虑，互动形成了一个苟日新日日新的思想准备。
城市人口，市镇的数量规模增大，代表了一个地区商业的发展，从清代人口增长速度。和城市规模的对比而言，清代商业发展明显是非常迅速的。思想领域清朝也是被后人所严重忽视。所以所谓大清耽误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论完全不成立。纯属谬论。那么既然如此，大清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工业革命，那就让我们深入讨论。
一般来说。资本发展的三大要素。资金，土地，人口，而这三要素具备了，才会有工业革命的诞生，然后经济转化为资本。形成资本主义。
然而明朝的问题在于，首先一点，明朝晚期生产体系不像欧洲，需要那么大的市场。欧洲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资本主是一种历史已久的冒险行径。当工业革命开始时。资本主义已经有很长的生活阅历而且并不只是从事经商”。
本身欧洲因为本国国土狭小，富裕的卢瓦尔河，莱茵河河谷，和波河流域根本无法养活膨胀的人口，所以欧洲中世纪威尼斯，热那亚，北欧汉萨同盟才有开拓市场的动力。
比如说威尼斯，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人国家。公元前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忙战乱给西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破坏。同时东罗马帝国不仅政局相对稳定而且社会经济发展、工商业繁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贸易市场。而威 正处于西欧与拜占庭之间所以它处在一个媒介的位置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独特的外交政策，也给威尼斯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西欧，由于蛮族侵，一扫先前的罗马文化遗迹 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兴起威尼斯也与它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在东方威尼斯和拜占庭视是从属国关系。但是拜占庭却与蛮族王国格格不入。同时威尼斯与埃及、叙利亚等穆斯林世界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威尼斯在三者之间左右逢源取得自己最大利益。另外，由于海岛天然地理保护，使其免遭蛮族的入侵而它他港口城市如马赛、比萨等在蛮族入侵下和连年战争衰弱。
法国学者布瓦松纳在他的《中世纪欧洲的生活和劳动》中说，“几乎所有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贸易和商业联系在一起，他们或是水手，或是手工匠，或是资本持有者，或是商人。”自公元976年起就破坏了共和总裁的君权，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开始参与城市的行政生活和财政管理。'所以，中世纪的威尼斯并未形成欧洲同时代普遍具有的农奴制经济体制。其社会结构就是以商业活动而不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在它的社会结构里从始到终就不存在一个封建的阶级的阶层。汤普逊在他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说“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
而另一个比较特殊的欧洲北部著名商业联盟汉萨同盟，后罗马时代的加洛林时代，落后的德意志北部地区，和北欧地区随着农业工具的进步，大量土地得以垦荒，庄园经济下，互通有无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弗里斯兰农商和久赋大名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商人，从事一些初级形式的远程贸易。
随着在后来的黑死病灾难性事件后。加速了欧洲经济社会结构的大范围变革，欧洲传统的采邑庄园经济模式开始走向解体，农奴制度得到进一步瓦解。欧洲地区市场的扩张已，与个人的人身自由化趋势基本达到了同步状态。残酷的德黑死病，降低了总人口中失业者与就业不足者的比例，进而增加了劳动者参与市场的热情。
加之农民通过持续抗争，与领主达成新 ，以自由身份的市场选择为导向的租佃契约，传统的封建依附关系逐渐的消失了。农民的自主生产权利，获得了保障，激励他们提高劳动强度和效率，扩大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范围。开启面向市场生产的专业化浪潮。
14到15世纪的欧洲初步形成了以波兰，普鲁士，西里西亚为主东部产粮区。西部法国东北部加莱地区，弗兰德斯地区，英国东部地区的制造品加工区。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东东岸地区的木材加工，畜牧业养殖的东北部商业制造区域。另外还有比斯开湾的盐产区,伊比比利亚羊毛产区,加斯科涅的葡萄酒产区,哈哈尔茨山尼亚的青鱼产区，卑尔根的鳕鱼产区。
这些地区经济的专业化程度发展越深，它对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口的需求就越发的强烈。各专业化产区间的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成为大宗商品贸易的主要内容，这是远程贸易模式的一次大的变革或提升。从而迎来了汉萨同盟发展的极盛时期。
到了奥斯曼帝国阻断商路之后，欧洲迅速被逼迫到进入大航海时代，不断的开拓新的殖民地市场，以让欧洲大陆本身人口得到释放，在大规模的城邦，小国林立的环境下，新的区域大共同体，经济合作市场，得以建立。
而明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央政府强大的交通农田水利，劝课农桑的鼓励政策下，男耕女织的生活非常稳定，国内市场单一又自给自足，而且周围的土地，不是崎岖贫瘠的山区和丛林，就是荒凉干旱的草原地带。再就是土司制度下边疆地区，无法大规模作为新的土地去开垦。而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回流，围湖造田后，所获得的土地也不是决定性的，限制于生产力的局限性问题下，北方草原地区土地，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以无论是大明帝国还是大清帝国。他们都完全没有动力开拓新的市场，也谈不上资金和人口的需求。
第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是钢铁，煤炭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机器制造产业的进步，对于解放生产力，释放劳动力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明朝时期，江南地区缺少煤炭，和其他矿石原料燃料资源。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锻炼金石之用。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有煤。北方勿论。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臭煤，燕京、房山、固安，湖广、荆州等处间有之。”
而表7中明代主要煤炭产区为黄淮流域，基本和江南地区无缘。
而且江南地区普遍气候温暖。对燃料的需求并不大。并没有对原料的迫切性。同时恰恰本地区农业发达，粮食经济作物并不缺乏，是发展轻型手工业的基础。然而中国江南地区富庶，人口稠密。人力并不缺少，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中，更加有效率的手工场生产模式迅速成为主流生产体系。完全可以满足本地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为主体的生产模式的辅助。土地制度，江南文化繁盛，培养了一批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群体，对土地产权上，掌握有很大的话语权。同时本地区并不缺乏极端廉价的劳动力。不用担心生产技术对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压力问题。这样，在能源原料和经济中心出现了二元分离后来，明清江南地区，自然也就没有发展大型现代化煤炭，钢铁工业的基础。
从表8和可以看出来，而欧洲同时期，尤其是英国中部地区达勒姆—诺森伯兰和米德兰是英国最重要的煤炭产地。所以英国最早的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达勒姆—诺森伯兰和米德兰周围的的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重要工业城市。而在19世纪，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德国的鲁尔区也同样是重要的原煤产地，所以法德的工业革命中心在这两个区域也是意料之中。
而欧洲在开拓殖民地之前，各地区早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的市场体系。就像前面所说的汉萨同盟周边地区一样，欧洲弗兰德斯的羊毛纺织业，法国的农业，英国的畜牧业，和中欧莱茵河地区的手工业，形成了区域分工，弥补各个区域产业发展的的缺陷，形成了超级的手工业大工场生产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工业革命爆发的市场层次基础。
第三点，货币金融的崛起对于欧洲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促进作用。表9中可以看到。由于东方印度，中国的制造的棉织品，丝绸，茶叶，香料的出口，欧洲产银大幅度流失陷入严重的银荒压力之中。即使新航路的开辟，大量白银经美洲涌入也无济于事。随着东西方贸易额的急剧扩大，让欧洲大量的白银贵金属流失东方，实际上，欧洲殖民者占领了拉丁美洲银矿产地，却让欧洲成为白银的中转站的尴尬地位，这种东西方贸易的"一边倒"局势无疑使得欧洲本就奇缺的贵金属储量雪上加霜。
欧洲，尤其是英国历代君主颁布很多限制白银出口的政策，也无济于事。在这样的环境下，英国被迫带动了重商，尤其是重工主义的发展，通过改良制造业水平，提升生产效率，一举扭转过去因为交通物流成本限制，和生产效率底下完成的成本奇高不下，质量问题很大的纺织品，和各种日用品。让出口新型工业商品，成为改变白银贵金属流失的重要手段。大量贵金属回流，同时更是给大量劳动力和资金形成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倒逼进行各种尝试的改革，来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文明良性循环。
而欧洲特殊的四分五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邦国林立是欧洲文明的主流的生存状态，贵族文明封建主义欧洲君主国，不断的长期的战争逼迫各个国家为了战争准备，必须释放更多的劳动力，提升了本国臣民的政治地位，同时，为了满足君主们，进行战争的资金需求，被迫开源节流，欧洲各个君主国也要利用治下的区域，让渡出去更多的权利给自由民，在自由市中进行自由，无依附性的商业活动，赚取更多的税收支持战争，同时给与商人阶层更多的利益，承包税收征收权利。发行王室贵族的债券，来筹集战争经费。
在现代欧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比荷兰抗击西班牙、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比任何起义都要历时持久，且更具连续性。从1566年的8月到1648年的1月，战争历时长达80年之久，期间除1607-1621年之间的停战外，其余时间双方仅在1577年熄战了6个月。到了17世纪中叶，80年之久的独立战争最终以荷兰七省的胜利告终，北部荷兰为首的诸省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形式独立。
整个八十年的战争中，弱小的荷兰无时无刻不面对着庞大的战争经费支出造成的随时随地可能爆发的财政破产，然而荷兰却奇迹一般的挺了过来，并且成为欧洲那个时代最富裕，最先进，最繁荣的尼德兰七省联盟。这要得益于荷兰年金市场的建立与债券市场的信用机制。他通过民主化的制度，建立一个有限责任政府。不断的在战争压力下，限制公权力的泛滥而导致的政府信用下降。从而在此基础上，大规模通过各种金融手段。股票市场来筹集战争资金，帮助荷兰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安特卫普成为欧洲资金的来源地。甚至完成了帮助威廉三世对英国的光荣革命。
后来的内战后的英国，继承了荷兰的金融霸权，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帮助英国以最低的利率获得融资，打赢了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乃至拿破仑战争……奠定了日不落帝国主导的维也纳体系。让英语至今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格林尼治时间成为人类的标准计时时间……
因为战争而兴起的主权国家债务，信用股票制度，给了民间商业群体更大的自主权，他们按照市场需求的模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提升，和生产效率的增长。进而有了先进的科技应用的动力。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准备工作。
而这些也无法促成欧洲文明的质变的发生，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首先要有更加先进，更能促进文明进步的思想，去助推欧洲文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
所以第四点，欧洲的思想的崛起，是欧洲文明完成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从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先贤，就产生了追求自由的一般本质的概念的终极价值观。它超脱于实用技艺基础上，而追求真正的知识的科学精神，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形而上学。
在这个基础之上，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演绎科学促成了欧洲文明的价值理性的基础底色，就不同于其他文明解决问题的手段性工具理性。而后来诞生的基督教，一神教体系下，欧洲文明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更加专一，尊崇上帝的品质。
虽然漫长的中世纪蛮族文化暂时将古希腊文明的理性主义思想遮盖，但是经过十二世纪希腊哲学大翻译运动后，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性的哲学和信仰的神学并行不悖，进而极大突破了欧洲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从而让经院哲学得以诞生。
从此，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这两种都是非功利性的，执着于真理探索的学术体系的力量，被欧洲文明发挥到了极致，现代数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雏形。随后，唯名论唯实论经院哲学的大辩论，进而在求力意志下，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的自我怀疑的实验主义精神的诞生，极大的促成了在文艺复兴运动一系列天文学，数学家对于宗教的禁锢的第二次突破，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皇家科学院的建立，牛顿三大定律，莱布尼茨微积分计算方法的诞生，带来的启蒙运动的潮流，各种新的实验方法，现代科学的理念层出不穷的诞生，结合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环境，共同促成了，欧洲工业革命的诞生。欧洲科学的思想，理性的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力，让新的发明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的诞生。
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中，普遍重视集体主义的共相价值，而忽略了古希腊的自由理性文化。中国的古代学者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并且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立足于从整体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强调发现出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导图。
如《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分别代表了天、地、雷、风、水、火 山、泽，整个宇宙就是由上述八种事物构成。同时又认为："乾为首 ，坤为腹，寒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总为口"以 、足、股、耳、目、手、口构成人身的整体。"易"以阴阳来解释事物，不仅要求从整体来把握事物，而且要求把握事物的运行轨迹。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内的各个器官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它们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在治疗时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不单从人 自身还要与外界环境联系起来，结合当时的节气气候、地方水土、患者的生活习惯、性情好恶等等来考察，中医学就是以运动的观点指导来治疗疾病的。
这种思想有其独特的价值。被后人所称道和学习，但是这种整体思想观念中，把自然界当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客体。进而把各种自然、社会现象都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形式框架下附会类比。忽视了对物质结构，本质形态的探求，忽视了对具体现象的实证性的分析。只看其中表象的描述和比附，使中国科学技术长期不能形成反映本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发展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仍然处于直观观察，经验判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而未能完成理论的抽象和概括。
然而，这种中国传统思想，却又显得眼高手低，在实践中表现为“重人文、轻理工。尚空谈、鄙实践崇义理、薄功利慎修身、斥技艺”的传统。 过度关照于主管臆测的说教理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君子不器”是儒家的教规，也成为对于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种不好的态度。
儒者把生产技艺被认为是“玩物丧志”。士林所不齿的行当，从事技艺的工匠地位及其低下。被纳入贱户口。而把自己做我哥知识分子读书做的学问的目的，称之为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他们鄙视技艺，讲究修身养性，因而完全脱离了生产实践。这样生产技术的发展就缺少了来自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对生产技术在理论的总结和提高自然就受到了限制。
过度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丧失了逻辑方法的运用。不能将逻辑作为一种归纳、推理、抽象的方法运用到具体科学之中。造成实践上升到理论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演绎工具。所以中国千年学术体系总是停留在一个形而下的工具理性范畴，而无法超越实用价值层次。达到形而上学。没有这样的学术思想准备，所以在明代开始。中国文明逐渐的被西方超越，而丧失了发展的后劲。
综上所述，工业革命的历史阶段中，逐渐演化而来的科学技术体系而分出来。同时代的明朝，清朝从历史深度中的文化思想积累，还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所需要的各项条件指标都不具备。
时人魏源在对比英国火炮的生产技术后，指出“该夷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其工匠与监造之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
为何英国能做到火炮铸造领域，不惜工本，而大清帝国就做不到？问题在哪里，根本原因经济领域还是农业封建社会的男耕女织体制，而同时代的欧洲早就统一生产标准，配合科学的管理系统的生产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解释了，清朝可以制造出工艺流程简单一些的火绳枪，普及清军八旗绿营，但是却无法保证更加先进，当时欧洲军队普遍装备的燧发枪，因为燧发枪的机械原理更加复杂，对于零部件加工都需要一套更加规范化，标准的生产线，所以。清军迟迟无法将燧发枪大规模普及军队之中。
所以这种状态下，各项条件都不具备，明清时代的文艺复兴刘是空中楼阁。又何谈发展资本主义？最终结论是，大明，大清没有本质的区别，大清无非是在封建农业帝国基础上重建了唐代天可汗的二元帝国体制，让大清政治制度，比之明代，应对内忧外患方面，更有韧性。然而就算没有满人入关，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也不会有西方式的工业革命的诞生。只能缓慢，僵化的运行着，而在王朝末世完成新一轮治乱循环，最后还得诞生一个类似于清朝的王朝……
参考文献
清代考据学
中国哲学通史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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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内典”条
《孟子师说》卷二《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子刘子学言》卷六《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金融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霸权国家兴衰的新思考
中国古代科学观研究
古代华北燃料问题研究
英国煤炭工业发展及其与工业革命关系研究
太湖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研究（1368-1937）
明清间苏宁杭湖丝织业的新发展
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
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
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的形成
“弓马骑射”笼罩下的清代火器——清代火器发展及使用状况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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